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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七 一种口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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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国家的文学成了口语的装饰品。新的美国文学最具特色、影响最大和最成功的形式就是把美国人的口头语言变成文字表达出来。在美国口头语言形成其特性之前，始终未曾出现过可与欧洲纯文学分庭抗礼的美国文学（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美国纯文学的话）。而这种美国文学也刻有美国特殊环境的印记；它证明了美国本上语言的重生，也证明了美国人对社区、对实质的、有关的、此时此地发生的事物的专心贯注。这种文学最精彩和最具特色的，就是把口头语言变成文字。这是一种自觉的、声觉的文学。所谓自觉，是指这种文学十分清楚自己的声音和对象，以及作为鼓动者在说者（不同于作者）和听众（不同于读者）之间激起共同情感的效果。这是一种口头文学。对于这种美国文学，丹尼尔·德雷克医生在其《论西方的历史、特征和前景》一文中阐述得最为完善，该文于一八三四年发表于俄亥俄州奥克斯福特的迈阿密大学，德雷克医生生于新泽西，长于肯塔基，是一个早期移民，也是辛辛那提市有力的开创者。他熟悉那些新兴城镇人民的生活，也具有他们的创业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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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而自由的民族，其文学必然是口头的；这种文学尽管尚未充分发展，但它却是我国文学的特征。进一步学习研究无疑会减少它的冗赘；但是，我国的自然景色以及我们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必须长期继续保持其丰富多彩的特色。在这方面，又有什么足以引起我们自己的憾意或招致别人的嘲笑呢？难道一个自由民族的文学不应该是口头文学吗？难道这种文学不该是劝人为善并且富有生气的吗？如果它是冷漠、刻板和无情的，这种文学又怎能为进步和创新服务呢？在专制政府下，所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都依靠君主的支持，而在这里，所有这些都出自公众的情感，并且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才能存在下去。在专制国家里，唤醒人民的感情或者激起人民的想象力都是毫无用处的，而在这里，人民的感情和人民的想象力处于高昂状态是群众运动所不可或缺的，而社会又正是依靠这种群众运动才能不断前进。如果你希望唤起人们为着伟大的政治目标而去自愿行动，你就必须依靠宣传鼓动使他们的幻想和感受发扬开来；你不但要发扬他们的理智，还要推动他们的希望和要求，每项目标的效益和可爱之处都必须表达得足以引起人们的钦慕。必须使感情激昂起来，并使冷漠的自私自利全部消失，犹如覆盖田野的积雪在四月的阳光下顿然全消那样。然后，正如春天破上而出的幼芽，爱国主义的伟大而善良的行动就会萌发，如果一个新兴国家的文学丧失了其隐喻的和口语的特性，那么以公众情绪为基础的体制必将衰退和没落。正如在密西西比河惊涛骇浪中挣扎的一时小舟，一旦推动力减弱，就会不进则退。在这波涛汹涌的水域内使用低压引擎是不能奏效的，高马力的汽轮机会有效得多，虽然一个演说家可以不时来一次爆炸性演说，然后无声无息走掉，但那总比不冷不热的演说更有助于大多数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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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殖民时期，口语在美国就具有特别优越的地位。清教徒将祭坛用作传教的讲坛。他们的长时间发言就是喋喋不休的说教。当这个国家为了达到自觉的境界而努力时，演讲者，也就是向他的社会、为他的社会和同他的社会一起说话的人，就会发挥神话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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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英帝国，议会政府和习惯法，使得辩论发言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突出的例子是埃德蒙·伯克关于协商和解以及反对沃伦·黑斯廷斯的一系列讲话，还有罗伯特·埃米特的抗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环境中，到处可以听到格莱斯顿的滔滔雄辩和狄士累利的尖刻妙语。许多英国文学界的泰斗，例如马修·阿诺德和约翰·罗斯金，都以他们的讲话闻名于世。英国历史原来也可能让口头语言发挥巨大作用的。但是，在英国几百年充满行动的历史长河中，个人的言辞似乎并没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短促得多的美国历史中，美国人却乐意用言语来取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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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伟大的演说”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杠杆和对美国人奋斗目标的系统阐述。