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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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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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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曾经相信上帝和每个人同在；他不仅给人以怜悯，而且还给人以力量，所以整个国家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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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梅勒《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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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突然被提拔进入了美国总统办公室。他不仅需要将民心从前任总统那里争取过来，还不能辜负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他之前的几乎每个总统都向这个国家提出过某种政策或者承诺过新的开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说的新边疆，即“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有着未曾实现的希望却又有着威胁的边疆”。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维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时本身历史也不长的美国。然而，约翰逊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合并、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长的所有承诺，不是要缓解全国性贫困，而是要潜在地解决战后繁荣期的个体贫困问题，并且最终将会履行美国的承诺：“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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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约翰逊并不是通过竞选当选上的总统，他在一开始就只局限于把肯尼迪未竟的事业付诸实现：通过《民权法》（1964年）。从理论上讲，这个法案将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校、餐厅、旅馆、体育设施和就业场所全面消除公众歧视。约翰逊不顾南方人对这部法案的反对，还成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来确保非裔美国人、少数群体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仅凭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并不足以缓和那些反对立法的人的敌意。从民权法引发的暴力和敌意的大背景来看，民权法在美国走向完全的公民国家主义的路上是颇富争议的一步。面对着来自种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的反对，约翰逊向当时在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后来担任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须让民权法成为“一部美国的法案，而不只是一部民主党法案”。即使法案被通过，约翰逊也仍然担心自己没有成功。他对当时的副手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我觉得我们刚刚把南方交给了共和党，这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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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法也许是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但却没有将其从暴力中解救出来。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民权活动人士和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其催化剂正是民权法没有直接解决的一个问题：投票权的问题。这年6月，密西西比州夏天计划（又称“自由之夏”）启动，试图提高投票选民中非裔美国人的比例。包括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的民权群体，为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国人口组织了选民登记活动。此前，在1961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就曾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遭到了反对者的打压，一位当地组织者也遭谋杀。因而，在这样一个能够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反对黑人选民的州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于实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投票权）不再抱有幻想。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公然挑衅。爆炸和殴打事件自不必说，从肯尼迪当选总统到1965年民权法通过期间，有20余名活动家在推进南方民权的过程中遭到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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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人至上主义者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黑人。他们绑架谋杀了三名激进主义分子：迈克尔·施韦特纳、安德鲁·古德曼和詹姆斯·钱尼，其中两名（施韦特纳和古德曼）都是来自纽约的白人学生。这起事件激起公愤，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行动。让人沮丧的是，历史似乎又在重演，约翰逊像近一百年前的尤利西斯·格兰特那样，派联邦调查局去往南方。虽然三名激进主义分子的尸体都被找到，但这并没有自动引发一桩谋杀审判。在当时，谋杀（主要）是一种州犯罪，而不是联邦犯罪；到1965年时，即便是谋杀美国总统也算不上联邦犯罪。在这起事件上，密西西比州政府拒绝起诉。因而，联邦政府不得不像之前在迈德加·埃弗斯谋杀案中的做法那样，援引19世纪所谓南方重建时期的立法，也就是1870年执行法案，来起诉那些谋杀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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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白人对黑人的暴力以及阻止这种暴力的立法限制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美国之间的相像让人沮丧，也还是有些方面能让人看见希望。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也是不无原因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和格兰特执政时期的特工处负责人海勒姆·惠特利（Hiram B. Wheatley）一样，有着自己特别关注的事情，因而最初并没有能够把民权放在首位。惠特利沉迷于城市里的移民问题，胡佛则痴迷于农村地区的共产主义问题，两个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困境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同情，不过在打击犯罪的时候也都没有肤色歧视。当然，胡佛也还是授权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窃听，并且他掌管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也是针对黑人攻击性犯罪群体的，不仅包括伊斯兰民族组织（一个非裔美国人宗教激进主义组织），还包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但是在密西西比谋杀案之后，反间谍计划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包括三K党在内的白人攻击性犯罪组织，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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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界，民权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汇集在了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大会面临着来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的挑战。密西西比州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由此成立，注册了约6万黑人选民，要求在民主党大会上获得该州的席位。由于民权活动家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详细地描述了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成长过程中的恐怖回忆，以及自己想在那里注册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对待的经历，媒体报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一边。尽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还是威胁要离开会场。