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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九 教友会教徒是如何错误估计印第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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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北美殖民地在政治上的成功，乃至能否生存下去，往往取决于对印第安人的实际估计。可是，教友会教徒对印第安人的看法是同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联为一体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看法是不现实的、生硬僵化的，也是建立在关于人性的错误前提之上的。一七五六年七月，德拉瓦尔部族印第安人的首领蒂迪乌斯坎格会见宾夕法尼亚领导人时的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极好的概括。他手上拿着一串不久前易洛魁族人送给他的贝壳串珠：上面有一个大方块代表印第安人的土地，一边站着一个英国人，另一边站着一个法国人，两人都准备抢占这块土地，蒂迪乌斯坎格旨领要求宾夕法尼亚人保证不再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以示友好。尽管这位首领对情况的描述过于简单化，但他却肯定无疑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这个殖民地越来越多西迁的人流象潮水一般涌向印第安人居住的土地。与印第安人的纠纷再也不能用美好的礼仪，公正的格言，或者自责的陈词滥调来解决了。这是历史上重大的冲突之一，好象一股强大的力量撞到一个长期不动的物体上，要么这股力量停顿下来，要么物体就被推动，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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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友会教徒却并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对宾夕法尼亚危急形势的政策之无视于现实，即使不是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也是相当惊人的；他们对于印第安人长远性问题和利害关系，以及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不熟悉的民族的性格，似乎一概视而不见。举例而言，一七四八年，教友会教徒把持的议会便拒绝投票支持为费城的防务拨款，但却拨款五百英镑给印第安人，虔诚地希望这笔钱将用来“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培养我们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用来鼓励相互进行战争。”现实世界的教友会教徒们怎么就想不到印第安人的子弹和火药不只是用来射杀熊和鹿的呢？由于这种不切现实的判断，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边境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儿年之后，一七五六年秋天，当教友会教徒在费城的议会获悉该殖民地西部发生屠杀事件时，他们立即开始调查印第安人不满的原因。议会没有作出加强军事防御的决定，但却通过了一项要更好管理与印第安人贸易的法案，授权政府特派员负责使印第安人受到公正的待遇，并实施一些保证。诸如限定售给印第安人货物的最高价格等。这些令人赞美的措施时边远地区的居民起不到什么安抚作用，他们的房屋还是被烧毁、农作物还是被破坏、妻子儿女还是被掳走或者被剥去头皮。非教友会教徒的副总督罗伯特·亨特·莫里斯与教友会教徒把持的议会之间的政治冲突日益明显，副总督为土地占有者辩护说，印第安人对土地占有者的不满与大屠杀毫不相干，真正的麻烦在于教友会的和平主义政策使宾夕法尼亚毫无防御能力。而教友会教徒则反唇相讥，把一切麻烦归咎于土地占有者的恶劣政策。富兰克林则采取中间立场，他在不那么坚持正统的教友会教徒当中颇有影响力；他并不反对一项更为公正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但是，他要求立即采取军事防御的措施。可是，控制议会的少数教友会死硬派教徒仍不肯从其传统的和平主义立场退却，即使战火席卷整个边界地区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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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事件不断发生；宾夕法尼亚西部陷于一片惊恐之中，由于杀人事件层出不穷，整个市镇体制陷于解体，居民纷纷被迫抛弃家园，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五日，乔治·史蒂文森在约克写道，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当留下还是逃走？多数人是愿意留下的，可是既无武器，又无弹药。”而政府对于人民的呼吁又不予理睬。“每小时都有大批来自坎伯兰的居民川流不息地穿过这个市镇，邻近的居民也都纷纷涌向这座完全不设防的市镇。”由于边境居民遭到手挥战斧的印第安人血腥袭击，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往东边，这使东边的居民为养活他们而承受很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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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人民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这是不足为怪的。一七五五年十一月底，大约有三百名绝望的德国移民从该殖民地的西部来到费城，要求议会采取行动。议会被他们吓住了，只得表示照办。他们还通过英国派出的殖民地官员要求英国枢密院改变宾夕法尼亚没有防御能力的状况。