当国家未来的景象已经历历在望的时候，指示未来的路标就是这种或者那种公开的演说——从布道的讲坛、判案的法庭、立法机关或演讲台上传出来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但是实际上，许多影响最大、历久难忘和流行最广的演讲都根本没有在预定的场合发表过，仅仅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个时代特别流行这种文学流派。许多最为著名和引用最广的演讲，我们所掌握的文本实际上可以说都是假的。有些是全盘经过权订和改写的版本。另外一些则是作者去世后别人编造的，或是由别人代笔的，或是纯属杜撰捏造。人们普遍需要听论争性的讲话，并且希望它具有纲领性和预言性。于是，那些从事公共活动的人士就更趋于追求措辞的玄妙、华丽和夸张，并且往往把具体的事件一下子就提升到国家命运和永恒真理的高度。这也促使美国人对怪铬有力的讲演如饥似渴，因为他们要从编造的演说辞中重温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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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战争的年代开始，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辞一直是人们所响往的。例如，詹姆斯·奥蒂斯一七六一年二月向马萨诸塞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发表的对《缉私搜查令》提出异议的那篇演说辞，在这个新创立的国家的头几十年里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神圣的檄文。约翰·亚当斯当年也在场，他在一八一七年回忆往事时说：“奥蒂斯是一团火焰。……他对他碰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处理。美国的独立就在此时此地萌发了。爱国者和英雄们的种子也就在此时此地播下了。”但是，谁也不确切知道奥蒂斯说了些什么。威廉·图德撰写的奥蒂斯传记（一八二三年）为渴望知道详情的公众提供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本书中的奥蒂斯的言论都是以亚当斯的笔记（当时最主要的记录）为根据的，亚当斯的笔记残缺不全，而且决非逐字逐句记录的。奥蒂斯最有名的话是“征税而不实行代议制，那就是专制。”但是，在亚当斯的笔记中竟找不到这句话。直到一八二○年前后，亚当斯才把他五十年前所作的笔记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在此之前，这句话从未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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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蒂斯这一经典性演说的文稿，并非独立革命年代的作品，而是作于这一年代之后。另一个原作者死后由别人代为社撰的重要例证，是所谓新英格兰给弗吉尼亚的迟来的答复，关于这件事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将详细介绍。就在十九世纪初期，人们编造这份答复的时候，弗吉尼亚人开始提出他们的主张，认为美国的独立渊源于帕特里克·亨利一七六五和一七七五年在公民代表院发表的两篇演说。其中较早的一篇是他为反对《印花税法》而作的慷慨陈词，这篇演说辞的结束语就是：“凯撒最后为布鲁特斯所刺死，查理一世终于被克伦威尔所击败，乔治第三也许能从中得到教训而免重蹈覆辙。”第二篇演说辞号召殖民地人民作好战斗准备，据称是“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名言的出处。但事实上，帕特里克·亨利最著名的演说辞既可以说是他本人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出自十九世纪写他传记的作家威廉·沃特的手笔；在这个问题上，两人所占比重恐怕不相上下。帕特里克·享利的名言隽语究竟有多少真正是他本人所写（如果有的话），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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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历史性演说辞”中最广为引用和背诵的正是一篇最明显的编造作品。丹尼尔·韦怕斯特于一八二六年八月二日，也就是他的演说才能处于最高峰的时候，在他的关于亚当斯和杰斐逊的演说辞中，凭着幻想，描述出一幅一七七六年大陆会议的情景。约翰·汉考克正在主持会议，代表们正在就立即宣布独立是否明智的问题进行辩论。有一位发言者认为务必小心行事。接下去，约翰·亚当斯（正如韦伯斯特想象的那样）站了起来，并且发表了韦伯斯特为他写好的那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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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或是浮游，活着或是死亡，存在或是毁灭，我全心全力投下这一票。诚然，最初我们的目标并非独立，但是：“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在制定我们的目标。”英国的背信弃义驱使我们拿起武器，它受自身利益的蒙蔽，一直执迷不悟，以致发展至今独立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只须努力向前，独立必属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迟迟不宣布独立呢？难道还有什么人竟然如此懦弱以致今天还希望同英国重修旧好？难道这种妥协还会给他们的国家和自由以及他们的生命和荣誉带来安全？