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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 一种理想一一造就无显著差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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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把人类的知识和职能进行分割，使之专门化，并加以垄断，而美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允许所有这一切知识融合在一起。美国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对于知识和对于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一种崭新的、内容不是十分明确的教育理想——造就无显著差别的人。这种理想是从深深扎根于殖民地时期的许多事实中发展和培育起来的。美国社会的阶级界限模糊不清。如果说，中世纪教育的理想没有什么特点，至少它的内容是十分明确的。早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前，人们已把传统的“通。才教育”规范为攻读七门（不是六门、也不是八门）文理科课程，认为对一个自由人来说，这是恰如其分的学习内容一一所以才称之为“通才”教育。“高等”大学的各个院系也同样明确地在教学内容中纳入了神学、法学和医学。而在美国的具体条件下，无论是通才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全都失去了它们古老的明确性。一个人在新世界里地位和身分都是如此之不确定，流动性又是如此之大，他根本无法预先知道哪一种学习内容对他特别适合，在欧洲文化中，社会身分和地位的区别反映在学习题材的区别上：“文理”科课程适合“自由”人，属于劳心阶层；“劳作”科课程则是干具体体力活的人所必学的。这种区别长期以来把科学同技术分割开来，而打破这种区别是取得进步的关键。同样，以“哲学家”为一方和以实际的“发明者”（这些人被故意贬称为“机械师”、“设计者”或经济“冒险分子”）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严格而具有分化作用的，这些在欧洲由于习惯、法律和语言的缘故已经被神圣化了的区别，一旦到了美国，就变得模糊不清和不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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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殖民地社会比我们想象的无疑要贵族化得多，但客观的现实又很难使这种贵族化具有明确的定义——可能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北方的纽约州除外。在美国，高等学府里的教职员很少，而流动性又很大，教授传统科目只能是粗枝大叶和马马虎虎。高等学府学位的成倍增加（这表示在不同领域里有非常多的不同科目）进一步把历史悠久的欧洲标准搞乱了，使人们更加不清楚到底权威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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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要担当多面手。“文理”科的传统科目——这在欧洲也已开始动摇——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美国人的需要。在美国，人们发现很难为自己今后所担当的角色预作准备，甚至受过“通才”教育的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人们所要担当的种种角色根本没明确的定义。同样，在各种行业中，没有哪一种传统的训练课程能够使一个人具备条件在美国担负牧师、医生、律师或教授这类崭新职务。在这里，需要专业知识的行业组织松散，几乎每一个人都兼做医生、律师或教师的某一部分工作，各种行业之间的界线也就显得模糊不清。一个事业上有成就的英格兰牧师肯定同时也担当着医生、政治家和教师的职务，可能还兼做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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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一切中，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妇女在美国生活中所发挥的崭新而多样化的作用。十八世纪时，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文化的普及已经改善了欧洲妇女受教育的状况。虽然我们今天了解的情况仅仅是一鳞半爪，但有充分证据表明，以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妇女跟英国妇女相比，她们在厨房以外的活动中起着更加多样化、更加活跃、更加出色的作用，而且总的来说，也更有成效。在家庭手工业的体制下，丈夫就在家里或住家附近进行劳作，因而妻子或女儿便有了学习手艺的机会。在殖民地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妇女从事印刷业和报纸出版业，人数惊人，而这些妇女并不都是继承丈夫事业的寡妇。妇女还从事药剂师甚至是开业全科医师的工作。特别是在南方的种植园里，男人更需要妻子帮同推进他们的事业。威廉·伯德的私人日记曾戏剧性描写了有一个能干的、精力充沛的贤内助是多么重要。在新英格兰，以航海为生的丈夫经常成年累月地撇下妻子孤身一人过日子，这些妇女中很多人成了兴旺发达的商人和从事贸易的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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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缺乏劳动力，这有助于消除社会的偏见。在新英格兰的早期年代，一个良好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外出做女仆的井非罕见，显然也并没有遭人白眼。塞缨尔·休厄尔法官就曾提及他的妹妹打算到波士顿一家人家去当女佣的事情。威廉·谢弗（一七七一年是波士顿的副关税员）去世之后，他的妻子——一个名门人家的女儿——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杂货铺。由于人们居住的地方相距遥远，社会上和地理上的流动性很大，为不断上升的社会阶层服务的学校又少，这一切都使妇女们的志趣变得开阔起来，促使她们担负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例如科顿·马瑟便亲自教他女儿凯瑟琳学习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尽管这种事今天听起来并不那么奇怪。乔治·威思是独立革命时期弗吉尼亚的领袖人物之一，杰斐逊曾在他的手下学过法律，他以“精通希腊语”而著名，而他的希腊语就是“他在边远地区时母亲教他的”。杰斐逊在一七八三年谈及他自己教女儿帕葫学习的计划时，认为它应“比我想象的最适合美国以外任何国家女孩子学习的内容有所不同，我需要超越她本人的身分，把她看作是她自己的小家庭的一家之主。我估计，在婚姻问题上她会爱上一个蠢人的可能性大约是十四比一，当然，她的家庭教育可能要靠她本人的智慧，要她自己去进行指导，而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因此，我除教她学习最美好的诗句和散文之外，还要教她一点严肃的科学。”