也就在这几个月里，教友会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日益明显的意见分歧。九月份在费城举行的教友会年会仍然采取回避态度，拒绝对防务所需的大笔军事拨款问题表态。伊斯雷尔·彭伯顿曾经指出，一七五五年夏季和秋季的各次事件，“对我们的总形势和对我们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变化，实大于以往七十年的总和，而且这种变化更具决定性意义，”这一评价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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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六年七月，杜肯堡的法国驻军司令扬扬得意地向上司报告说，他已“成功地对邻近的三块殖民地——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居民们全部被逐离，从坎伯兰堡一线算起整整三十里格（译按：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宽的地带上彻底摧毁了居民点……印第安人的村庄里到处满是俘虏，男女老少都有。敌人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自开战以来他所遭受到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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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教友会教徒并没有清醒过来，也没有发现那些被他们理想化的印第安人的弱点。同他们打交道的印第安人领袖有时候是半醒半醉的，他们对此竟是视而不见。例如，一七五六年七月底，教大会教徒自称代表他们的好朋友蒂迪乌斯坎格，但这位印第安领袖是在酒醉后提出要求的，前后矛盾百出。可是，教友会教徒，不知是由于一味乐观、怜悯，还是由于盲目地视而不见，根本不愿意考虑这种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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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伦敦政府的需要以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这两个殖民地的政策，在印第安人的心目中，宾夕法尼亚跟英国的扩张和俄亥俄公司之类专门攫取土地的企业并无二致，不管宾夕法尼亚居民对此如何感到痛惜也无济于事。况且，印第安人的政治也十分错综复杂：你对一个部族作出友好的姿态也可能被认为是对该部族的敌对者宣战。譬如，一七四二年，宾夕法尼亚选择了同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结盟，这样一来，不论愿意与否它就卷入了易洛魁族人与德拉瓦尔族人之间的纷争，种下了祸根，而在十三年之后终于尝到了苦果。一七五六年，教友会教徒参加了与德拉瓦尔部族首领蒂迪乌斯坎格的谈判，他们对非教友会教徒的总督莫里斯施加压力，要他同德拉瓦尔族签订和约。当时，莫里斯总督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单独媾和，很可能会激怒实力雄厚的易洛魁族；这件事既复杂又微妙，不是靠伦理道德的口号或抽象的原则所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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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第安人采取暴力行动而使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陷入惊恐不安之际，在这时，教友会教徒如果不想完全失去民众的支持，就得赶紧采取某些主动措施。他们选择了完全撇开政府，甚至是在同政府较量的情况下，提出一项主动措施，那就是在一七五六年七月，成立了“用和平手段争取井维护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友好协会”。教友会教徒想通过这个非政府组织同印第安人打交道，并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安抚，虽然这些意图是高尚的，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教友会教徒跑到印第安人当中去活动，只能说他们是乱管闲事。宾夕法尼亚的历任总督，不管他们如何束手无策和无能，但至少他们对印第安人问题的性质看得是十分准确的。而这个“友好协会”活动的结果只是增加了事态的混乱程度，使得印第安人对于他们终究要与之打交道的宾夕法尼亚掌权者失去信任，从而推迟了达成使宾夕法尼亚移民满意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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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五六年的艰苦谈判期间，有一次教友会教徒说服了德拉瓦尔部族的印第安人，委派一个名叫伊斯雷尔·彭伯顿的教友会领导人代表他们就所有印第安人事务同宾夕法尼亚总督打交道。这种不明不白的委托使教友会教徒深感喜悦，但他们对所要代表的人和所要交涉的事却只有极为肤浅的了解。事实上他们既不能为印第安人、又不能为宾夕法尼亚人服务，反而把总督面临的问题弄得复杂起来，致使总督不得不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停止胡作非为，就把他们作为英王的敌人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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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教徒全神贯注他们的原则，以致连最明显的事实也视而不见。举个例子来说，一七五一年四月，教友会把持的议会拒绝了该殖民地的土地占有者自告奋勇帮助修建一个堡垒的建议，而且还一如既往地自鸣得意，说什么：“我们一贯认为，正直、诚恳地同印第安人打交道。