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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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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信仰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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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詹姆斯·吉尔雷《美国响尾蛇》（伦敦：W.汉弗莱，1782年4月）。殖民地经常会以蛇作为象征；在星条旗出现之前，美国国旗上也有蛇的图案。之前的漫画，尤其是1754年的一幅漫画，把殖民地描绘成一条被割断的蛇，暗示他们“要么团结，要么死亡”。这幅漫画出现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它描绘了一条完整的蛇。这条蛇的舌头上得意地写着，“我的身体已经‘伯戈因’了两支英国军队（这句话将“伯戈因”作为动词使用，意为围困。这种用法旨在讽刺伯戈因在交战中屡次惨败。——译者注）/我还为更多的军队留足了地方”。这条蛇的身体卷成三个圈，其中两个圈所包围之地分别象征着伯戈因和华康里的军队。第三个圈则宣称是“为其余的军队准备的”。下面的诗句说的是“在北方平原上的英国人/想想你们该如何行军前进、如何挖掘战壕/这条巨蟒在议会呼风唤雨/在法国也是一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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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和殖民者双方来讲，这场战争还代表了一种新的冲突。不管是殖民者在边远地区的战争，还是英国正规军的大范围战役，都没有给这种新冲突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从根本上讲，这既是一场直接的军事对抗，也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战役。英国军队的总司令之一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男爵充分意识到了“赢得民心”和“征服美国人思想”的必要性。[18]不过，需要面对这个难题的不只是英国一方。即使华盛顿竭力劝服议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军队，劝服他的同胞加入这支军队，但同样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形式对抗英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人就是亲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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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独立战争最终的确将殖民地从英国分离了出去，那些始终对英国保持忠诚的人的说辞便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故事中被边缘化，反之，美国爱国事业的浩荡声势和它取得的军事胜利一定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当然，从数量上讲，就算华盛顿有时候感觉美国爱国者太过沉默，或者至少不够活跃，他们也的确占据了多数。在当时的殖民地大约有300万人口，其中只有约50万人支持英国。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这些人的立场越发招致反感，因为独立战争既是一场殖民者争取独立的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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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州，尤其是战争后期的卡罗来纳，亲英分子组成的志愿军与大陆军、爱国民兵志愿军发生冲突。邻居之间反目成仇，不是因为独立事业，而是出于私人恩怨。这场冲突导致了混乱和暴力，是亲英分子一直以来都不愿看到的。所有州都进行了效忠宣誓，其中既包括了对于英国皇室的谴责，也包括了效忠各个州的誓言。拒绝参与到爱国事业中的人将面临严重的惩罚，其中包括财产充公、流放，有时还有死刑。最后，很多亲英分子——估计人数在6万到10万之间——被迫离开殖民地，逃亡到加拿大或英国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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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英分子因为支持了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所以很容易就从美国历史中消失了。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对美国独立的最终成就造成了多少军事威胁，坦白讲，虽然有大约3万亲英分子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但他们的威胁并没有多大。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帮助澄清、解释了这场殖民地战争的原因——建立一个独立于英国的美国。事实证明这场争夺民心的战争是残酷的。亲英分子的经历不仅凸显出半个多世纪之后被美国人称作是“多数人的暴政”的摧毁性力量，同时也凸显了确实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折磨着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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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英分子并不仅仅是习惯了传统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与殖民地年轻一代所热衷之事格格不入的社会精英。虽然亲英分子在人口构成上有一些显著的规律，但实际上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和职业、背景广泛。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白人差别不大的种族——德国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以及那些拥有强烈宗教身份意识的人——贵格会信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南方长老会教徒们——都倾向于加入亲英分子的阵营中。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曾问道，什么是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战争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指出什么不是美国人，成功地缩小了答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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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殖民者和英国人、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黑人和白人来说，革命时期都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个时期做出的抉择十分复杂，并不仅是选择自由还是奴役、成为英国殖民地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么简单。在有些时候，对于奴隶和亲英分子而言，这种选择也并不是完全由他们做出的。华盛顿在即将卸任总统之前虽然也强调了美国身份的自愿性，但是，正如他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都在强调的那样，自愿的爱国主义对于军事行动，甚至有可能对于意识形态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在瓦利福奇度过了整个严冬的华盛顿在春天来临时指出，“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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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样的回报，则要因人而异。对于像华盛顿这样的人来讲，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奴隶来讲，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获得自由的前景。