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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四 一个依靠慈善赈济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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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想使佐治亚实现一个欧洲的梦想。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北美洲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而是欧洲一向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理想中的新殖民地乃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必须如此这般的殖民地，它应该是疆土的保卫者，伦敦的不幸者和失业者的托庇之所，以及珍贵的亚热带产品的来源地。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的理想也是由欧洲的经验编织而成的，但他们却拥有一种神学上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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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英国最珍视的社会特性莫过于安全感与依赖性。安全感来自确保人们能在一个熟悉的、可以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老爷和韦斯顿老爷，就象征着英国中产阶级能够自己享受到、并能顺便赐予依赖他们的各个阶级的那种安全感。一位殷实的乡绅老爷，既是治安官、受尊敬的社会支柱、大善人、弱者的保护神，又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人物。他所象征的安全感的反面就是依赖性。诚实的农民依赖他的老爷，老爷依赖贵族地主，教区长依赖主教，作家依靠赞助人，甚至高贵的埃格蒙特勋爵也把对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和皇室的依赖视为荣誉和利益的源泉。就是上述这些再加上成千种其它的依赖关系，赋予英国生活那种令许多人感受得到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当然，这样的制度也要求每一方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分配给他的角色。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一整套确保无虞的关系更能说明英国生活的特色，也更鲜明地使之有别于新世界的生活。除了那些因生意倒闭或早期工业化而脱离原有社会地位的人们，以及偶有发现的流浪汉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人们期望他干什么；而他这样做就能有把握地按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受人尊敬地生活。对于被束缚在这一古老的关系网中的人来说，北美洲的吸引力就在于可以使他们逃出网外。富兰克林在劝说那些有可能当移民的人迁往北美洲时，不是象一个正直无私的雇主那样，以慈父施恩的口吻来打动他们，而是以这里的生活的流动性和充满希望为号召。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在该世纪后期点燃了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的热情之火：在北美洲，一个卑屈的欧洲人可以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世界上——当然这样做总是有些风险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使他成了一个美国人。美国生活的气质是由好凡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冒险性、自发性、独立性、主动性，以及迎合潮流、流动性大和充满机会。甚至美国的平等的理想也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但是佐治亚的定居者却吃了苦头，因为他们被捏在施恩者手心之中。如果说投资者谋求的是利润，那么施恩者所追求的却是一种抽象的目的。投资者对企业如何经营并不过分根究，只要企业能赢得可观的利润。但是施恩者的报酬却寓于按自己的特定方式做好事。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也不例外。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的慈善动机，写进了该殖民地的特许状中，它明确规定，托管人不得在佐治亚担任公职、拥有土地或谋取私利。托管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只是为了定居者或大不列颠的利益。尽管发生过攻击佐治亚托管当局的抗议浪潮，但却从未有人提出过可信的证据，证明有任何一位托管人哪怕在精神上违反过托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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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本身对支持殖民地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奥格尔素普有一次便声称：他曾经“不仅冒着生命和健康”以及自己信誉的“风险”，而且在建立殖民地最初的五年内还花费了个人所有的三千英镑；到一七四四年，他已经垫支了（大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九万多英镑，这笔款子后来由国会以一致同意的表决全数偿还给他。英国人民也作了很多小额捐款而且并不期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日记中写道：一七三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一个无名氏派人给我送来了三十英镑捐款给佐治亚的穷人。”在英国各地都进行了呼吁捐款的布道会。一次又一次，殖民地托管人得到了爱德华·德鲍弗刊爵士那样的人的捐助；德鲍弗利爵士的父亲曾大方地留下五百英镑那样的一笔款子供慈善救济之用，他把这笔款项连同自己差不多数额的一笔钱一起作了捐助。