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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三章 统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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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是当今衡量文明已经取得何种进步的主要工具，统计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今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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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D.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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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象一个从‘一般性规律’里逃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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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莫尔丁所著《正前方》一书中人物威利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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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任何国家一样，一个民主国家也要以某种方式把它的公民分门别类。旧世界按阶级划分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用数字作为分门别类的依据则有其明显的优越性。统计社会是新兴科学——统计学——的产物，通过它，可以把人进行分门别类，既说明问题，肯定又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数字是中性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外一个数字“更优秀”。对人口进行统计（一人一票）本身看来就象征着一个民主社会所追求的平等。数字的特性使它们形成一个持续的系列，从而避免了其它社会中那种“阶级”之间巨大的跳跃。再者，按照传统的以社会阶层进行的划分，王权神授的君主是至高无上的，而统计分类则与此不同，它可以向上无限延伸。于是，统计分类法恰好迎合了新世界创业者的乐观主义想法：“天的尽头才是极限！”而数字就象美国社会的目的和希望一样，可以不断向上，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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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统计社会也有自己的问题。使这类社会得以形成的“科学”可以向公民保证，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一般的普通人。然而，数字作为一种中性语言，既没有对人进行可以引起反感的分门别类，但也没有给需要得到道义指导的人以任何帮助。在这个计量和计算的世界里，在这个充满了互相关联的数字的世界里，公民们四下无援，被遗弃在一个统计数字的超级市场里。他们得自己确定数字的含义，自己研究怎样才能把事实转变为规律。人与人之间最古老、最神圣的关系——富与贫、父与子、夫与妻现在却纯粹以百分比形式表现出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那个在努力完成“多数人”统治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国家把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新含义赋予“少数”这个数量词。美国人竭尽全力（有时也是徒劳无益地）为一度纯属统计学范畴的那些饲汇探寻道义方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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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九 社会的数字科学：对人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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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量的角度分析社会，一种全新的科学应运而生了。西欧的理论工具一用来满足新世界的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的数字科学。“统计学”（statistics）和“统计学的”（statistical）这两个词可能源自德文，大约在一七九○年出现在英国语言之中。这两个词是由“国家”（state）一词派生而成，体现了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以及对新“科学”的普遍追求，两者都孕育着对计量的信念。有一个时期，另一个词“publicistics”（源于“publicist”）也同时大量出现在各种书面作品之中。直到一七九七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才明确确定：“统计学（statistics）是最近才开始使用的一个词，表示对任何王国、郡县或教区的调查或普查。”统计学一词的使用范围很快就进一步扩大。约翰·辛克莱爵士目光远大，他一七九八年在《苏格兰统计情况》一文中说：”我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对一个国家的情况进行的调查，以求掌握该国居民所享幸福的程度并明确进一步改善生活的措施。”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辛克莱创立了一种郡县报告制度，并在整个英国普遍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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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统计学领域，伟大的欧洲先驱者是比利时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道夫·奎特雷。他在巴黎跟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学习概率论的时候，曾运用普查统计数字来验证概率理论。他曾于一八二九年在荷兰组织普查，并为比利时收集统计数字。基于这些经历，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道德精神统计学”，并以此来称呼用数量表示心理状态和社会习俗的工作，他发现，如果把一大批人的身高在一张图表上用曲线表示出来，那么人类身材的发展状况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正常分布曲线，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理论，叫作home moyen，也就是一般水平的人的意思。从这一概念出发，又产生了他的“社会物理学”，探求诸如婚姻、自杀和犯罪等现象中的“规律”。统计数字成了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的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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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伊始，联邦政治制度就使我们对数字产生特殊的兴趣。