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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九 绅士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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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弗吉尼亚社会恰然自得的风气和贵族气质同当地公民的品德毫无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事后的阴差阳错才使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政治体制成为美国民主平权的萌芽。当乔治·华盛顿担心地方自治和英国人的权利会维持下去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只能是十八世纪中时弗吉尼亚的政治常轨，因为他并不了解其它的情况。这些常轨也就是弗吉尼亚孕育出来的贵族阶级代议制，正是这一代议制所特有的贵族气质从根子上哺育了美国代议制政体。追根求源，这要回溯到弗占尼亚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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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比弗吉尼亚贵族阶级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政治义务。他们强调掌握权力就要负起治理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弗吉尼亚在整个殖民时期一方面对选举权有限制，另一方面又有一项强制进行投票的法律。还有几个殖民地偶尔也制订法规，对符合条件而又不参加投票的选民进行处罚，我们并不了解这条法律在弗吉尼亚贯彻执行的严格程度，但鉴于弗吉尼亚从最早期一直到独立革命后始终坚持这项立法，仅此一点就足以证实人们一贯的看法：参加治理是一种义务，如果说对一般选民的要求是必须参加投票，则对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就得要求他们承担更重的责任。杰斐逊在一七八一年特别郁郁不乐的情况丁怀念“私人生活的独立性”的时候，他所说的“解脱”实际上也就是弗吉尼亚名门望族中许多人所渴望的东西。一个大种植园主必须妥善规划自己的园地，决定何时种植和收割烟草，物色做鞋和做衣服的材料，并关心他所拥有的奴隶的健康——这些种植园管理工作他是回避不了的，非承担不可。同样他也必须担负起他的政治义务，这也是推卸不掉的。有成就的种植园主必然养成发号施令的习惯。在他管理殖民地事务时，他同样表现出非凡的自信心，如同他经营自己的种植园一样。如果说种植园等于一个小小的殖民地，需要凭机智、权威和审慎来进行治理，那么弗吉尼亚殖民地就象一个大种植园，要象经营种植园一样来精心管理，重大决定都有赖于那些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人来做，显赫的职位也应归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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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代表院的花名册实际上就是主要种植园主的人名录。从教区委员或治安推事到总督行政委员会成员这条政治晋升的道路，从下到上、一层一层全由当地绅士一手控制。没有他们点头，要晋身政治生涯绝无希望。公民代表院的权力在殖民时期有增无减，最后达到操纵总督行政委员会的地步。但公民代表院也只不过是居统治地位的贵族的政治作坊，有关烟草的价格和质量的规定以及税收、教育、印第安人事务和宗教诸方面的重要决定，一概都是在这里拍板定案的。所有谋求更高职位的人都得先在这里见习，然后才有博得青睐、飞黄腾达的可能。公民代表是不动产所有主选出的，但只有公民代表才有权授予弗吉尼亚人以更高荣誉，公民代表们以认真态度在弗吉尼亚上层人士中挑选合格者担任政府职责。虽然十八世纪中叶公民代表院只有不到一百个席位，但生活在那个世纪的几乎所有弗吉尼亚名人全部在公民代表院见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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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代表之间的意见分歧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得多，他们进行的讨论也同现代立法机构的辩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虽然直言不讳的冲突是《印花税法》年代的特征，但公民代表院的政治并未激化到形成不同的政党路线，在新政府成立之初，弗吉尼亚人思想上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政党这一概念。随着十八世纪逐渐逝去，占统治地位的公民代表似乎变得更加和谐，他们的思想也更加一致了，他们愿意接受不同政治见解的人参加领导班子。