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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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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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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时，美国已经开始举行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宣布这个国家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4月初，美国的第二趟“自由列车”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出发，开始了一段持续近两年的环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谓的“前导列车”已经将自由列车的官方路线试开了一趟，为自由列车的正式旅程做好准备。在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自由列车是除电视庆祝节目之外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列车上装载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车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东西，包括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从月球上采集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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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自由列车与70年代的自由列车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前者是政府行为，由一位联邦雇员发起，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协助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后者则是私人行为，由一位爱好火车的商人小罗斯·罗兰（Ross Rowland）发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此举办了一场义演的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罗兰本人也许无意借自由列车去证明什么，但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含义都在经历着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1975年底，《哈泼斯杂志》指出，这个国家仍然对总统遇刺事件而举国震惊，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在通货膨胀中挣扎，也仍然为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而感到骇然，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物质上似乎都已经脱缰，在这个国家中，“新的自我陶醉”只会引起个体的不安与孤立。正因为此，美国的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非常低调；70年代的自由列车穿过美国大陆之时，途经的风景与40年代也截然不同。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所谓的“保守反革命主义”（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拒绝。这种情绪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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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里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方向性转变。里根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1932年），他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跟随着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他本人正是远离“大政府”、重回个人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典范。然而，这种哲学方向上的剧变却仍然是在美国信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讲，推动保守主义文化发展的正是对于美国信条可能瓦解的恐惧。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多种族构成及其隐含的对于自由和公民国家主义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于种族差异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20世纪部落主义的形成，从而对美国的国家中心构成威胁。在许多方面，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对于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不过如今这种理解已经不再仅仅被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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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罗纳德·里根在就职典礼那天说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援引了托马斯·佩恩的话，指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我们人民”。里根提醒民众，美国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没有任何别的权力，”里根宣称，“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政府权力已经超出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制止并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11]里根并没有像佩恩那样说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不过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恶魔；在它最坏的状态下，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恶魔”这样的话，但也许当时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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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81年毕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与个体相关的权利得到提倡和实施，这也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职责，而这些职责是联邦政府既不能废除也无法避免的。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抵制将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团松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诸多方面。新右派形成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复兴运动，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向一直到20世纪后期都与宗教毫无干系的政治文化发出了挑战。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试图大规模重建清教徒村庄，对于那些反对者，则借助一种宗教的狂热予以打压。然而，这个运动从整体上而言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地拆解过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在70年代，为了捍卫60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尼克松推行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领域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政策。越战时代将有关自由的新声音，尤其是来自学生的声音引入到全国的对话中，同时也放大了那些更传统的对话者的声音，尤其是民权活动家和妇女的声音。在越战、反主流文化运动走向衰落，以及水门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兴奋感渐渐消失，或者说消退，一直在推动这个时代发展，却又被淹没在当时众多声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终于开始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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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妇女运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虽然1920年颁布的第十九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选举权，二战以来女性的就业率也有所提高，但到60年代时，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里很少有女性位居高位。种种迹象也表明，这种情况并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61年，国会里还有20名女性成员，到了1969年，只剩下11位。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生活的重心还是家庭。在60年代早期，很少会有女性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在反战运动中，女性通常也是有意识地以女性，而不是例如非裔美国人之类的身份来定位自己，这和上一代女性活动家的做法极为相似，那些人对于奴隶制或者19世纪晚期的种族划分的反对事实上基于这样一种纲领：女性是家庭的道德核心，因而也是国家的道德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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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关于女性在社会地位的论辩随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年，美国通过《同酬法案》，并且建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彻底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状况以及雇主对待女性雇员的态度。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OW）成立，在弗里丹的领导下，借鉴民权活动家的手段与修辞，呼吁实现美国妇女在所有方面的全面平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性别与种族在平等问题上常常相辅相成。但在其他问题上，两者也是会有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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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针对市中心区非裔美国人贫困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写了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的报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称“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出版后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份报告试图将白人中产阶级的规范强加于黑人家庭，尤其是黑人单亲妈妈之上。在如今的美国社会中，这种辩论仍未平息，许多保守派主张再次强调由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这不一定会解决所有的社会弊病，但对于这些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和现在一样，当时的辩论偶尔也会跨越肤色和性别的界限，但有时却只是在两者之间的真空地带徒劳地呼喊。事实上，在女性权利的问题上，争议是常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单单通过一份宪法修正案并不能维护全面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得到维护的权利本身也正在被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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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全国妇女组织在妇女权利领域推动了两方面的重大进展：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权。前者在20年代就曾被提出过。两个议程的实现似乎都势在必得。国会将平等权利修正案下发给各州，满心期待批准州达到3/4的最低数量，这项修正案就可以被通过。到1973年时，这项修正案已经得到了36个州的批准。国会信心十足地认为这项修正案一定会通过。没想到的是，修正案最终却没能通过，而其原因竟是来自妇女的反对。