即使是上述一鳞半爪的证据也足以表明，殖民地时期的妇女比其后时期的妇女在许多方面更有成就，她们在职业生涯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才又重现，殖民时期的法律倾向于消除男女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别。已婚妇女的权利、她们从业以及离婚的权利都大为增强。当时，美国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均保护妇女的权益，这在欧洲的习惯法中是前所未见的。一般地说，美国的男人也象妇女一样，同欧洲的男人比起来，专业化的程度固然要低一些，但由于客观条件使然，却皮得更加多才多艺，也更加多营博能。他们并非“精深的专才之士”，而是“万能先生”。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使他们的兴趣变得广泛而多变。美国多营博能的典型人物是“生意人”，而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因为生意人善于抓住各种机会的苗头。蒂莫西·德怀特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曾评论道，“所有的新英格兰人，除了由于疾病或遭遇其它不幸事故者外，都是生意人，无一例外。……在这里，一个牧师的任务在于拯救他的教徒，而不是用超人的知识来充实他本人的心灵。这种超人的知识也许可以装饰门面，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用处，但它肯定和上述拯救他人的目的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这里的牧师很少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足以使他具备超人的知识。”在其它需要专业知识的行业中也有雷同情况，人们总是根据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表现，而不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的深浅来评价他。高等学府的教师被视作是进行教育的工具，而不是知识的贮藏库，他们首先是“教师”。当妇女对他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机会作出反应时，她们最关心的东西也是纯粹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因为他们有好几种工作可干。女性传统的优雅仪态在这里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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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的美国既有其局限性又有着种种机会，从中产生了美国的理想，它源自这样的信念，即知识也象新世界本身一样，刚被发现了一半。英国的一些小册子，诸如理查德·布拉思韦特著的《英国绅士》，曾警告那些将要成为绅士的人不要在任何一种专长面前（无论是跳舞、击剑，还是阅读或写作）显示出自己精通此道，以免使人误认为，他因为没有万贯家财，才被迫以此道为生。如果说，早年弗吉尼亚某些未来绅士由于担心对某些专长显得太精通而有意留一手，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那种带着绅士味道的愚昧无知是不合美国人本性的。在美国，无论精通哪一行——可能除了腐儒或垄断者的所谓专长——都是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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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具有渊博的，超然的和“纯粹的”知识的人并没有多大热情，对于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和精神力量普遍存在一种恐惧感，唯恐它们会使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这种想法促使美国人信奉一种“天生平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式的机会，是不可能滋长和发展的。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于一七八二年描述来到美国的移民时曾经写道，“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你拥我挤的社会，不象欧洲那样，什么地方都挤得满满的。他没有感觉到派系之间持久的冲突，没有感觉到创业的难处，也没有感受到那种使多少人惨遭灭顶之灾的竞争。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立志勤奋苦干，他就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只要他发军才能去勤奋谋生，他就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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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七章 博学之士丧失了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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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没有人类三害一一牧师、律师和医师一一的地方……人民还太贫苦，养不起这类博学的绅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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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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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一 行业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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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阐述的，美洲殖民地各自为政的时代，并非一个人材辈出的时代，而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留给人间的并不是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一种崭新的群体思想。旧的一套动摇了，在新的形势下，旧的知识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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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的美国并不是第一个冲破旧模式的时代或地方。欧洲的新教徒进行了宗教改革，他们反对神职人员同世俗人士地位不同，反对那些掌握通向天堂钥匙的人同希望进入天堂的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鸿沟。