因此，当公民代表院在一七七四年召开弗吉尼亚代表会议，选举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时，他们既选出了不久前在《印花税法》争端中的保守派佩顿·伦道夫、理查德·布兰德和埃德蒙·彭德尔顿，也选出了他们的对立面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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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近代还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象他们那样采取把公职视为己有的态度。在独立革命的年月里以及独立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间，弗吉尼亚总督、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法官、军事长官和出席联邦会议的代表，全都由公民代表选出，并且还全部是从他们内部挑选的。他们对弗吉尼亚统治阶级每个成员的了解，使他们有资格凭出色的智慧（尽管不一定绝对正确）来分配显赫的公职和重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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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统治地位的弗吉尼亚人的舒适生活当然也有其不那么舒服的一面，这在臭名昭著的鲁宾逊事件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当代任何新闻记者都不可能编造出比这些赤裸裸的事实更加轰动的新闻了。当这块殖民地的公民代表院议长兼司库约翰·鲁宾逊逝世的时候，珀尔迪的《弗吉尼亚公报》（一七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无意中流露出讽刺的口吻，宣称鲁宾逊之死是“那些不幸和贫困的人感到悲痛的一场灾祸。这些人经常受到以仁慈和开明为怀的鲁宾逊的安慰和爱护。”鲁宾逊所表现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慷慨大度虽然早就有人怀疑，但一直到他的庄园管理人员把帐目结算出来，事情才算得到彻底暴露。管理人员发现鲁宾逊担任殖民地司库时期支取的公共基金有十万零七百六十一英镑七先令五便七之多。他把这些款项借给他的几十个朋友，借出的数目不等，多的有借给威廉·伯德第三的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一英镑（伯德缺乏其祖上经营商业的敏锐性，赌牌又不走运），借给刘易斯·伯韦尔的六千二百七十四英镑，借给卡特·布拉克斯顿的三千八百四十八英镑，借给阿奇博尔德·卡里的三千九百七十五英镑；少的有借给理查德·亨利·李的十二英镑和帕特里克·亨利的十一英镑，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共欠鲁宾逊一万六千英镑；公民代表们则欠他三万七千多英镑。庄园管理员埃德蒙·彭德尔顿花了整整十二年的韶华时光力图摆平此事，他自己也得到了一千零二十英镑的好处。庄园的帐目越往深处查，越暴露出弗吉尼亚几乎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家族在周转不灵时没有得到过鲁宾逊用公款慷慨相助。这一庞大的负债关系网暴露了多年来公民代表们不愿把代表院议长和司库的职务分开以及不愿彻底审查殖民地帐目的真实原因。和蔼可亲的鲁宾逊把公款库变成了救济统治集团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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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中有两点很不寻常，足以为人们了解弗吉尼亚统治者道德和习气提供颇有价值的线索。第一点是鲁宾逊除了受到朋友们感恩戴德以外，并没有用公款来谋取私利。第二点是，当上述事件暴露出来之后，处于领导地位的公民代表并没有指责鲁宾逊滥用公款；他们几乎要赞扬他具有的美德过多。当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接替鲁宾逊担任司库）暗示有某些不当之处时，竟遭到了谴责；因此，他从政治上考虑，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影射，并宣布说，鲁宾逊当时借钱给人“更多是出于对那些处于困境的人抱有某种不恰当的仁慈和同情”。福基尔总督在听完彭德尔顿关于鲁宾逊庄园问题的报告后，表达了一种当时普遍具有的感情。他说，“呀，这就是他过分慈悲的心灵所具有的情感。”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鲁宾逊其人，他的经历充分揭示了一个公共权力属于少数特权者的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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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权力带来了相应的义务，一种有时成为累赘的义务。几乎从一开始，公民代表院就严格要求全体公民代表在每届会议开幕时必须全体到会。根据一六五九年至六○年一项法案及其被撤销的一项重订法，公民代表未经批准而不出席会议就要罚款，罚款数为：无故缺席每二十四小时罚三百磅烟草。会议开幕时，由公民代表院议长宣读缺席代表为解释事因而写的请假信，他们申述的理由有可能得到认可，也有可能遭到拒绝。人人都知道，如同一六九一年詹姆斯·布雷案那样，一旦公民代表的解释得罪了公民代表院，议长完全可以发出逮捕令将其拘留至作出适当道歉为止。