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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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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南北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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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北内战于1861年爆发，现在通常将美国国会法令废止危机之后的时期称为“战前”时期。对1830—1860年这段时期的评价主要倾向于分析南北方之间愈发紧张的敌对态势，然而，强调那些造成南北分离的差异的同时，也就忽略了那些将南北方团结起来的力量。当时的观察家有时也会这样，托克维尔就是如此。因此，他在关税动荡期到达美国，观察到美国人生活中“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两个趋势“就像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而南方尤甚——“在全体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如果让南方诸州各自独立，他们肯定吃亏最大。但对联邦的团结最有破坏作用的，也正是南方各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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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首起企图割裂联邦团结的事件不是发生在南方，而是发生在新英格兰。当时正值1812年战争（即美国与英国于1812—1815年发生的战争）期间，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只有《星条旗之歌》作为美国国歌得到永久留传。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因为不满国会提出的征兵要求，于18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举行会议，就国会的特权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各州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拒绝听从国会，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脱离联邦。如果说这是联邦的雷达上探测到的第一个解体信号，那么国会法令废止危机就是第二个信号，而1861年开始南方各州的相继脱离则可以视为第三个信号，它们共同指向一条既定的路径。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路径才真正开始显现，而即便是在那时，也无人确信那会是美国将要走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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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福德集会在当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那场战争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场振奋民族情感的战争，让美国人紧密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不幸的是，这种团结好景不长。因为1812年的战争让美国人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又有大西洋将欧洲拦在3000英里之外，没有任何天敌。自此之后，直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之前，都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在美国国土内造成实质性破坏。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而言，他们面临的唯一危险来源于他们自己。联邦虽然最终以暴力形式解体，但招致解体的并不是国会法令废止危机这种大规模的南北对抗，而是源源不断的局部分歧，因而美国人也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特别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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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通过压制南卡罗来纳保住了联邦，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对此心怀感激，这也可谓是他在杰克逊时代里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杰克逊时代一直以来也被称为“平民时代”（Age of the Common Man），但杰克逊几乎没有提高社会和政治流动性，他的统治甚至在那时被认为过于专横。1833年，作为民主党反对党的新党派辉格党成立，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二党系”（Second Party System）时期。该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在实际上也很大程度地起到了统一美国的作用，让美国人以党派的名义而非各州或蓄奴的名义团结在一起。不过，这种团结时期也相对短暂（1833—1856年），其不能长久维系的原因就在于奴隶制。最开始，它通过避开奴隶制问题存活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避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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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后那些指引并且影响美国人生活的事件里，废奴运动是最为重要的一起事件。最初，废奴运动并不受欢迎。废奴主义者被视为激进分子，他们在想要与奴隶制完全撇清关系的北方人看来是一股破坏势力，在日益致力于保护自己“特别制度”的南方人眼中则是一股危险势力。但废奴主义者的原则是在废奴问题上宁可受人憎恶也不能遭人无视，因此他们一直在坚持吸引美国人关注奴隶制的罪恶。他们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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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北卡罗来纳一位出身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对全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他在文中向非裔美国人建议道：“如果你开始反抗，要确保反抗有用——不要疏忽大意，他们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他们只是想要我们做他们的奴隶，觉得为了让我们甘于悲惨地成为一名奴隶，杀死我们也无所谓——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任何行动，要么杀死他们，要么被他们杀死。”1831年1月，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发行了第一期《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呼吁立即解放奴隶。“我很认真，”加里森宣布道，“我不会拐弯抹角——我不会原谅——我不会退缩一寸——我会被听见。”他也许的确被听见了。同年8月，弗吉尼亚南安普顿县一位名叫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奴隶领导了一场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有成功，但也让大部分南方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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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对此主要是予以反驳，完全否认，他们以消极攻击的态度，一方面试图将奴隶制推崇为卡尔霍恩所称的“一件积极的好事”，另一方面又阻止任何人谈论奴隶制（见图26）。这种回应自然使得奴隶制成为人们确实想要谈论、记述、评价和批判的话题。1837年，在卡尔霍恩为奴隶制辩护的时候，国会正在对废奴请愿展开辩论。那时候，涌向国会的废奴请愿不计其数。而就在前一年，支持奴隶制的政客们为了减小这些请愿的影响，通过了“闭嘴法案”——将这些请愿搁置不读。南方奴隶主和卡尔霍恩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做的后果，但可想而知，这样做反而将蓄奴问题推到了舞台中央。到了19世纪30年代，南方已经落得了一个坏名声：在这里，言论自由遭到扼杀，残忍暴行得到原谅；在这里，《独立宣言》里提出的美国理想不仅遭到否定，还受到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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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奴隶制激辩的十年。1831年《解放者报》问世，特纳领导奴隶起义，1832年加里森创建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1833年阿瑟（Artur）和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在纽约创办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这些事件都促使北方人至少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蓄奴问题，虽然大多数人还是更乐意从实际角度去思考。