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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三 伦敦为佐治亚乌托邦设计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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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七年当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提出建立一个阿齐利亚边境领地的带浪漫色彩的计划时,他坚持认为,以前在那块“具有自然气息的又甜又美”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之所以令人失望,其原因纯粹是由于“对殖民定居的形式缺乏适当的事前准备工作”。“人们一旦聚集在一起,要把他们井井有条地安排,并适当注意到秩序、美观以及社会的种种方便设施,就象任由他们愚蠢地胡乱安顿并听任他们使性子毁掉自己的利益一样地容易。”因此,蒙哥马利便为日后成为佐治亚殖民地的那个地区,提出了一项几何图形式的定居计划,并在图样中加以详明勾划,附在他的小册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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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什么计划能比这个更干净利落、更具体和更奇妙的了。每个区都划成精确的正方形,再分成四块,每块中心有一个正方形的公园供放牧牛群用。然后再把区里其余地方分为许许多多的小方块。“一百一十六个方块,每块中有一所房子,方块的每一周边长一英里,或者说,除去隔开各块的公路之外,每个方块为六百四十英亩。这就是田庄,属于区内的绅士阶级;他们的土地面积全都相等,所以要想超过对方,唯有力求改进才行,因为这是使他们比自己的邻居富有的唯一办法。”总督府则位于辐射形道路系统和开恳地的中央:“用这些方法,劳动人民(其所以如此安排,是要对敌人的进逼一直保持警惕)本身就处在管理他们的人们的注视之下,而所有的人又都处于其首长的监督之下。”蒙哥马刊期待着有一天整个殖民地都能布满这种象棋盘一样的村庄。以前还没有人能把一个梦想中的地理格局规划得比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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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尔索普和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计划与早些时候蒙哥马利的计划的不同之处,不在于精神方面而在于如何付诸实施。他们坚信所做的事对当地定居者、对邻近的殖民地以及对整个大不列颠都有好处,这就使他们更顽固地无视佐治亚殖民地生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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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托管人的根本错误在于对佐治亚的首要资源——土地的拥有、使用、出售以及继承的规定过于死板,从而引致许多其它弊病。由于不让土地自由积累、交易和开拓,他们遂使殖民地的生活陷于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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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界那个偏远的地方种植什么最能获利?一个人需要多少英亩土地才能维持生活?佐治亚殖民地那帮托管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而且事实上对他们的殖民地的任何其它关于土地使用和自然资源的基本问题也同样一无所知。他们的罪过主要并不在于他们的无知(尽管他们原本可以更多地使自己了解一些事实情况),而是在于他们装得好象确实了解情况似的,这样他们就通过法律把他们自己的无知强加于定居者的头上。倘若他们愿意多吸取一些新世界的教训,则他们的事业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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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计划对于蒂姆巴克图边疆上的殖民地本来也同样适用。他们认为在任何边疆殖民地内,居民们必须准备进行自卫。因此,在每块土地上都应有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居住。为了不让敌人有空于可钻,每个人只应拥有一小块土地。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勤劳的,所以他的土地面积不应大到让他依靠别人的劳动而懒散地生活。而且为了防止投机倒把和移民外流,土地不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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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具体考虑的指引下,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制订了一个关于土地保有期的制度,井把它强加于该殖民地。他们限定个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五百英亩。每个“依靠慈善赈济”前往殖民地的家庭可获赠五十英亩的土地,但不准出售或分割。被当时的律师称为“限定男嗣继承”的土地保有权不能凭遗嘱转让;土地只能由男性继承人继承。如死者只有女儿,或其儿子不愿自己种由,则土地就归还给殖民地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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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伦敦的殖民地托管人把黑人看作是对他们计划的一种威胁。“他们认为蓄有黑奴的白人一般不大愿意自己干活;其全部时间将用于驱使黑人干活,用于提防他和他的家庭可能从奴隶那里招致的危险,并且防止这位庄园主一旦去世或一时不在,他的妻儿们可能陷入任凭黑人处置的境地。”