会议要完成特别任务（如选举议长）时，会议开幕时出席的问题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但公民代表院对一般性例会的缺席问题也仅是略为宽容一些而已。十七世纪结束之前，每缺席一次会议的罚款数额已从两先令六便士提高到一桶烟草。一六八四年会议期间，曾有五名代表在点名时缺席未到，原来他们未经同意便回家去了。公民代表院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命令他们所在各县的行政司法长官对每人罚一千磅烟草。直到道歉以后才允许他们重新参加公民代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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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代表院早在一六六六年就不承认任何当选代表有不出席会议的权利，即使其选民正式提出要求也不行。这一原则在整个十八世纪一直持续着，并在一七八二年五月一度使失意的杰斐逊陷于困境。当时他刚刚在一片指责声中从弗吉尼亚总督一职引退，阿尔伯马尔县人民选举他为公民代表。杰斐逊由于对担任公职感到厌倦，又因公众对他不怀感激之情而感到懊丧，因此颇想谢绝此职，当他向公民代表院议长约翰·泰勒表示拒绝出任时，他接到的不祥的回答是通知他，“本院根据公民代表的意见，不同意接受你的辞职。”泰勒还告诫杰斐逊说，”善良的能人最好还是去治人而不是治于人，因为如果善良的能人都从社会中引退，则昏庸的蠢才就会得逞。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非常可能的。”最后杰斐逊终于在敦促之下“进入公民代表院以免招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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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公民代表当然是“选举出来的”。这选举与同时期的英国议会成员的选举相似，不那么腐败，并且也比较重视对人材的开放。它完全不是任何野心勃勃的青年人不择手段谋求政治资本的自由场所；选举实际上是不动产所有者从绅士中选择能人的过程。从技术上讲，当选公民代表的资格与选民资格并无不同，但在实践中公民代表院的候选人必定是绅士阶级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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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气氛强调候选人的慷慨和不动产所有主的权力，完全是礼宾和欢宴的奇特结合。很少有人把竞选演说当作一回事；只有自负和迟钝得出奇的绅士才会跑去对自幼就了解他的邻居发表演说。对“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也是少有的事，但即使是最有名望的候选人也不能指望一定当选，除非他已经主动地同其选民打成一片。大会禁止候选人拉选票，甚至不许自己投自己的票，而且也不存在政党组织。然而，候选人却可以使用间接（一般是通过吃吃喝喝）的手段来做说服诱导工作；谁也不能指望不经“招待”选民而当选。大量的朗姆甜酒、薑汁点心、烤牛肉和猪肉可以劝说犹豫不决的选民，让他们感到这位候选人具有开明的品德和拥有大量财富，足以在公民代表院的会议上合适地代表他们。这样的款待花费相当大。汉诺威县的塞缨尔·奥弗顿估计他在两次选举中所花费用为七十五英磅；乔治·华盛顿竞选公民代表时，每次的开支从未低十二十五英磅，其中有一次还达到五十英磅左右。这个数目比一个人购房置地以取得选民资格所花费的金钱要多好几倍。当然，弗吉尼亚确有一条法规禁止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地”以“金钱、酒食……馈赠、礼物、酬金或款待……来赢得选举或被选入议会”，但这条法规似乎极少付诸执行。实际上，众所公认的慷慨好客的名声就是一面挡箭脾，足以防止别人怀疑你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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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在县政府里进行的，如果天气好则在室外草坪上进行。当时的选举与现代美国选举不同，主要在于每个选民的选择都是公开的，因而候选人和其选民彼此间都有机会表示感激或遗憾之情。按照基本上未被打破的习惯，候选人都要在选举地点露面。在场就座的有行政司法长官、候选人和书记员（每位候选人配一名）。选民们逐一上前宣布各自的选择并被公开记录下来，象在球赛牌上记分一样因为每个在场的人从头到尾都能看到最新的计票情况，所以候选人完全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拉一些支持者来增加所需的票数。当每个选民宣布选择何人时，有一帮人便发出赞许的呼声，而另一帮人则响起嘘嘘声。赌博各方的差距一变，新赌注又押上了。被选的候选人会站起来，向选举人鞠躬表示感谢：“布坎南先生，我会衷心珍惜这一票。这一票将永远被视为荣誉的标志。”候选人当场亲自对选举人的信任表示感激是惯常的做法。因此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万一候选人因故不能到场，他必然会委托一位友人代他对选举人表示敬意。一七五八年选举时，乔治·华盛顿正在坎伯兰要塞指挥弗雷德里克民团部队，因而只能由他的友人、全县最有影响的人物詹姆斯·伍德坐在投票站，代替这位缺席的上校向投赞成票的选举人一一致谢。