但是，由于因袭的体制上的原因，改革者所能取得的成就终究有限。例如，在英国，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曾经对英国的高等文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两所大学就是中世纪教会的遗物，在那个时候，教士同世俗人士截然不属同一类人。这些名牌大学的继续存在于世，也就使许多古老的差别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那些神圣学识的监护人和广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别。殖民地时代的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一切束缚，因此它可以任由生活和思想更自由地出现新的变动，在美国，所有信徒都等于神职人员，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各种学术思想已经按行业分类并固定下来，分属于不同的同业公会、城市团体和工匠行会的势力范围。行业分割了学术思想的领域。每一种行业的学术领域都打上了由立法的或习俗的权威树立起来的“禁止逾越”的标志。而在美国的新文化中，很少有这种标志，由于不存在有组织的垄断者，旧的垄断形式也就无从长期存在下去。美国破除了种种差别：美国的生活中充满意想不到的事件、未经勘探的蛮荒之地、难以预料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一切无法整齐划一地通过立法加以分类，任何希望四平八稳地生活的人，希望进行持有营业执照的贸易而不受到行外人士、不速之客或无业游民竞争的人，或者不愿在没有获得合法批准的条件下从事工作的人，都还是留在英国本上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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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至少有四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促使人们对于本身和自己知识领域的想法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情况并非出自某人的远见卓识，而是新世界客观环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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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旧。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回到了早先时代的环境之中，他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问题。他会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按照原始时代的粗略类别去对待它们。早先人们用来砍杀的锋利石块和用来割裂东西的石块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中，由于它们的用途趋于专门化，社会上出现了“武器”与“工具”的区分。于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火器大多已被当作武器使用。但是对于殖民时期美国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必须保卫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不受抢掠暴行的危害，又必须经常去打猎以获取饭桌上的肉食，“武器”和“工具”的区别就很少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在工具问题上是如此，在分工体制和职业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文明程度落后的条件下，对于那些采用不同医疗方式的人——唸咒治病的人、开刀动手术的人、调制药剂的人，是很少加以区分的，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些行当都已各司其职、界线明确：每一行都发展成为一种专业一一兼做外科手术的理发匠、内科医生和药剂师。而在美国，就很难再保持这种分工，医师（有时是一位律师、一位总督或一位牧师）同时兼负上述几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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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不到的情况要求人们具有多营博能的本领。当多少代的人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居住，日常生活的方式早已固定下来之后，人们只能墨守祖先的成规。但是在新世界，这样做就行不通。在这里，经常会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人们必须时刻准备面对这样的现实。外行人必须准备执行律师、建筑师和医师的职务，干各种手艺活，尽管别人（只在大洋的彼岸有这种人）在这些方面比他高明得多。多营博能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一个人如果不是什么都会一点儿，他就不配做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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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构稀少。当社会机构十分稀少的时候，它们相互之间也就很难明显区分了。甚至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也逐渐趋于同化。清教教义不再象原来那么严谨了；圣公会教派不再高高在上，而变得更大众化了，象教友会这样的教派，由于总是和新世界格格不入，终于难以持久地生存下去。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在一七八二年评论道，“因而，正如各个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那样，各个教派也互相融合到一起了。对于教派的无所谓态度不知不觉地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成为目前美国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至于将来会怎样发展，谁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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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最后一次企图根据中世纪的模式建立一个同业公会的努力于一七一八年出现在费城。在旧世界，垄断知识的最重要机构，除了同业公会之外，要算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了。但是在美国，这类机构是不存在的。新世界使学术思想分门别类的现象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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