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最伟大的折衷方案之一就是在大州和小州部同意两院制联邦立法机构的基础上，设立众议院，由各州按人口比例选派代表。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就得统计人口。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段明确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应按……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实际人口调查，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举行，并于其后每十年举行一次，其调查方法另以法律规定之。”联邦人口普查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因为弗吉尼亚、新法兰西（即后来的魁北克）、瑞典等地均曾举行过正式的人口统计。但是，美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人口普查，并且使之制度化，则是近代史上的创举。而且，美国这种做法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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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年的人口普查仅仅统计了总的人口数字，并把人口分为白人（男性和女性）和有色人种（自由民和奴隶）；男性白人则又分为十六岁以上和十六岁以下两类。在第二次人口普查开始以前，由美国科学研究会发起，并由当时的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一个运动，就呼吁进行一次更为详细具体的普查，以了解美国人平均寿命的情况，并据此找出能够延长寿命的各项社会措施。结果，一八○○年的人口普查把白人（男性和女性〕分成了五个年龄组。以后的半个世纪，一直由联邦法院执行官按照司法地区收集人口普查资料，其实这些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可言。当时，收集资料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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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年那次划时代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美国官方统计学步入现代化时期的时刻进行的，是一南一北两位统计学大师象征性合作的产物。詹姆斯·德鲍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在一八五○年被提名主管人口普查工作时只有三十岁，但已经由于发行很有影响的《南部和西南部商业评论》（一八四六年创刊）而颇有名望了。这是美国南部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呼吁发展工业，搞多种经营，德鲍是约翰·卡尔洪的崇拜者、蓄奴制度的卫道士和狂热的南方派，对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过去充满了感情。他认为统计学是一件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一八四八年，他在新创办的路易斯安那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大概是美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任新成立的路易斯安那统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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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年人口普查期间，在华盛顿给德鲍当顾问的是勒缪埃勒·沙特克。沙特克那时刚刚在马萨诸塞州的公共生活中重新掀起对统计学的热潮。和德鲍一样，沙特克也认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于掌握更多、更精确和更及时的事实。沙特克是新英格兰人，从未进过高等学院，只上了一阵预科班。他曾作为教师作过短期旅行，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定居下来，成了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人，也是当地公民中的头面人物。沙特克在康科德学校委员会上坚持认为，要办好教育，就需要收集大量的事实。他身体力行，力求在由他亲手编辑和发行的学校年度报告中尽量提供事实。由于他的努力，法律规定全州所有的学校都要编写这类报告。沙特克于一八三六年迁往波士顿，在经营书店和出版业方面成就很大，使得他在四十六岁的时候就能够撇开所有这类事情，专心致力于公共事务。他当时从事的一项工作是编写康科德历史。这项工作使沙特克更加相信，必须更好地掌握人口动态统计资料。那时候，出生、死亡、结婚之类的统计资料只有零散而残缺不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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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这些经历，沙特克成了美国统计学学会的创始人。接着，他又帮助马萨诸塞医学会和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建立了人口动态统计数字登记存档的新体制。一八四二年，在他的努力下，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部要求统一登记所有人口动态事实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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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克的所有这些工作使新英格兰自殖民时期以来的努力得以开花结果。新英格兰地处边远的新世界，这为人们提供进行实验的大量机会。自十八世纪初叶以来，这里的人们就对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强烈兴趣。一七二一年至一七二二年间，天花时疫在波士顿流行肆虐。科顿·马瑟收集了大量事实数据，经过统计，发现凡接受预防接种新技术的人死亡风险比自然传染而得天花的病例小得多。这就为用统计学分析解决公共医疗卫生上的问题开辟了新天地。十八世纪末，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一七八四年）一书中通过一张图表，用初步的统计数字驳倒了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动物和人全部发育不全那毫无根据的荒唐说法。创业者的热忱曾一度创造出“美国青春之泉”的传说，同样的热忱后来又促使城市开拓者们利用真实的或想象中的数字来证明，在他们的列克星敦、辛辛那提或丹佛，人们寿命更长，一切好东西都长得更大，并且品种数量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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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用数字来估算北美大陆不同地区健康和繁荣的实际可能性。举例而言：丹尼尔·德雷克博士由于对他的辛辛那提市充满创业者热情，编写了一部《论文集，从历史角度、病源学角度和实际事例，系统论述北美内陆河谷地带主要疾病在当地欧洲人种、非洲人种、印第安人种、爱斯基摩人种身上发病的情况》（一八五○年；一八五四年）。大约同一时候，勒缪埃勒·沙特克则在波士顿用他手中少得可怜的数据竭尽全力帮助市民们了解和解决当地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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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统计学学会自一八三九年在波士顿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尽可能普遍而广泛地”收集、解释和传播统计数字，“而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区”。