伦敦的人们认为,拥有黑奴会造成土地所有者根本不在当地居住的现象;而在战争时期,黑人必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威胁该殖民地安全的任何入侵者的盟友。此外,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还认为:“殖民地所计划种植的农作物,并不需要那么多劳力以至于非要使用黑人不可。”因此,禁止蓄奴和不准进口黑人就成了整个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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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伦敦的殖民地托管人对殖民地那种父执般的关注,使他们的眼光超越了土地和劳动而注视到定居者的品德行为,为了使殖民地居民不致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他们便力图防止他们受烈酒之害。身为士兵的定居者必须头脑清醒才能保卫疆土。在伦敦还远未解决的酗酒问题,看来在新的殖民地却很容易解决。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目标是按一七三五年的法案来处理这个问题。该法案明定“不准朗姆酒、白兰地、酒精或烈酒”进入佐治亚,在该殖民地中发现这类酒则须予公开销毁,出售烈酒应视作犯罪并依法惩处。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为了保持殖民地居民的力量和品德而制订的计划,确是出奇地干净利落,只有他们为佐治亚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而拟订的计划堪相媲美。按照鼓吹开拓佐治亚的宣传家们所阐释的重商主义理论,“尽可能把别国的产品引进来使之转化为本地自己的产品,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尤以那些我们用现金或在不利条件下从外商那里购得的产品为然……因为这样做我们不仅为本国的穷人赢得新的生计,以增加就业来增加人口,而且由于自己生产原料,制成品可以便宜些,从而能在国外市场上与别国周旋,同时又叮避免这种在国内消费的产品成为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按照他们计划的推论(并不是就他们事业的未来而言),幸而有一项产品——丝,看来非常适于成为佐治亚的主要产品,在《从大不列颠贸易的角度论佐治亚殖民地的建立》(一七七三年在伦敦出版)这类小册子中,佐治亚殖民地的支持者从经济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指出:每年从意大利、法国、荷兰、印度和中国输入英国的丝绸总值达五十万英镑。只要在佐治亚生产足够的生丝,这一大笔外汇或金锭就能节省下来。况且,这种规模的丝绸工业在佐治亚四个月的生产季节中至少可安排两万人就业,而且在英国全年尚可再安排两万人工作。他们强调说,由于在佐治亚,土地唾手对得,而宝贵的桑树又是野生的,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意大利人的竞争。他们甚至还希望英国出口丝绸,最终占领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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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这些希望不至落空呢?那就是传统的说法,这种说法象传奇故事一般言之凿凿,即佐治亚有着极为丰富的野生桑树资源,可是那些宣传家们却没发现在他们的殖民地内生长繁茂的是黑桑(它的叶子给蚕吃太粗糙了)而不是白桑。早在一六○九年,前往弗吉尼亚的探险者们列举“在弗吉尼亚种植的最美好的果实”时,曾经提到有“蚕和很多桑树,因此夫人、淑女和儿童们(被安排来做此类工作)全都可以愉快地就业,生产可与波斯、土耳其或任何其它地方媲美的丝绸。”曾经大肆宣传的一件事是:一六六○年查尔斯二世加冕时所穿的长袍就是用弗吉尼亚的丝织成的。为佐治亚进行鼓吹的宣传家们说,“那里的气候不仅对人体有益,而且对蚕也是适宜的(接近北纬三十二度)。”一七一八年曾只身潜入一家意大利丝厂并窃取其机密带回英伦而闻名的托马斯·隆姆比爵士,是所谓的英国生丝业的第一流权威。作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顾问,他曾写过一篇强有力的证词,阐明在佐治亚发展养蚕产丝业的可能性——这篇证词热情洋溢之程度恰与其对第一手知识了解之贫乏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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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传奇般的传说、希望和半真半假的线索中,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编织了自己的幻想。在其后从事生丝生产的四万亲人中,有很多是本来不会被雇用的人。“干这种活儿的人并不一定非得是人类中最强壮或最勤劳的人不可,事实上他们还真是无能之辈,竟然在蚕和白桑树如此充沛的地方无法挣钱养活自己。在英国依靠慈善赈济为生的穷人多数还是能干这种活的,虽然他们干不了更重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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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托管人把这些幻想寄托于佐治亚不幸的定居者身上。他们不仅保证提高价格,并且还对运到英国的产品给予奖励和奖金,以此来鼓励养蚕业,他们甚至把这样的规定写入土地授予法:每个获授土地者需在每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五十株白桑,才可使自己的产权生效;每个获授五百英亩土地的人在二十年内必须种植二千株白桑。当他们对那些不得拥有黑奴的法律进行修正时,还要求每个垦殖者每拥有四个男性黑奴必须同时拥有一名受过良好养蚕训练的女黑奴。后来殖民地托管人建立代议制的殖民地议会时,他们还要求每个在议会服务的居民必须在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一百株白桑。如果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能成功地按照他们自己的蓝图去建设佐治亚,那么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干净、纯洁、有效率而又彻头彻尾索然无味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将会沿着边界定居在大小相等的土地上,每块土地都由一名适于担任民兵的壮汉负责防卫。