还有一些用得较少的选举办法，诸如：举手表态、鼓掌或其它非正规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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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阶级对选举的控制决不仅仅在于他们有能力赢得选民的好评。因为行政司法长官是绅士阶级从他们自己行列里挑选出来的，而选举全由行政司法长官一手办理。他有权决定谁有资格投票，甚至选举日期和投票站开门和关门的时间也由他确定。如果不同意他所作出的决定，除向公民代表院提出上诉外，别无他途可循，而公民代表院通常总是不顾意否定地方官员的决定。最后由行政司法长官在县政府办公处门前正式宣布：“各位拥有不动产的绅士先生，请你们进来投票，不然投票站就要关门了。”有时选举进行到下午两点钟就宣告结束，但是如果行政司法长官看到由于“下雨或河流水位上涨”而使许多选民无法到场，他有权把选举延长到第二天。现代的候选人必然会非常羡慕弗吉尼亚的绅士先生们，因为他们有权使投票站一直开门，直到把取胜的票数全都收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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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法律还允许持不动产的绅士们在他拥有财产的所有县份投票，如果他在三个县都具有合乎选举条件的资格，那他就有权选三批公民代表。由于一个人可以在公民代表院内代表他有权投票的任何地区，这就进一步扩人了大种植园主的政治机会。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最有机会当选的地方去竞选。许多弗吉尼亚的大人物，包括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约翰·马歇尔和本杰明·哈里逊都利用他们散布各地的大片土地去获取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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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 乡亲邻里们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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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共和主义具有贵族性质，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象杰斐逊和华盛顿这样的弗吉尼亚人比来自全国其它地方的许多有头脑的同时代人对代议制政府更有信心。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古维诺尔·莫里斯来自别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城市群氓——“一帮大畜牲”。对弗吉尼亚人来说，一个“共和制”的政府是一种合乎传统的、经过精密平衡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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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现代历史学家若想用一种比喻来叙述这件事，首屈一指的要数《候选人——弗吉尼亚选举的幽默》一剧了。这出三幕喜剧是梅克伦堡市的罗伯特·芒福德在一七七○年创作的，这出小戏也许是第一部表现美国人嘲弄政治的才能的作品。戏中，一小群选民扮演了一种随遇而安但决非愚蠢可笑的角色。包括候选人在内，所有的人都深信这些选民有能力判断人的品格，他们会看透一个居心叵测、怀抱野心或者不诚实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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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的先生：啊，我已经摸准了所有领导人物的脉搏，发现他们都倾向于称职的先生和我自己。那位高视阔步的先生和那位希望渺小的先生，为了能够得到几张选票，竟如此低上下四地摇尾乞怜，阿谀奉承，我预料他们不久就会被彻底唾弃。正是：那谨慎小心、希望冉冉上升的候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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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妄自菲薄，卑贱地隐瞒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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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稳步前进，迈向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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