正是你，先生，坐在那把椅子里的那一位，也正是他（塞缪尔·亚当斯〕，我们尊敬的同事，靠近你身旁的那一位，你们都已经被公布和预定为惩罚和报复的对象！不要妄想皇家会对你慈悲为怀，如果英国势力仍在，你们除了落得个“歹徒”的罪名外，又会得到什么，又能得到什么了？……至于我自己，早在十二个月以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就已经向你们提议，为了保卫美国的自由，乔治·华盛顿应被任命为已经成立的或即将成立的部队的总司令。如果我在支持他的时候还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话，那就让我的右手失灵，我的舌头烂掉吧。我们将把今人变为一个光荣而不朽的日子。在我们人士为安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以这一天为荣。他们会带着感恩的心情。用节日形式来庆祝这个日子，他们会用篝火和彩灯来庆祝这个节日。在一年一度的这个日子里，他们将流出眼泪，象泉涌般的眼泪，但是这决非屈从和受奴役的眼泪，也不是痛苦和沮丧的眼泪、这是一种欢腾、感激和喜悦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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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上帝面前，我深信这个时刻已来临。我决定赞成这项措施，而且全心全意拥护它。我这一生所拥有的，我所能的和我的全部希望都可以为它而孤注一掷：我就讲到这里为止，但正如我开头说的，不论活着或者死亡、存在或者毁灭，我为的就是宣布独立。我活着时候是这份情操，但愿上帝保祐，我死时也是这份情操。现在独立，永远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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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演说辞被认为是书伯斯特的最佳作品之一，已选入麦克古菲编的《精选读物）一书中，题目为“约翰·亚当斯演辞拟作”。一代代的学童都在高声朗读并背诵这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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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似乎就是一系列同署名演讲联系着的事件。在一八一六年，约翰·亚当斯本人曾表示愿意蒐集这些伟大演说，”然后撰写出近四十五年的历史，以作纪念。”那些学识浅薄的美国人基本上从麦克古菲汇编的演说范例中吸取美国历史知识，他们更加倾向于把这些伟大的演讲看成是建立这个国家的压倒一切的创造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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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想起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的国家历史，我们总会联想到这段历史基本上是体现在那些伟大的演说中的，这种想法十分牢固。那个时代的传统留给我们一幕幕慷慨陈词并通过激辩解决重大问题的情景。当然，那就是约翰·卡尔洪、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时代，参议院“三巨头”的时代”他们在叱咤风云的时期誉满全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大国能容许雄辩之才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吗？流畅悦耳的声音创造出一桩又一桩的伟业。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的两大卷巨著：《三十年的观感，或，从一八二○年到一八五○年的美国政府施政史》（一八五四至五六年作），以一场场雄辩和演讲为主线来编撰历史，它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政治传记。演说似乎取代立法而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个时代“伟大的演说辞”深入人心，磅礴有力，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我们难以理解的一种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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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人从韦伯斯特与海恩的一场辩论，可以看到南北战争的预兆。引起这场大辩论的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塞缪尔·富特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建议就公地买卖应以投入市场的公地为限是否合宜一事进行调查，停止对公地的测量，并撤销土地测量局这一机构。在密苏里州参议员本顿看来，这个决议案的目的就是“限制向西部新建各州移民——限制西部这些州和准州的发展和拓殖，并听任其中的大部分地区成为野兽之乡。”来自马萨诸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罗伯特·海恩在参议院进行的这场辩论（一八三○年一月十九至二十七日）不谈富特的决议案，反而在阐述宪法的渊源、美利坚合众国的性质和联邦政府的权限诸问题。韦怕斯特和海恩两人成为会场的注意中心，但其他参议员也发挥了他们的口才。