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则是成为奴隶主的机会。亲英分子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担心凝聚殖民地的唯一的黏合剂即将崩溃，暴政也将随之来临。从他们所处的情况来看，这些想法并不算错得离谱。在美国殖民时期，白人一直都在极力将奴隶和自由人区分开来。在美国革命期间，他们则一直在极力区分效忠英国的人和背叛英国的人，并且不情愿看到这种区分是全然出于自愿的。为了压制反对革命的声音，殖民者限制了出版自由，也为之后全国性法律《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案》的出台铺平了道路。到头来，事实证明，选择既是一种解放，又是一种束缚。识别出谁是这个国家中受欢迎的人，谁又应该从这个新国家中被驱逐，从建国伊始就在考验着美国人的头脑，到今天仍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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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巴黎条约》之后，美国便要开始处理很多咄咄逼人、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之一仍旧是军事问题。1783年夏天，费城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士兵因为欠薪问题发起暴动。议会担心会酿成更大的危机，于是很快解散了大陆军。不过，让士兵们迅速解甲归田的计划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很多人从他们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中牢牢记住了美国自由的代价。这也是这个新国家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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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军中服役士兵总共有15万—20万人——当然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否则华盛顿的日子就不会这么难挨了。其中1/3的人在战争中牺牲或受伤。大概有2500人在服役中死亡，大概是所有参战士兵的1/10。参照美国现今的军队规模来看，相当于250万人。在那个时期的战争中，致死的原因是很典型的。其中近一万人死在战场上，另有近一万人死于疾病。而战争留下的伤痛和疾病也给很多退伍军人造成了持续性的健康问题，造成他们过早死去。1818年，议会通过一项抚恤金法案，对存活下来的退役军人做出补偿。申请抚恤金的情况显示了退伍军人遭受伤病的程度。但是，这些抚恤金的接受者数量极少，革命给其他许多人都带来了长期的生理影响。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则又另当别论。至少从理论上讲，在革命军中服役的经历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凝聚力的。虽然华盛顿不得不与军队中的地方性偏见做斗争，这场战争也许还是希望唤醒某种超越各个独立州的生存意识——一种有待争议的更为宏大的国家意识。与此同时，革命期间的效忠宣誓针对的是各个州，而不是这个作为统一实体的新国家。虽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的漫画暗示各个殖民地之间新达成了团结，但一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这种说法最多只能算是言之过早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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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解散军队的速度就不会让人感觉意外，但它也许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并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战争如今已经结束，生活可以重回正轨。前军队外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沮丧地发现“爱国者和战争英雄普遍都流露出隐退之意”。他认为，那些刚刚解甲归田的人“就像是技术娴熟的老水手，他们把一艘船从大洋中心的风暴中挽救了出来，但一等海浪平息就睡着了，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全部交给了那些没有任何知识或经验的海员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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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战争结束了，”拉什承认，“但美国的革命还远未结束。”“相反，”他提醒美国人，“这部伟大戏剧才刚刚结束第一幕，我们的新型政府尚待建立和完善；在它业已建立和完善之时，还需要为这些新型政府培育拥有原则、道德和礼节的公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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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这个新国家的政府架构。这是一个公认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华盛顿遇到的很多军事问题的根源。大陆会议在1777年便起草了各州之间的《联邦条例》，但是这些条例赋予国会的权力非常有限，甚至于几乎无效。例如，国会可以建议各州提供维持革命军运转所必需的经费数目，但是只有各州才有权最终决定它们是否会支付这笔费用。如果《联邦条例》连军队都不能有效地招募起来，它当然就更达不到治理国家的要求，特别是像美国这样战争刚刚结束、变数巨大且尚未定型的国家。独立战争让先前的殖民地陷入了非常危险的财政处境。所有战争结束之后，人口都会产生流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人扩张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进入到肯塔基和田纳西地区。实际上，国会本身的地点也没有固定下来，在1783年从费城搬到了普林斯顿、安纳波利斯，1785年在纽约短暂停留之后，又转移到了特伦顿。不过，在此之间，议会的确成功为这个国家的地理扩张建立了一些重要规程，也就是1784—1787年的诸多土地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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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个土地法令是由杰斐逊在1784年起草的。法令规定，只要一个领地的人口达到了建国13州中任何一州的人口数量（6万人），就可以获得独立州待遇。次年，按照《1785年土地法令》的规定，除去为独立战争退伍士兵保留的一部分土地，以及按规定留出用于建立学校的土地之外，其余土地都由国会开始出售。1787年的《西北法令》中的条款禁止这些地区实行奴隶制度。法令规定“指定地区不得实行奴隶制和强迫奴役，但因犯罪而依法判决之受惩者不在此列”。如果说《联邦条约》在很多其他方面都遭受失败，在这方面却取得了成功。这些土地法令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们创造的诸多先例成为这个国家地理和政治形式的根基：其一，这些领地受到国会的控制，而不是由各州控制；其二，不去扩张既有州的面积，而是建立“与最初的十三州享有同等地位”的新州。《西北法令》的法律措辞强调了人身保护权和宗教宽容原则，这些理念将与宪法和前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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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把这些新近获得的领地划归到中央控制之下是一回事，而将这些领地和原13州中的居民融汇成为一个拥有共同的国家目标的团结的国家团体，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急需找到实现这个设想的方法，因为这个国家还处于金融动荡，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动荡之中。美国农民身负重债；美国商人没有像他们在欧洲那样获得贷款，因此越发受挫，并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越发倾向于通过武力表达这种挫败感。对政府最为激烈的一次挑战出现在1786年的马萨诸塞州，一位叫作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的大陆军退伍士兵试图夺取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联邦军火库，被该州民兵志愿军镇压，史称“谢斯叛乱”。这次事件并没有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却让一些人，特别是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的人集中了想法。