有不少北方人同意卡尔霍恩的观点，也认为废奴主义者对联邦造成威胁，如果不加以遏制，美国终将“完全分裂为两个民族”[25]。不过，战前时期北方对于南方的敌意和支持并非完全受废奴主义者主导。北方人知道奴隶制是南方各类问题的根源，它阻碍了南方的物质发展，限制了南方的教育机会，也使得南方失去了对移民的吸引力。因此，南方拖累了白人社会，也拖累了整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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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南方的自由理念》（波士顿，1835年）。这幅废奴主义作品表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南方对于反对奴隶制的人的处置方式。这一时期在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都曾对反奴隶制活动分子处以绞刑或给其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1835年，在国会就“闭嘴法案”展开辩论之前，南方各州就通过了决议，号召镇压废奴主义者组织。在这幅图中，一个戴着驴耳朵、手执鞭子的法官坐在大捆的棉花和烟草上，脚踩美国宪法，判决绞死一名废奴主义者。图像下方的文字写道：“判决宣布，他支持《独立宣言》里的那句话，即人生来自由平等。把他的衣服扒光！给他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把他吊起来，让他生不如死！！！杀一儆百，让那些北方狂热分子知道自己的危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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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关于奴隶制的辩论越来越少，行动则越来越多，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闭嘴法案”的颁布，而是随着美国人口持续增长，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拓也在推动地理扩张。19世纪40年代是美国的大规模西部扩张时期。在这十年里，“昭昭天命”首次被用于解释美国人横跨大陆的征途；也是在这十年里，美国与墨西哥发生了武装冲突。正因为此，在这十年里，第二党系开始迎来自己的终结。1840年自由党的成立表明反奴隶制已经成为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1848年大选中自由之土党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助长了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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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土党的出现表明，沿着奴隶制在联邦内划下的歧见分界线，政客和其选民已经开始重新结盟。事实证明，区域性分歧足以导致辉格党解体。最终，新的区域性政党共和党出现并于1856年首次参加大选，其竞选纲领正是阻止奴隶制继续向西部扩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政治重组的背后原因是，人们认为南方“奴隶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对于美国的自由构成威胁。这些发展相辅相成，使得联邦面临的区域间紧张气氛越发明显，日益加剧。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最开始只是被视作一种极端的少数派观点，现在却已经渐渐成为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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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废除奴隶制还不是最终解决办法。不管是出于盲目的种族主义还是带着狭隘的怜悯，这些人认为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永远无法和谐共处。1816年成立的美国殖民协会呼吁将自由出身的非裔美国人送回非洲国家。正是出于这种尝试，1821年建立了利比里亚，但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太多——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自己——因此以失败告终。不过，美国殖民协会的举动表明，对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共和国，甚至连那些心存善意的美国人也感到忧虑不安。而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面临着潜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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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天命”从一开始就是个鼓动人心但同时又充满问题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提出，他谈到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奥沙利文抱怨道，之前的殖民国家试图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昭昭天命，让我们无法扩张上帝拨给我们的土地，来保障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加的人口的自由发展”。奥沙利文的意图表达得直截了当。美洲在沦为殖民地以前被视作任由欧洲人开发利用的“处女地”，奥沙利文重提这种主张，却对美洲土著部落的权利置之不理，而这些土著部落在白人西进的过程中被逼到了更西部的地区。昭昭天命根本就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虽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殖民过去，但这段时期其实并没有走远。因此，这个词语引发的联想还是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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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去实现自己的使命，这种念头也并不新鲜，毕竟托马斯·潘恩以前就向革命一代提出过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战前时期的美国有大量人口涌向新地区，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出在不管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际需求上讲，这种命运的真实性质都已经与开国元勋们期望的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白人在土著民族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之间做出了实质性区别，部落权利在这时并未纳入权衡机制。而白人移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西部建起何种社群，对整个民族产生什么影响，自然在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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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全实际的角度讲，整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国会内部的权力均势问题，以及密苏里妥协案后保持参议院中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平衡的问题。尽管奥沙利文曾经断言奴隶制和美国的扩张“毫无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北方人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相信南方正在积极寻求扩大自己的“特别制度”以获取更多政治权力，并且在此过程中破坏非蓄奴州的完整性，抑制非蓄奴州的机会。这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信口雌黄。至少从集团势力上来说，认为奴隶主集团有可能阴谋操控整个国家的想法也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像卡尔霍恩这样坦率地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阴谋的。如果说奴隶制是美国南方白人不想提及的话题，这也是一个他们几乎无法守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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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美国建国之初，南方就比北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1789—1824年，除了约翰·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之外，美国政坛都掌握在弗吉尼亚人手中，1824年来自北方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但很快又在1828年由南方人杰克逊接过大权。