在头八年中通过私人捐助得到的一万八千英镑，表达了成百上千教区民众的友好情谊，他们都行动起来把自己少许几个先令放进了募捐的盘子。但是还需要更多的钱。私人捐助无法支持如此巨大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慈善目的，连同它对保卫帝国的重要性，促使国会议员们一再以国会的直接补助金支援佐治亚——到托管结束前总数已达十三万英镑以上。在此之前，除了为纯军事目的之外，英国政府还从未以公款支援过任何一个殖民地。这些补贴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由于佐治亚的公共开支全由乐善好施的个人捐款或英国政府的拨款支付，殖民地的居民便无需交纳税款，因此也无需设立代议制的议会来征税。许多年来，佐治亚都没有建立自治政府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的定居者本来是会被囚于伦敦监狱或因失业而流荡街头的，现在却成了公共事业的受益者。作为社会的被保护者，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抱怨。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小心谨慎地提供殖民地居民需要的东西。从当时一位商店掌柜弗朗西斯·穆尔，所记录下来的“一七三五年规定”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这种关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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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拟于今年在佐治亚设立一个县，并建一新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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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发给那些受慈善赈济来此的每个人一件厚上衣、一支滑膛枪和一把刺刀、一把斧子、一把锤子、一把手锯、一把铲子或铁铣、一把宽锄、一把窄锄、一把锥子、一把木工用的刮刀、一个铁锅、一对锅钩、一个油炸锅，以及给每一个小居住区或村庄一台公用的石磨。每个干活的人为了在这个殖民地维持生活，每年还可得到下列物品（将由托管当局在适当的时候分批发给）：三百一十二磅中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每个男子干活时每天可给一品脱浓啤酒（不干活时就不发给）、丑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上述人们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孩子，也即十二岁以上的每一个人每年也可获得下列物品（发给方式如前述）：二百六十磅生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每个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人，作为半口发给上述物品之半数。每个两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作为三分之一口发给上述物品的三分之一。托管人并为他们支付从英国去佐治亚的船费；旅途中他们每周将有四天吃牛肉，两天吃猪肉，一大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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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前往佐治亚的移民这些物品，看起来更象是对待一个管理良好的监狱中的囚犯或一支雇佣军，而不是对待一批去新世界谋求幸福的自由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与他们的共同理事会（会议在伦敦举行的佐治亚行政管理机构）的会议记录，便充满着家长对待晚辈的态度。据说，殖民地的官仓管理员托马斯·考斯顿就曾公开宣称：殖民地的居民们“既无土地、权利，又无财物；托管人给他们东西，也可以随时取回他们的东西。”如果一名军官的勇敢表现超过了职责要求，奥格尔索普就会向托管人请求给予奖励，因为”不奖优惩劣，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如果在萨凡纳需要一名校长或产婆，伦敦的托管人就必须在当年的预算中列入一笔薪酬。殖民地托管人在拨付一个有柄的平底锅的费用时，其庄严程度就象在给萨尔茨堡来的二十六名妇女发放做紧身胸衣的料子一样。总而言之，托管人亲自掌握着居住在殖民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人却是他们几乎都不认识的，并且住在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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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三五年七月的一次会议上，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一致宣称：“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人们应当对我们有信心。”这种统治者的高做态度，说得最好听也是一种恩赐的口吻，使被统治者滋生了依赖性和不满。佐治亚的定居者对食品、住所、设备诸多抱怨，他们等待着、或者要求在遥远的伦敦的好家长们给予补救。在第一年享有保障的生活过去之后，感到日子不好过的定居者便要求再将此等待遇延长一年。殖民地托管人除了同意外别无它法。托管人为了使定居者们生活愉快、供应充足而作的种种努力，也就延缓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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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七三九年，琅西瓦尔勋爵就已看到，如果这种象家长照看孩子一样的政策再继续下去，将会发生财政困难。当殖民地的赞助者们感到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一事业时，殖民地的定居者还是既不富裕兴旺也没有什么希望。这些英国的城市贫民在佐治亚之所以搞不好，不仅是由于性格上的共同弱点，而且也由于他们缺乏开垦荒地所需的特殊技能。