最为广泛引用的段落（善于辩论的学生所喜爱的那一段）就是一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韦伯斯特首次回答海恩的长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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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眼睛最后一次仰望天上的太阳，愿我所看到的太阳不是照射庄一度光荣、而今却分崩离析和陷于耻辱境地的联邦土地上；不是照射在处于割据、纷争和交战状态中的各州；不是照射在一块因人民之间的仇恨而分裂或者浸淫着同胞之血的土地上。让人们临终微弱而又留恋不舍的目光所注视的是合众国光辉灿烂的国旗！全世界远近闻名并受到尊敬的共和国仍然在全力前进，它的武器和战利品仍然放射着原有的光芒。旗上没有任何一条蓝条蒙尘失色，也没有任何一颗星星变得暗淡无光。这个共和国谨守它的箴言，那就是：决不会有人提出这样可悲的问题——“所有这一切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同样不会有其它荒谬和愚蠢的话语出现，说什么自由第一，联邦其次。而是到处都有“自由”和“联邦”生气盎然的光辉，在辽阔的土地上闪烁着，飘过大海，越过平原，甚至存在于普天之下的每阵和风之中。这就是每个美国人内心真正感受到的亲切感情——自由和联邦，现在直到永远，永结一体，决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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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斯特的从政传记就是通过他一系列伟大的演说编撰而成的，其中包括：他在“达特默思学院案”（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九年）中为其母校所作的声泪俱下的抗辩；他为纪念杰斐逊和亚当斯所作的戏剧性论述（一八二六年）；他答海恩的两篇词藻华丽的演说（一八三○年）；他在邦克山纪念碑前的演讲（一八二五年，一八四三年）；他的一八五○年“三月七日讲话”（这是对卡尔洪抨击一八五○年克莱妥协事件的“三月四日讲话”的还击）。但在依靠浩如烟海的言论来开创自己政治生涯的许多人中，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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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生涯也可以作同样的探索——他早期在法庭上的抗辩；他巡游各地时即席发表的“树桩演说”；一八五八年共和党大会上的“国会被分裂”讲话以及后来在竞选运动中发生的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一八六○年他的“古柏学院讲话”；一八六三年的葛底斯堡演说；一八六五年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要了解林肯演说辞风格所表现出来的慑人力量，我们必须记住，他的讲话都是发表在一个自负和流于浮夸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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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生活方式——其联邦制度、其新型的基层社会、其数目众多的立法机构、其好几种体制的法院以及其定期和经常举行的选举一一使得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的必要性和机会都成倍地增加。美国没有悠久的传统，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文件非常之少，这都使那几次大辩论，韦伯斯特与海恩辩论、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等等）对促进这个国家政治上的自我发现起了特殊的作用。塞缪尔·洛伦佐·纳普在他的《美国文学讲座》（一八二九年）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这个国家，学习和显示辩才的机会确实不少。”这是第一本企图描述美国的文学的书。正如纳普所指出的，美国的二十四个州部设有各自的立法机构，平均每个州都拥有一百五十名以上的议员，他们每年至少要开会两个月以上。纳普夸耀说，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雅典培养出来的辩论家和修辞学家不超过五十四人。我们在半个世纪内就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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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奥蒂斯、亨利、韦伯斯特和卡尔洪的口才远胜于古代的培里克里斯和德摩斯梯尼这种说法，我们无法否认演讲已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一个主要形式。有些独立后迅速建立起来的辩论制度已成为美国生活方式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制度还需要有人来创造。例如，总统的就职讲话。联邦宪法从未提到这点，也没有因此而规定什么就职仪式。宪法只规定总统在就任前必须举行一项宣誓或代誓的仪式。宪法只要求总统“不时向国会提交国情报告”并提出他认为适合的措施供国会审议。自杰斐逊之后直到威尔逊之前，没有一个总统亲身发表他的年度国情咨文。