人们都不会酗酒、不忌妒他人、勤勤恳恳地以同样的热情干活,但他们也必然缺乏雄心壮志去积累更多的土地、迁往更好的地方或者奋发向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一种乐天和勤奋的老百姓,将不知疲劳、厌卷或失望为何物,因此也就不需要烈酒。同时也不会有来自邻近殖民地的商人来贩卖黑人、朗姆酒或上等的土地。老百姓们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之下,甚至连脾性也相同,并都会让自己家里的妇女、孩子和老年人去养蚕,因为生丝对于帝国的经济毕竟大有价值了。而佐治亚人对其它事业的利益和好处则将会变得既无知又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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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计划的唯一缺陷是,它必须由具体的人在地球上的某个具体的地方来实行。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一种人或这样一个地方适合于这一目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十八世纪的伦敦被送往佐治亚长满松林的贫瘠土地上的郁郁不乐的难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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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四 一个依靠慈善赈济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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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想使佐治亚实现一个欧洲的梦想。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北美洲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而是欧洲一向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理想中的新殖民地乃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必须如此这般的殖民地,它应该是疆土的保卫者,伦敦的不幸者和失业者的托庇之所,以及珍贵的亚热带产品的来源地。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的理想也是由欧洲的经验编织而成的,但他们却拥有一种神学上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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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英国最珍视的社会特性莫过于安全感与依赖性。安全感来自确保人们能在一个熟悉的、可以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老爷和韦斯顿老爷,就象征着英国中产阶级能够自己享受到、并能顺便赐予依赖他们的各个阶级的那种安全感。一位殷实的乡绅老爷,既是治安官、受尊敬的社会支柱、大善人、弱者的保护神,又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人物。他所象征的安全感的反面就是依赖性。诚实的农民依赖他的老爷,老爷依赖贵族地主,教区长依赖主教,作家依靠赞助人,甚至高贵的埃格蒙特勋爵也把对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和皇室的依赖视为荣誉和利益的源泉。就是上述这些再加上成千种其它的依赖关系,赋予英国生活那种令许多人感受得到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当然,这样的制度也要求每一方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分配给他的角色。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一整套确保无虞的关系更能说明英国生活的特色,也更鲜明地使之有别于新世界的生活。除了那些因生意倒闭或早期工业化而脱离原有社会地位的人们,以及偶有发现的流浪汉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人们期望他干什么;而他这样做就能有把握地按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受人尊敬地生活。对于被束缚在这一古老的关系网中的人来说,北美洲的吸引力就在于可以使他们逃出网外。富兰克林在劝说那些有可能当移民的人迁往北美洲时,不是象一个正直无私的雇主那样,以慈父施恩的口吻来打动他们,而是以这里的生活的流动性和充满希望为号召。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在该世纪后期点燃了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的热情之火:在北美洲,一个卑屈的欧洲人可以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世界上——当然这样做总是有些风险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使他成了一个美国人。美国生活的气质是由好凡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冒险性、自发性、独立性、主动性,以及迎合潮流、流动性大和充满机会。甚至美国的平等的理想也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但是佐治亚的定居者却吃了苦头,因为他们被捏在施恩者手心之中。如果说投资者谋求的是利润,那么施恩者所追求的却是一种抽象的目的。投资者对企业如何经营并不过分根究,只要企业能赢得可观的利润。但是施恩者的报酬却寓于按自己的特定方式做好事。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也不例外。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的慈善动机,写进了该殖民地的特许状中,它明确规定,托管人不得在佐治亚担任公职、拥有土地或谋取私利。