不久，殖民地托管人就不得不承认“在英国无用的穷人，在佐治亚看来也同样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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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五 福利计划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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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确曾发现有一些定居者相信“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他们还是会失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立起来的将是一个任由支配的封邑而不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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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殖民地的居民也受到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弊病的危害：繁琐、专横和贪污腐化。答应作为“慈善救济”给予定居者的配给物品，被藏在商店的仑库里并且由那些中饱私囊的人来分配，举例来说，有一个名叫托马斯·考斯顿的家伙，他是奥格尔索普于一七三四年留下来作这个殖民地的区镇地方官兼仓库管理员的。由于他有权发给或不发给供应物品，他成了佐治亚最受憎恨的人之一。处在考斯顿那种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诚然没法既使伦敦的雇主又使佐治亚被治理的居民都感到满意，就这样不久他便成了众矢之的：说他给的牛肉是变质的，配给物品缺斤少两，牟取私刊以及受贿。这些指控多数看来是有根据的，但因为考斯顿作为伦敦托管人的代表，拥有管治的权力，故他仍能免于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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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诸多计划中最基本、最欠考虑和最具灾难性的乃是有关土地的计划。在佐治亚，五十英亩长满松树的瘦地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而清除树木并且种上庄稼这种活却超出一个只有其家人帮忙的粗壮汉子所能承受的程度。问题并不在于一个更崇尚苦行的、更勤劳的或更为英雄式的人物能否干得了，而在于殖民地托管人已给他们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即把一种特殊的人送去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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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在该边远地区配置人力而作的硬性规定，却连带地扼杀了不少提高殖民地生产率的激励因素。一个定居者如没有男嗣或者他的儿子不愿种地，就会发现干了多年活之后却不准他出售自己的财产。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为了托管人的利益来增加肉己的财产呢，由于定居者是要在“边境卫戌部队”中当兵的，土地的交易就成为一项政府的政策问题，这只能在被证明符合公共利益后才会得到伦敦的批准。伦敦的会议记录就充满着为了五十英亩土地的转手而模梭两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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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逐渐发现他们承担了一项既不能完成又不能放弃的责任，他们的制度每执行一次就使以后每一项例外情况看起来更欠公平。例如，一七三八年佐治亚的小镇罕布斯特德的老百姓抱怨他们的土地是长满松树的瘦地，因此请愿要求掉换好一些的地，各托管人便在伦敦奥格尔索普家里考虑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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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非常了解罕布斯特德那里土地的情况，确实大部分是长满松树的瘦地，但如果花点力气是可以成为沃地的，就象别人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如果顺着这些人的心意，那个殖民地所有的入就都要想迁往好地了，而很多人目前还没想到这点。换地这种要求，将会在殖民地内引起无法形容的混乱。我们应当考虑到，如果允许这些人迁往新的土地，他们将会提出每年给予新的补助物品，而这是我们办不到的，况且其他人也将纷纷效法。愤愤不平的殖民地居民就这样发现自己已被束缚在瘦之上，由于法律不允许他们增加新的土地或出售、交换土地，唯一的选择就是一走了之。尽管定居者们同意有必要限定每个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因为这能防止那些不合理的甚至是很不利的土地垄断，这种情况已大大地阻碍了其它地方力量的发展和处境的改善”——但这远不等于同意强制性的平均主义。他们提出疑问：一个勤劳而没碰上好机会的人又能有什么激励因素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呢？有一位名叫普里的船长于一七三三年刚到佐治亚就向殖民地托管人报告说，”这里有很多懒汉，还有不能干活的人，而那些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则认为别人坐享他们劳动的成果是不合理的，当土地清理出来后，抽签决定每人分一块土地时，那些不干活的人却享有同样的机会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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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佐治亚传来的吵嚷之声有增无己时，奥格尔索普便力图让其他托管人相信这些抱怨只是来自那些无能的懒汉、谋取私利的人以及受到南卡罗来纳的土地投机者煽动的“不满之徒”。