关于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世界上尚没有一个确切的先例可循（最近似的可能就是英国君主在新选出的议会开幕式上的国王敕谕），但是，从乔治·华盛顿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抓住就职的时机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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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不是对国会的有限听众发表而是对公众发表的。在礼节繁重的英国君主加冕仪式中，并没有君主本人宣读讲话这一项。在美国这样一个缺乏传统仪式的新兴国家里，一篇就职演说填补了这个空白。总统的就职演说，就象新英格兰清教徒在礼拜仪式上宣讲教义那样，成了群众注意力之鹄的。到了一八三二年以后，形容词“就职的”（inaugural）已经被当作名词来使用，用以表示总统的就职演说。同样的仪式也成为州长、大学校长以及其他人士就职时的例行公事。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政党开始举行全国总统提名大会以来，各个政党和各个政党所发起的群众运动为公开发表政治演说提供了成千上万次的新机会，从总统候选人接受政党提名时所作的正式演讲到竟选期间短暂逗留时的临时发言，不一而足。这一年代的美国还有另一种演讲制度，就是选拔毕业班成绩最佳的两名学生，在毕业仪式上发表告别演讲和致敬演讲，用这种办法来表示认可他们两人是毕业班的最优秀的学生。”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valedictorian）和“致致敬辞的毕业生代表”（salutatorian）这两个字早在独立革命年代就已经出现。由于大学成倍增加，而许多大学又热衷于把他们自己同当地的社会联系起来，这两个字得到更为普遍的应用。现在这种习惯做法已经向下扩展到了中学，后来甚至扩展到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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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在美国也是一种娱乐形式。在新兴的城镇里，剧院常常不为人们所知，或者甚至是正经人不去的地方，于是那些四出游荡并具有吸引力的“树桩演说家”便成为十九世纪美国式的吟游诗人和民谣歌手。缺乏一种共同的宗教仪式，或者缺乏一个古代充满感情的教堂作为他们礼仪程序的终点和他们宗教仪式的中心，美国人就把演讲者的讲坛作为替代。在每个历史性场合，例如彼士顿惨案周年纪念日，共同分享演讲人的言论本身就成了一种社会活动。市政当局和其它公众团体每次也都指定其正式的“演说家”，他们还设立“城镇演说家”（或者叫“市演说家”）办公室。约翰·亚当斯在一八一六年指出，“在我们当中举足轻重的人士，很少不是通过三月五日（波士顿惨案纪念日）的演讲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起点的”。詹姆斯·斯皮尔·洛林长达七百页的名人传记著作——《一七七○至一八五二年市政当局和公众团体指定的百名波士顿演讲家》就是这个城市政治生活中的名人录。七月四日国庆日，典型的庆祝重心总是放在“国庆节日演说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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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教士控制着新的教派学院，教育也变得越来越口语化了。许多“教授”除了传教的经验以外没有任何“教学”经验。通常都是由高等学府的校长占据“精神和道德哲学”这把交椅，课堂则成了劝人为善的场所。丹马克学院是艾奥瓦准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一八四三年），在其大学学年行事一览表里宣称：“教育所包括的内容应该是培养不断成长发展的人，既包括其德育也包括其智育的发展。教育决不是把无数事实和数据填塞人的头脑。”美国的高等院校也是在人口迅速流动的基础上扎根的。需要创立另外一种学校：一种毋需宿舍和课堂的教育模式，既无图书馆，也不设固定的系，更没有严格的课程表。“美国讲学社”可以确切提供这种教育模式。这是一种训练演讲术的教育体制。首先在新英格兰盛行的讲学社运动表现出一种改革精神。这种讲学社在美国各地突然取得成功，全是由于它特别适于为新兴城镇服务。它的作用相当于报纸和基础知识手册，只不过主要是通过口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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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国讲学社运动是由来自康涅狄格州达贝的乔赛亚·霍尔布鲁克创始的。他在一八一○年毕业于耶鲁学院，早年就主张把商业利益同对教育改革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在他父亲的农场里开办了一所实验学校，试图把手工学科同书本学习结合起来。他在耶鲁学院学习期间（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七年）听过本杰明·西利曼的科学讲座，他本人也成了一位科学专题的巡迴讲师。一八二六年，他在他的一篇题为《成年人为相互教育而交往》的论文中提出自己的新观念，并在马萨诸塞州组织了“米尔伯利讲学社——美国讲学社第一分支”。讲学社的目的就是通过下列方式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增进相互交谈；指导娱乐活动；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鼓动对公立学校的兴趣；协助对教师进行教育和培训以及其它种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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