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那是在1948年杜鲁门废止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之后。事实上，怒气冲冲地离开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却不是1964年约翰逊会纵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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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也许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并不想完全疏远那里的白人选民。他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优先事务：首先“向贫困宣战”，再将其演变成“伟大社会”计划，等竞选后拿到国会去通过——假定他能赢了大选的话。白人对民权法和联邦强行废止南方的种族歧视的对抗，在1964年成为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势力。在初选中，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表现好得出奇，虽然还不至于好到能对约翰逊的候选资格构成威胁，但已经足以表明华莱士的种族隔离主义信息是有受众的，并且这些受众也不只是在亚拉巴马州。前一年，华莱士当选州长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或者说恶名，因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着“现在的种族隔离，明天的种族隔离，永远的种族隔离”。他自己后来对这种言论也予以否定。这种言论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私利，而不是什么根深蒂固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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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64年，出于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党需要在党内强硬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之间实现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承诺1968年的民主党大会将会实现完全的整合，但这样做却有可能两头不讨好。1964年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了民权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开始出现，一边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认为应当致力于在未来实现整合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推迟在民主党内废止种族歧视有欠妥当的人。因此，1964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新激进主义的崛起，即“黑人权力”运动。黑人权力的概念起源于激进民族主义者马尔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杀身亡，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将他提出的概念推广了开来。黑人权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一种完全的文化转变，那些人像卡迈克尔一样越来越认为整合是“不相干的”，他们想要的不是未来会作出改变的承诺，而是“现在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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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自由也在共和党的议程上：不受联邦政府干涉的自由，以及远离共产主义的自由。他们推举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加大选，戈德华特主张的是一个本质上保守主义的议程，这个议程围绕削减“大政府”（Big Government）制定，包括“击退”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在美国国内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在选举中，他关于“州权”的保守主义观点在最南部地区（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亚利桑那州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其他地方则毫无建树。三K党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图63）也许印证了约翰逊对于民权法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的担忧，不过总的说来，竞选结果清楚表明，最南部地区与美国其余各州都没有联系，与三K党更没有联系。民主党试图暗示戈德华特本人不合拍，并且不是说和国家不合拍，而是精神失常。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不怎么激励人心的口号——“你心里知道他是对的”——民主党予以回击，用了句更俏皮的口号，“动动脑子，他是疯子”。当然，戈德华特绝不是疯子。他的政治讯息在1964年时没有引起选民的共鸣，却为未来立下了一个指向标。与最南部地区的种族隔离不同，保守主义在未来还会再度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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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1964年7月，三K党及其反对者在一次三K党游行活动中发生冲突（沃伦·莱弗勒拍摄）。巴里·戈德华特试图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此次游行便是为了支持他的竞选活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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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大选在其他不少方面也让人难忘，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标语口号，也是因为放映了颇有争议的民主党宣传片《雏菊》。这部宣传片仅仅官方放映过一次，但后来在各个新闻频道都被播放。由于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拒绝完全排除未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民主党制作了这部宣传片作为回应。在60秒的短片中，一个小女孩拈着一朵花的花瓣从一数到十；最后一片花瓣掉落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给爆炸倒计时；镜头聚焦在小孩脸上，她抬头望着天空；镜头聚焦到她的眼睛，她的瞳孔里映出核爆炸的情景。“11月3日去投票给约翰逊总统吧，”洪亮的画外音响起，“留在家中的赌注太高了。”[2]这部宣传片暗示戈德华特一旦当选就会发起核战争，因而遭到批评、并立即被撤下，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对核世界末日心存恐惧，而这部宣传片正是挖掘了这种恐惧情绪。事实上，《雏菊》宣传片是一个持久有效的政治武器，从1964年首次亮相以来几度被修改借用，尤其是在1996年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中被大肆利用，那时，片中的小孩面临的威胁已经不是核战争，而是毒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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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部宣传片一针见血、十分深刻，但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归功于这部宣传片。约翰逊以超过61%的选票获得决定性胜利，从而终于可以授权实施自己的立法纲领，同时也向民权活动家承诺民主党大会至少在未来将会实现整合——但即便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愿意等上那么久。大选一结束，约翰逊就决定抓住势头，争取在亚拉巴马州扩大投票权，给华莱士对于亚拉巴马州将永远处于种族隔离统治之中的断言送上迎面一击。1965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场从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的行走游行示威，让电视镜头又一次有机会捕捉南方执法官员对试图穿过埃德蒙·配特斯大桥的民权活动家施以殴打、投放催泪瓦斯的画面。对于像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活动家而言，这座大桥实在是太长了，而因为不同的民权组织动机的冲突愈演愈烈，原本就如何继续行动达成的共识也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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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结束了在密西西比大学的痛苦教育经历之后，发起了一次“反恐惧游行”，鼓励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利用刚刚获得的投票权，及时注册参与11月的中期选举，然而只有很少数的民权团体对此感兴趣。尽管如此，梅雷迪思还是勇敢地和两位同伴开始了游行，但还没有走上10英里就被一位白人极端分子开枪打伤（幸好不是致命伤）。这场抗议随之升级，种族平等大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也开始加入游行，将之变成了一场更激进的“梅雷迪思游行”。