直到一七三八年，殖民地托管人才开始对佐治亚的土地政策作出一系列的修改，并认为每作一项改动都是一次原则性的让步。一七三八年，殖民地托管人允许佐治亚的妇女有权继承土地；翌年，允许没有自然继承人的佃户可以为自己的土地立遗嘱；一七四○年，允许土地出租并且不要求人们对土地状况作多大的改善；接着于一七四一年，又允许个人可拥有的土地最高限额从五百英亩增至两千英亩。在承认地块之间质量有差异的基础上，殖民地托管人还逐步允许比较自由地以长满松树的瘦地来换取较好的地，并对那些在原先授予土地上筑篱耕种的人再赠予五十英亩土地。免役地租先是减低，后来则干脆废除。但一直到一七五○年，殖民地托管人快要放弃特许状时，才允许把殖民地的土地保有条件提高到可以绝对继承的程度。至此，佐治亚居民终于可以象任何其它北美殖民地一样买卖、出租、交换或把土地列入自己的遗嘱内。但奥格尔索普仍然很恼恨并采取抗拒态度，他争辩说，正是因为对土地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才使佐治亚殖民地得以免受外来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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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尔索普认为，如果摈弃一部分制度则整个制度都会分崩离析，他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幻想是相互交织着的，要拆开就会全部同时拆散。例如，一旦增加个人拥有土地的数字，许多反对使用黑人劳动力的论据马上就站不住脚，而强有力的赞成引进黑人劳动力的新论据就会冒头。由于土地的拥有量提高，就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年复一年，佐治亚北部的居民在卡罗来纳贩卖黑人的商人鼓动下，便纷纷向伦敦提出抗议，强调缺乏黑人劳动力已引起殖民地的发展停滞和不满。一七四八年三月，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在伦敦作出决议：“永远不允许把黑人引进佐治亚殖民地，原因是由此而必然会在一个边境城镇产生的危险是非常明显的；至于那些继续叫嚷要求使用黑人劳动力的人们宣称，如不使用黑人劳力殖民地就永远不会取得成就，这只不过证明他们不想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为殖民地的成就作出贡献罢了，因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必然是促退而不是促进。”托管人告诉那些认为没有黑人就不能有所成就的人尽可以到别处去。但仅仅过了两年，即在一七五○年，托管人不得不全线退却了；他们阐明殖民地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之后，便为奴隶经济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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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佐治亚树立道德规范方面，殖民地的托管人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通过一个措词妥贴的“压制令人憎恶的酗酒劣行”的法令是一回事，而对分散在山区和沼泽地的老百姓执行这一法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位记者提醒殖民地托管人说，贫困、灾难和受挫失望往往驱使人们酗酒，“以图鼓起勇气”。即使在英国，大多数人遇到这些情形也别无选择，“只有陷于绝望或发酒疯。如要把他们（佐治亚的定居者）带到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里，就要让他们有充分而有力的理由指望以后能过好日子，并提出确切的、对他们最有用的观念来迎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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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禁止贩运朗姆酒，也有一些合乎情理的反对意见。因为殖民地最适于出口的商品是木材，而木材的合理市场则是英属西印度群岛那些产糖的岛屿：而能从这些岛屿交换回来的东西除了朗姆酒以外就别无他物了。所以，禁止进口朗姆酒实际上等于切断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样一来，大英帝国便不能得到所需的木材，而佐治亚居民也被剥夺了有利可图的生意。除此之外，也还有“医学方面”的论据：”根据北美洲所有居民的经验，证明在水中搀些酒是必要的（可以很肯定他说，在北美殖民地中没有比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水更需要搀酒的了），这种做法的效果对佐治亚所有能买到酒并能有节制地饮酒的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最后，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论据反对这些无法执行的法律：贩卖私酒的人大赚其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进入正正当当的市民口袋里的。此外，“一般来说，人类的本性，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本性乃是；越想要的东西，如果越禁止，人们就越会毫无节制地滥用；在佐治亚殖民地，朗姆酒就是这种情况。”而卡罗来纳那些甘于冒险的私酒贩子的所作所为，比任何论据都更具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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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不顾奥格尔索普的吵吵嚷嚷的反对，终于作了不体面的退却。一七四二年，他们一方面把反对朗姆酒的法令保留在书面上，一方面又下令其派驻殖民的官员停止执行。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更废除了禁令，但仍只许从别的英国殖民地进口朗姆酒以换取佐治亚的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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