美国参议院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计算自由民的人数来确定各州参议员代表人数。但在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3/5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3/5，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南方也因而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代表性地位。由于各州之间的参议员代表人数差异甚远，直到1850年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之前，都只有一位北方参议员能够与南方参议员一道就南方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简言之，反对南方的北方人有大量材料可用来制造南方主导论的舆论，但是这种对立的真实原因只能是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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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处于美国昭昭天命核心的道德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不过，随着美国扩张而形成的强权政治里，有许多政治上的废奴主义者，他们的道德指南针虽然没有指向遭受悲惨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但也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建立在民主党口号中所说的“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仍然希望国家统一。如今，人们往往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到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期间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看作是一系列走向解体的多米诺事件。然而，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联邦解体虽然确实是公认的危险，但也不是区域间分歧的必然后果。1850年，正如当时这幅图中所示（见图27），美国人觉得自己的联盟相当安全，甚至会去嘲笑那些反对联盟的个体和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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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喧嚣的锅》（纽约，詹姆斯·巴耶，1850年）。这幅1850年的政治讽刺漫画表现了废奴主义者、自由之土和地方利益是联邦面临的危险。画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从左起：自由之土党人政客大卫·威尔莫特（他于1846年提议在从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土地上全面禁止奴隶制，虽然众议院两次通过了“威尔莫特但书”，但每次都被参议院否决。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促使那些地区对于奴隶制问题的看法两极分化），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约翰·卡尔霍恩，以及《纽约论坛报》的激进编辑霍勒斯·格里利。火中的人是臭名昭著的革命叛徒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除阿诺德之外的其他人都穿着小丑服或戴着滑稽帽，而三位主要人物（加里森、威尔莫特和格里利）代表着《麦克白》里的巫婆，正往大锅里添加各种社会、政治之恶：“自由之土”、“废奴运动”和“傅立叶主义”（格里利是乌托邦社会家夏尔·傅立叶的著名支持者）被加到锅里已有的“叛国”、“抗租”和“蓝法”（安息日对某些活动，尤其是商业活动的限制，通常与清教徒有关）中。威尔莫特的对话框里写道：“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沸腾吧，自由之土，/将联邦破坏；/来吧悲伤与抱怨，/和平将无存。/直到我们分离。”加里森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废奴主义/我们的条件/将被改变/黑人壮如山羊/割开你主人的咽喉/废奴主义在沸腾！/我们分头破坏。”格里利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傅立叶主义/战争和分裂/直到联邦解体！”微型的卡尔霍恩宣布着“为了整锅大杂烩的成功，我们唤来了伟大爱国者圣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阿诺德则补充道：“干得好，善良而忠贞的仆人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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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方人早已习惯了南方人在国会里的夸大言辞，可能也不愿当真。而南方人则觉得在这个自己花了很多精力创造的联盟里相当安全，他们相信这个联盟非常依赖于他们的农业产出。正如支持奴隶制的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指出的，联盟“不敢向棉花开战，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胆敢向棉花开战，棉花就是国王”[26]。哈蒙德所言非虚，北方既不会向棉花开战，也不会向生产棉花的地区开战。例如，为解决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中美国获得土地应该成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这个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1850年妥协案》。但他们在1850年的这种妥协态度并不是因为棉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妥协能像过去一样让联盟在未来得到巩固。在这方面，《1850年妥协案》这种平息了当时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的政治解决办法，似乎不过是想要扩张“自由之土”的北方和想要扩张奴隶制的南方之间一系列妥协措施中的又一次新措施。但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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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妥协案》同意由新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本州为蓄奴州或自由州，又称蓄奴自决权。这个决定在理念上是以民主为原则的，但实践证明并非如此。蓄奴自决权并没有阻止地方主义的涨潮，反而突显了南北方在奴隶制是否向西进一步扩张的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分歧。1854年，为治理西部两个新州而制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也将蓄奴自决权纳入法案，此时，堪萨斯州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暴力冲突。国会甚至还没来得及就这份法案展开辩论，北方已经开始普遍出现反对情绪，反对这种“恶劣的图谋，想要把来自旧世界的移民和我们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劳动者从一片广阔的空置土地上赶走，将这片土地转变为一个居住着奴隶主和奴隶的专制的悲惨地区”的法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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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北方人都怀疑奴隶制正在渐渐获得法律支撑。没过几年，这种疑虑就得到了证实：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里程碑式的判决中作出对奴隶制有利的裁决，有力地支持了蓄奴自决权。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起诉人是密苏里的一个奴隶，他以自己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自由州”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自由。在1857年，当时的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B. Taney）驳回了斯科特的诉讼要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斯科特是奴隶身份，不是公民；第二，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国会无权剥夺任何公民的财产。任何试图否认奴隶主有随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的立法都是违宪的，例如密苏里妥协案。托尼将开国元勋的含糊其辞解释为针对黑人的言论，指出在建国之时，非裔美国人一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不管是在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上都完全不适合与白人种族有任何联系，他们实在太过低贱，以至于他们的权利根本不配赢得白人的尊重”。[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