这场游行标志着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消极抵抗开始转向以黑人权利运动为代表的更积极的立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民权活动人士放弃了白人自由主义、不再相信联邦政府能有效地保障平等之时，政府却终于做好了准备，至少尝试去信守约翰逊所称的“美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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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对塞尔玛游行迅速做出了回应。在全国广播讲话中，他谈到美国人坚信并且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同时也将塞尔玛游行事件与独立战争爆发时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区的游行事件，以及内战结束时阿波马托克斯的游行事件相提并论。他指出，这些事件象征着“人类永无止境地追寻自由”过程中的转折点。约翰逊还呼应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讲，提醒国会“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距离提出平等的承诺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而黑人却没有获得平等”。“塞尔玛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没有理由感到自豪，”约翰逊指出，“上百万美国人长期拒绝这些平等权利，我们也没什么理由感到自满。”“但是，”他断言道，“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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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开始，到《投票权法案》（1965年）通过以及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对特权的人头税限制，美国完成了一整套的民权改革。但民权问题涉及的从来都不只是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约翰逊揽过大权的时候，美国已经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53—1969年）厄尔·沃伦的推动下，开始在美国信条的背景下重新解读宪法（这里的美国信条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为20世纪的美国形势一直在变，美国公民身份的含义也一直在变）。对宪法的重新解读被一些人称为“权利革命”，而这次革命的动力主要源自新政，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继19世纪重建修正案之后联邦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又一次变革，意味着联邦政府已经转向保护个体和团体的权利，并且寻求扩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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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权利不仅涉及种族平等和公民权问题，更涉及执法问题。在当时的南方，有许多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都被捕入狱，因而执法问题至关重要。在解决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问题上，有四个具体的案例：马普诉俄亥俄州案（1961年）、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年）、埃斯科韦多诉伊利诺伊州案（1964年）以及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年）。在法庭看来，在这四个案例中，抓捕行为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马普案确立了起诉必须基于合理的证据，并且证据的获取必须符合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及扣押的限制性规定；吉迪恩没有钱请律师，法院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律师帮助；在埃斯科韦多案和米兰达案中，法庭做出了最重大的改变，即确立了审问当事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必须告知嫌疑人其享有的宪法权利，也就是所谓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这些案例对于推进民权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对于当时的一些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帮助，种族、性别和司法上的歧视既没有自行消亡，也没有得到有力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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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北部，非裔美国人的境遇也不比塞尔玛地区好上多少，黑人激进主义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矶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瓦特地区爆发种族暴乱。国民警卫队再次出动平息暴乱，美国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再次面对撕裂他们国家的暴力景象。《生活》杂志后来将瓦特暴乱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分界线”，指出这次爆发“撕裂了合法民主社会的结构，定下了对抗与公开反抗的基调，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状况的典型特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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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瓦特暴乱作为一条分界线的意义只在于，从这场暴乱开始，对抗和公开反抗不再局限于南方。1965年后，社会骚乱影响到许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纽瓦克、新泽西、底特律和密歇根。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们就美国信条的含义及其与美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共识已经发生转变。与1964年大选之前相比，人们对民主社会已经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通常是，当时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东南亚事务中。但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仅仅以越南战争作为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误导性的。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名词“越战综合征”，暗指1975年以后美国人不情愿卷入外国事务，不情愿应对持续存在的共产主义挑战。从历史角度来讲，想要评估那场战争造成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还为时尚早，但这个名词也同样适用。当然，毋庸置疑，影响是确乎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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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是肯尼迪给继任者的遗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而这又是肯尼迪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信条中继承而来的——施行遏制政策，致力于援助其他国家，打击在二战中产生、在冷战中壮大的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二战期间备受摧残，但武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还是让美国感觉到了未来的危险。对此，美国的回应是加强国家安全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自己的军工复合体。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一方面建立了掌管国家安全的官僚机构，包括国防部、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另一方面发展民防组织、培养间谍和反间谍、加大对军事研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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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相信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敌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这个敌人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敌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带来的威胁恐怕“要无限延续”。另一方面，变得和自己最恐惧的敌人太过相像的风险也是一种危险。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指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这种结合很有必要，却还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警告美国政府“警惕军工复合体带来的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让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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