在一切场合对他们均友好相侍，特别是在适当时候赠送他们喜爱的礼品以满足其需要，这些办法都是取得他们友谊的最佳手段：因此，我们希望土地占有者们能同我们一道来赠送那些礼品，这样做的效果一向十分显著，既可促进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又可保证我们边境居民点的安全。”甚至在边境上风暴骤起，宾夕法尼亚西部居民开始尝到教友会教徒半个世纪以来对印第安人慷慨馈赠和不抵抗主义的苦果之后，许多教友会教徒对待这个现实的教训仍然置若罔闻。他们这种盲目的态度最荒谬的例子之一可见诸丹尼尔·斯坦顿的日志，此人是许许多多在各地巡游、把费城年会的信息传播到北美边远地区的教友会虔诚教徒之一。他认为，在一七五五年至一七五六年边境遭到袭击的过程中，被印第安人屠杀的教友会教徒相对而言比较少，乃是上帝赞成教友会政策的明证。他无法否认印第安人的行动“是对这块土地的严厉惩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能上帝的保护，使这片泡经忧患的土地安如磐石，而在这场灾难中我们方面没有多少人遭到不幸。”关于教友会教徒受害不大一事，比较站得住脚的解释是：几乎全部教友会教徒都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东部，有二百英里的山山水水把他们同“野蛮、残暴的敌人”隔开。当然，这种解释对教友会教徒之自诩公平正直是不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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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海岸的教友会教徒未遭受印第安人的杀戮，不论这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还是由于上帝的慈悲，或者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对此都不太在意。一七五六年八月，他感到更为关切的是“我们边境的居民不断惨遭屠杀”，并对迟迟不予反击感到痛心他以其特有的直率断言：“总而言之，在我们彻底击败印第安人之前，我不相信我们会同他们有什么稳固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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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 退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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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七五六年春天，甚至连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中的死硬派也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继续长期既掌握政府的大权而又坚持自己宗教的原则。早在一七○二年，詹姆斯·洛根就曾向威廉·佩恩报告说：执政是“同他们的原则不相适应的”，而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历次事件也证实了敌对者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同教友会所宣称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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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来临的时刻，矛盾就不再单纯是宾夕法尼亚教友会的寡头统治与伦敦顽固的帝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宾夕法尼亚有三派在进行争斗。本杰明·富兰克林颇孚众望的一方，其中也包括教友会教徒中的开明分子，他们既反对绝对化的宗教原则，又反对寡头统治。他们提出了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所有男子都承担军事义务（不服从者将受到罚款处分），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教友会教徒不能拿起武器，则要求他们出钱支持防务。反对富兰克林的一方是教友会的极端分子，他们由诸如伊斯雷尔·彭伯顿那样毫不妥协的和平主义者所领寄，拒绝缴纳任何用于军事目的的税款。而反对上述两派的则是土地占有者和他们的总督，他们不赞成由土地占有者分担应由教友会教徒承担的费用；他们害怕用民主的方法选举民兵的军官，但亦不同情和平主义。尽管反对派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境内非教友会教徒的人口日益增多，而历任总督对教友会也十分恼火，但直到一七五六年初，教友会教徒仍然控制着宾夕法尼亚。到了这一年，教友会教徒的人口可能还不到这个殖民地全境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在宾夕法尼亚议会的全部三十六个议席中他们却占有二十八席，而且在他们当中，死硬派最有影响力，也最活跃。当宾夕法尼亚边境发生大屠杀的新闻传到伦敦时，反教友会统治的情绪更加激烈。英国政府再次威胁要采取某些决定性的措施，诸如永远取消教友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担任公职的资格。大洋两岸的舆论似乎也支持这样的措施，伦敦教友会年会一位重要成员约翰·福瑟吉尔对土地占有者反对教友会的问题是这样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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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不适宜在政府中任职。你们接受了公众的信托，但同时你们又认讽到不能履行职责。你们固应保护人民，可是却不让他们自卫。难道洒下的全部鲜血不会流到你们门前吗？难道我们，还有他们竟然能够坐视宾夕法尼亚遭受无情的敌人任意蹂躏而不去努力援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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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友会教徒来说，有几个实际问题变得很重要：害怕制订取消教友会教徒任公职资格的法律；希望通过移交政府大权给非教友会教徒，把印第安人进行大屠杀的责任推卸给别人；同时也想保留今后重新掌权的可能性。