拉什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有必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运转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让美国人理解这个新共和国的重要意义，并接受“成为好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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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在言行举止各方面都有一个国家的样子。事实上，大陆会议在1776年通过独立宣言之时，就已经开始着手设计美国国玺（图21）。但这个新国家想要确认自己的存在，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官方标识。当然，一个国家需要的军事胜利，已经由华盛顿实现了。一个国家需要的官方旗帜（星条旗），也在1777年选定，虽然贝齐·罗斯（Betsy Ross）缝制国旗的传奇并不是真的。按照拉什的理念，一个国家还需要通过写作来发展报业，尤其是要形成一种可靠的发行报纸的途径。因此它还需要扩张邮局的规模。要知道，一直到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将印刷资本主义视为国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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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这样一个国际传播和瞬时通信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忽视拉什在1787年所提出的观点的深刻意义。但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讲，他的观点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拉什宣称，报纸所建立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智慧的传播工具”，更是这个国家“守护自由的哨位”；但正是邮局代表了“政府真正的非电力导线”，也是“向联邦共和国中每个个体传递光与热的唯一途径”。美国宪法与拉什的理念一致，它赋予国会的其中一项权力便是“建立邮局和邮路”。传播对于这个新国家的重要性在之后的《1792年邮局法案》中得到强调，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对此也深信不疑。他在1833年赞扬美国邮政服务的高效“让相距最为遥远的地方和人……可以相互接触，缓和了忧虑、增加了愉悦、振奋了数百万孤独的心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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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如拉什所期望的那样，通过邮局快速送达美国各地的报纸不仅在刊登的文章中传达了一种国家归属感，还将通过这些文章所使用的语言巩固这种归属感。如果说在殖民地时期，英国种族核心已经确立了它在语言上的统治地位，那么到了革命时期，美国人已经很乐意接受诺厄·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的努力。韦伯斯特在1783年编写的拼写课本中，对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在拼写和发音上都做出一定区分，并且还提醒美国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靠你们的努力去建立和支撑的帝国，以及一种有待建立和发展的国家品质”，因而应该“像独立的个体一样行事”。韦伯斯特坚称美国已经“做了太久的孩子、臣服于控制，在一位傲慢的家长的利益面前唯唯诺诺”。[22]不过，如果先前的殖民地听从这一建议，需要修改的就不仅仅是《联邦条例》中的拼写方式了。在美国国家事业的核心当中，连关于自由的语言自身都需要被奉为神圣、编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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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美国国玺。背面图案虽然并不被当作官方的美国国玺使用，却也和正面国玺一起出现在了一元纸币之上。这些文字意思分别为：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万世的新秩序已经诞生（Novus Ordo Seclorum），引自维吉尔《牧歌》IV，5。上帝赐福我们的事工（Annuit coeptis），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IX，625。图案的象征含义参考了最初的13个殖民地（13颗星、13个条纹、未完工的金字塔有13层、秃鹰的左爪握有13只剑、右爪握有13片树叶和13棵橄榄）。金字塔上标注的时间是1776年，也就是起草《独立宣言》的年份。金字塔上的“上帝之眼”是18世纪基督肖像中常用的元素。美国国玺的设计在历经几个委员会的审查之后，最后由议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确定。由www.istockphoto.com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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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制宪会议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时，修改《联邦条例》的意向并不强烈。参会者做出重新编纂宪法的决定，是出于很多代表共同持有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既根植于英国先例，也根植于近期的革命经历。一些殖民地的精英分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对于诸如“谢斯叛乱”一类事件所蕴含的意义如果不说是充满恐惧的话，也是心有余悸。他们反对关于建立常备军的整个提议，并明确主张实行君主制。他们对过度的民主普遍持怀疑态度，但也决定在整个国家延展民主的范围，不过是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杰里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的著名言论可以很好地总结建国者们的立场：“政府来自于人民，但它必须告诉人民……他们无法统治自己”，这是基本原则。简言之，建国者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间接民主：公民推选代表，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直接投票。这种民主制度自信地假定候选代表将从社会精英中选出。所以，理论上讲，一位公民在政治代表性上有着无限可能，但在现实中，这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实践上，这样做便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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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者们描绘的政治图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建立在分权或“制衡”的前提之上。横向来讲，即联邦政府和州的制衡；纵向来讲，即政府各个部门——执行者（总统）、立法机构（国会）和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之间的制衡。这种制度保证了每一方都可以监督其他权力，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占据支配地位，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建国者们对于人性持有矛盾的态度。美国国玺实际上就总结了这种态度：鹰的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另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战争的弓箭，两者平衡对称。这也许可以仅仅看作是象征着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采纳的公开立场——渴望和平同时也英勇善战——但同样，它也透露出另一种意思：对于人民以及人民与权力的关系，建国者们持有一种怀疑却又现实的观点。试图赋予大众更多权力的建国者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大众的。就政治权力而言，建国者就可以正视一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并直接将它们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