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草根运动建立了停止平等权利修正案全国委员会，指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人都是反家庭的，这一立场也获得了其他一些像“母亲们在前进”这些听起来有些可怕的团体的支持。然而，国会仍然热衷于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甚至于将批准法案的截止时间推迟到了1982年。尽管如此，1977年之后，已经没有哪个州会去碰这个修正案，更不用说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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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在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案“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中，堕胎权得到了承认。但这项权利也曾并且继续遭到直接的质疑（见图67）。就在堕胎权得到通过的同一年，生命权利全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1989年，在“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中心”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认可了密苏里的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医疗机构利用政府资金资助堕胎。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堕胎问题都充满分歧。当然，在许多国家都有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活动家在针锋相对，但在美国，愿意做堕胎手术的医疗人员遭到谋杀、堕胎诊所遭遇抗议、医患双方都遭到了辱骂。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至今的态度仍然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自己的行为，同时却不同意别人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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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堕胎权的辩论中，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和未出生的胎儿之间的权利该如何取舍，也正因此，堕胎权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极富争议。1989年，白宫参与了一桩案件的“法庭之友”陈述，试图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最高法院对此予以否决，但同时也规定各州可以限制政府资金资助的诊所中提供堕胎服务。最高法院这种中立的解决方案可能让谁都不满意，但也清楚表明了宗教右派并不能完全为堕胎问题设置议程。事实上，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权辩论不仅突显了保守主义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也突显了对于这种影响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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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民众游行支持“主张女性有权选择人工流产”的游说议员，反对主张保护胎儿权利、反对堕胎的总统候选人艾伦·麦克马克（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4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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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权利修正案和罗伊诉韦德案事件之后，权利辩论涉及的范围开始扩大，其他一些所谓的少数团体也参与进来，攻击各种形式的歧视——不管是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还是通过为保障美国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LGBT）群体的平等权利而制定的州立法。不管从法律还是文化上而言，这些权利对于美国来说都仍然是一项挑战，不过，开始于70年代、想要终结性取向歧视的势头是不大会消散或者减弱的（图68）。虽然宗教右派继续责骂同性恋，但从更广阔的公众视角来看，尤其是在80年代艾滋病肆虐之后，民众在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是持一种包容而非排斥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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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废除了自1924年起开始实施的原籍国配额制，1970年之后，美国迎来了移民人群的增长。如果说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已经延展覆盖到当时的边缘人群，那么关于这种包容性文化的内涵的辩论——事实上是争吵——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移民人数不到900万，到90年代时已经增长到约135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西班牙裔（主要来自墨西哥）或亚裔（主要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这种情况加剧了保守派的担忧，他们害怕美国文化会遭遇解体，也担心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团体之间会发生跨文化冲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任总统时，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了“美国的理想”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指出美国的理想是“能够从纷繁的多样性中实现最深刻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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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在演讲中提到“美国复兴的奇迹”，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宣传。克林顿指出，对于这个步入后冷战时代、迈向新世纪的国家而言，这几乎是一场春之祭。美国不再与世界相脱离，而是通过之前几十年的技术发展，重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虽然沐浴着自由的阳光，但仍受到旧仇宿怨和新的祸患的威胁。”克林顿指出，“我们在无与伦比的繁荣中长大，继承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由于商业失败，工资增长停滞、不平等状况加剧，人民的分歧加深，我们的经济已经被削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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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发生了一起同性恋权益游行（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1日拍摄）。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裁决指出，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是不符合宪法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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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顿任内，有一些分歧还在继续加深。夹在两届布什政府之间的克林顿政府，看起来就像是保守派反革命中间的一片自由主义绿洲。不过这么想也许并不对，在里根和乔治·布什的任期内，右派想要的没有完全得到，左派害怕的也没有全部发生，而到了90年代，美国却出现了一种与个体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问题：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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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分别由共和党执政和民主党执政的两届政府任期内，美国的监禁率都居世界首位。事实上，克林顿任期届满之时，有560多万美国人处于或曾经处于监禁状态。简而言之，每37个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经历过监禁，不过这个比率视种族而不同。截至2001年底，16.6%的非裔美国人在狱中或曾经入狱，西班牙裔的监禁率相对较低（7.7%），白人男性的监禁率则更低（2.6%）。“如果2001年的监禁率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总结指出，“那么美国的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有1/3的可能会入狱，西班牙裔男性有1/6的可能会入狱，白人男性则有1/17的可能会入狱”。到了2009年6月，有160万美国人被关押在狱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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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当然能够帮助解释现代人对于犯罪剧的迷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突显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美国人口广泛趋向于犯罪，并且犯罪以及对于犯罪的恐惧给美国造成了，而且还将继续造成日益增长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冲突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种从美国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恐惧，害怕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共和实验会特别容易遭到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攻击，也害怕这些力量有可能会破坏美国。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人的恐惧其实都可以总结归纳为一类：“美国信条”一直在遭到挑战。这些恐惧的主要来源是英国、“南方”人、共产主义甚至是“大政府”，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团体如果说不是真的彼此合作，也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的。当然，冷战提供了一种元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这些恐惧可以得到表达，并且也通过对这些恐惧的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身份。在冷战的背景下，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化，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苏联。1991年苏联的解体摧毁了这个框架，开启了通往乔治·布什乐观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许不可避免地注定是一条混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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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布什任期的第一年里，全球混乱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引发全球骚乱。当然，恐怖主义本质上就是要传播恐惧。然而，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让这个一直以来都惴惴不安的国家终于找到了恐惧的对象。媒体对于这起袭击的实时播报增加了这起事件给人带来的冲击和恐惧，震惊的世人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最初那些疯狂的营救措施，看着双子塔突然倒塌，看着数千条性命转眼之间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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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带来的恐惧感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美国人当然也经历过国内恐怖活动。1993年，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也袭击过世贸中心。然而，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宣布发起“反恐战争”，但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冒着落空的风险。恐怖毕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敌人。布什政府的批判者常常指出，布什自称为“战争总统”，从中赢得了不少好处。他挑起了公民自由权的问题，也为损害那些自由权制造了机会。虽然美国政府将基地组织指为罪魁祸首，但在这场除了恐怖之外其实没有明显敌人的战争中，美国想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在一些人看来是非常冒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