是年，马丁·范布伦总统声称，除非从人口普查中得到更理想的统计数字，否则，国家的立法工作很难更有效地进行下去。另一门新兴科学的学者们则攻击国家对于“长寿、社会幸福或人民生活习惯”等简单事实情况“一无所知”，并声称如果没有统计学作为坚实的新基础，政治经济学（后来叫作“经济学”）永远不会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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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克亲自领导的一八四五年波士顿人口普查使美国的统计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正如沙特克本人所指出，该次人口普查记录了“每个被统计者的姓名和特征，……并特别注明了出生地，以此来区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口和外来户。”他在这些统计数字前面加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性介绍。有了沙特克收集的这类新的事实情况，就有条件制定新的公共医疗卫生计划了。一八四九年，沙特克创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委员会，自任主席，对马萨诸塞州的人们进行“健康普查”。他亲自起草报告，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提出了五十项具有远见的建议，以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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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克的一八四五年波士顿人口普查成了一八五○年联邦人口普查的样板，当然，后者的范围要大得多，第七次联邦人口普查在很多方面都是划时代的。全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情况也不再由当地联邦法院执行官收集。这些人无法胜任分析资料的工作，而且他们制作的表格也不统一。现在已改由地方“人口普查员”（census takers，这是一个美国创用词）负责填写表格，然后把这些表格送到华盛顿总部进行统一分类，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前六次联邦人口普查都仅仅局限于对人口数字的统计。这次却是着眼于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全面材料；收集农业和工业，大、中、小学，教堂，图书馆，报纸期刊，以及贫穷、犯罪和工资收入等状况。实际送回华盛顿总部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格篇幅空前浩大，达到六十四万页，装订成约八百册。人口普查资料成了国家的财富。就蓄奴制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不仅仅是律师、牧师、道德家和小说家们进行的一场斗争，对统计学家说来也同样如此。数字似乎能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不言自明的答案。北卡罗来纳人欣顿·赫尔珀以一八五○年这次人口普查为素材，写出了《南方迫在眉睫的危机》（一八五七年）一书，这恐怕是非小说体著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反蓄奴制名著。赫尔珀的目的是用统计数字证明，整个南方，特别是南方的白人劳动者，由于蓄奴制而日趋贫困。因此他攻击奴隶主是南方繁荣的敌人。因为赫尔珀本人是个南方人，所以他的著作比五年前出版的《汤姆大叔的小屋》一书所引起的震动还要大。为了支持林肯一八六○年竞选总统，共和党订购了十万册赫尔珀这部著作。在这场人们都因道德上的理由而变得激动万分的争论中，赫尔珀头脑冷静地运用统计数字，这使得他的论据产生更大的效果。然而，在赫尔珀本人的生涯中，后来也出现了利用统计数字进行道德说教的毛病。南北战争以后，他不再攻击蓄奴制度，转而在后来的著作中狂热地反对黑人了。他的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黑人驱逐出美国……使他们不复存在。”在他所从事的另外一项事业中，他甚至歪曲篡改统计数字，藉以证明拯救新世界的方法在于修筑一条从赫得逊海湾到麦哲伦海峡的纵贯铁路。他用自己的私产设立奖金，奖励有关这个题目的优秀文章和诗歌。他满怀热情地进行游说，鼓吹这项事业将使他本人成为“新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结果一事无成，自己却陷于贫困潦倒的境地，最后以自杀终其一生，由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把他埋葬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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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统计资料越来越丰富，这门新兴科学也日益赢得声誉。一九一四年美国统计学学会纪念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时候，常设人口普查局（成立于一九○二年）的首任局长S.N.D.诺思博士把近代历史分力两个时期：非统计学时期和统计学时期，前一个是迷信的时代，后一个则是用数字表示已知事实的时代。……统计学是当今衡量文明已经取得河种进步的主要工具，统计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今后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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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人并没有在统计学理论上做过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他们却善于发明收集统计资料并使之相互关联的方法。赫尔曼·霍勒里奇博士——一位未被人们赞颂过的开拓者——搞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发明，没有这项发明，统计社会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发展的。他的新方法是先把统计数字转化成不同类型的圆洞，打在一块绝缘卡片上，然后让电流通过位置排列雷同的圆洞，以计算和联系各种数字。这个方法最先应用在一八九○年的联邦人口普查中，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而且使人们第一次能够迅速地找出各种数字之间复杂的关系。现在，统计四十至四十五岁已婚本匠的数字就象统计四十至四十五岁的人的总数一样容易。霍勒里奇的简单发明实际上是现代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始祖。他的公司后来成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部分。到二十世纪中期，它和其它同类公司一起，使电子计算机的嗡嗡声响遍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使统计数字在越来越多的人面前变得具体化和生动化了。地理学家亨利·甘尼特博士在他的《一八九○年和一九○○年人口普查统计图表集》中使用独具一格的新方法表现人口普查的各项结果。制图员们，特别是那些为新闻杂志工作的制图员们，在二十世纪初又取得了一系列更大的进展。人们日益需要各个领域——从铁路事业到书籍出版——的最新统计数字，促使所有可以想象得出的各行各业的最新统计年鉴应运而生。其中用途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统计数字选萃》。该书从一八七八年创刊，每年出版一本，成了国家的标准统计资料。事务家们几乎人手一册，和字典、名人名言录一起并列在办公桌上，被当成美国统计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本专用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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