而所有这些考虑又同维护和平主义原则不受侵犯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伦敦的教友会教徒认为现在还有时间把流血事件的某些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所以极力主张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赶快放弃权力。他们在伦敦积极活动，同政府秘密接触，最后同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谈成了一笔交易：如果他愿保证不取消教友会教徒担任公职的资格，那么，他们将让宾夕法尼亚的教友退出议会。于是伦敦的约翰·福瑟吉尔博士便写信给伊斯雷尔·彭伯顿，说明退出议会的必要性。而费城的教友会年会则回信保证，将尽一切努力使教友会教徒在战争期间不任公职。但是，这个保证并没有使伦敦的教友会教徒感到放心，他们随即派出两名要员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去促使诺言兑现，并力图弥合宾夕法尼亚教友会内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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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六年暮春，宾夕法尼亚总督和行政委员会宣布对德拉瓦尔族和肖尼族印第安人宣战，教友会退出议会的时机成熟了。一七五六年六月四日，宾夕法尼亚议会里六名主要的教友会分子提出辞职。他们自鸣得意地宣称，绝对没有“使议会卷入不必要的麻烦的企图”，但是，他们声明：”由于许多选民似乎认为，当前公众事务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军事手段，而我们从我们对最后审判的信念出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不能予以同意。因此，我们认为，辞去我们的职务最能符合我们心灵的平静，并有利于我们宗教的名声，所以，我们现在宣布辞去我们的议席，并要求把我们所述理由列入议会记录。”教友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政府里的统治地位，经历了动荡的四分之三世纪之后，就这样不是由于失败、而是主动放弃权力，宣告结束。伦敦的教友会教徒欣慰地松了一口气。在宾夕法尼亚，各种观点的人都对摆脱了教条主义原则的束缚而感到高兴。富兰克林喜形于色地报告说：“议会里那批僵硬分子全部自动退出去了，只有一人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反对退出；人们建议选举（英国国教）教徒来取代他们。”这些变化终于“使我们看到气氛会变好的希望，这是我渴望已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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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大概确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从教友会教徒退出议会的行动中受益最大的是他那一方，在推举取代教友会僵硬分子的特别选举中，六名为富兰克林所信任的人当选。同年十月又举行正常选举，选出三十六名议员。而伦敦教友会年会的使者却未能及时赶到宾夕法尼亚说服教友会教徒不要投教友会候选人的票，或者最好干脆不投票。尽管富兰克林的信徒和土地占有者结成了暂时的联盟（这两方从心底里是相互仇恨的）参加角逐，但最后清点选票时，仍有十六名教友会教徒议员当选。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教友会教徒不同意伊斯雷尔·彭伯顿和其他不妥协分子作出的决定。当选票清点后不久，英国教友会的使者亨特和威尔逊抵达了，他们表示支持彭伯顿。每一位当选为议员的教友会教徒都被一个一个地分别叫到教友会的聚会所，企图说服他们辞职，结果有四人辞职，即还剩下十二名教友会教徒议员，但其中仅有八人在教友会中是有地位的；对于这一点，教友会教徒和他们的敌人都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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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至少直到一七七六年，人们还在谈论“教友会的议会”，但这不过是因为许多议员仍然喜欢申明（而不愿宣誓），或者同过去的教友会教徒有某些亲属关系罢了。事实上，教友会教徒一七五六年引人注目地退出议会实远远不止是一般性的姿态，这是宾夕法尼亚教友会的最高当局——费城教友会年会一项放弃政治权力的行动。有些冒充的或者半心半意的教友会教徒还继续追求并在议会中掌握着政治权力，但他们都受到正统的教友会教徒的斥贡。正统的教友会教徒直截了当他说，这些败类不能代表他们，他们也不能力其决定负责。教友会中的死硬派继续在所有善良的教友中“做工作”，要他们别去竞选议员，也不要投票支持竞选者。某些教友会领导人已在言谈中流露，他们期待战争在宾夕法尼亚结束之时，也就是他们重新掌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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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天却永不会到来，因为掌握政府的大权不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教友会在放弃权力时曾公开声明他们所信仰的原则同政府的职责是极不相容的，这也许是他们有史以来所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现实态度。但是，他们却内心暗想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实现和平后重新执政，这也表明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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