托管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只是为了定居者或大不列颠的利益。尽管发生过攻击佐治亚托管当局的抗议浪潮,但却从未有人提出过可信的证据,证明有任何一位托管人哪怕在精神上违反过托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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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本身对支持殖民地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奥格尔素普有一次便声称:他曾经“不仅冒着生命和健康”以及自己信誉的“风险”,而且在建立殖民地最初的五年内还花费了个人所有的三千英镑;到一七四四年,他已经垫支了(大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九万多英镑,这笔款子后来由国会以一致同意的表决全数偿还给他。英国人民也作了很多小额捐款而且并不期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日记中写道:一七三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一个无名氏派人给我送来了三十英镑捐款给佐治亚的穷人。”在英国各地都进行了呼吁捐款的布道会。一次又一次,殖民地托管人得到了爱德华·德鲍弗刊爵士那样的人的捐助;德鲍弗利爵士的父亲曾大方地留下五百英镑那样的一笔款子供慈善救济之用,他把这笔款项连同自己差不多数额的一笔钱一起作了捐助。在头八年中通过私人捐助得到的一万八千英镑,表达了成百上千教区民众的友好情谊,他们都行动起来把自己少许几个先令放进了募捐的盘子。但是还需要更多的钱。私人捐助无法支持如此巨大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慈善目的,连同它对保卫帝国的重要性,促使国会议员们一再以国会的直接补助金支援佐治亚——到托管结束前总数已达十三万英镑以上。在此之前,除了为纯军事目的之外,英国政府还从未以公款支援过任何一个殖民地。这些补贴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由于佐治亚的公共开支全由乐善好施的个人捐款或英国政府的拨款支付,殖民地的居民便无需交纳税款,因此也无需设立代议制的议会来征税。许多年来,佐治亚都没有建立自治政府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的定居者本来是会被囚于伦敦监狱或因失业而流荡街头的,现在却成了公共事业的受益者。作为社会的被保护者,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抱怨。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小心谨慎地提供殖民地居民需要的东西。从当时一位商店掌柜弗朗西斯·穆尔,所记录下来的“一七三五年规定”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这种关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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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拟于今年在佐治亚设立一个县,并建一新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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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发给那些受慈善赈济来此的每个人一件厚上衣、一支滑膛枪和一把刺刀、一把斧子、一把锤子、一把手锯、一把铲子或铁铣、一把宽锄、一把窄锄、一把锥子、一把木工用的刮刀、一个铁锅、一对锅钩、一个油炸锅,以及给每一个小居住区或村庄一台公用的石磨。每个干活的人为了在这个殖民地维持生活,每年还可得到下列物品(将由托管当局在适当的时候分批发给):三百一十二磅中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每个男子干活时每天可给一品脱浓啤酒(不干活时就不发给)、丑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上述人们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孩子,也即十二岁以上的每一个人每年也可获得下列物品(发给方式如前述):二百六十磅生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每个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人,作为半口发给上述物品之半数。每个两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作为三分之一口发给上述物品的三分之一。托管人并为他们支付从英国去佐治亚的船费;旅途中他们每周将有四天吃牛肉,两天吃猪肉,一大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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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前往佐治亚的移民这些物品,看起来更象是对待一个管理良好的监狱中的囚犯或一支雇佣军,而不是对待一批去新世界谋求幸福的自由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与他们的共同理事会(会议在伦敦举行的佐治亚行政管理机构)的会议记录,便充满着家长对待晚辈的态度。据说,殖民地的官仓管理员托马斯·考斯顿就曾公开宣称:殖民地的居民们“既无土地、权利,又无财物;托管人给他们东西,也可以随时取回他们的东西。”如果一名军官的勇敢表现超过了职责要求,奥格尔索普就会向托管人请求给予奖励,因为”不奖优惩劣,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如果在萨凡纳需要一名校长或产婆,伦敦的托管人就必须在当年的预算中列入一笔薪酬。殖民地托管人在拨付一个有柄的平底锅的费用时,其庄严程度就象在给萨尔茨堡来的二十六名妇女发放做紧身胸衣的料子一样。总而言之,托管人亲自掌握着居住在殖民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人却是他们几乎都不认识的,并且住在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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