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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三 对“无能者大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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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智力（以及体力）作准备，使其能适应真正的“高等”教育，必须在初级阶段的教育之上设置预备性的教育机构并对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显然，满足这种需求的办法是设立“中学”（high school）。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美国创用语，出现于十九世纪初，用来指高于初级水平的任何学校，这种学校教给学生“使青年适合上高等院校的所有科目”。这些中学必须是普及的、免费的和大众的，这样才能使民主的教育体制臻于完善。任何现代国家都从未有过这样的需求，因为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从来没有这样多、这样广。到了一九○○年前后，美国已有那么多大学和学院，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去，至于如何使“每个人”具备入学的条件，这倒使人们开始感到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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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公立中学是美国发明的，这种学校是这个国家最有意义、最具特色但又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种教育机构。实际上它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旨在适应各种实际需要。近至一八九○年时，进入中学的美国人仍然很少；当时十四至十六岁年龄组的少年进入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的人数还不到百分之七，而这个数目的学生中，进入高等院校者所占的比率更是微乎其微。一八九七年，哈佛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阐述“民主社会的教育功能”时，所说的是一种希望而不是事实。他认为：“民主教育在世界上还是一种新鲜事物，它所能达到的目标现在还难以充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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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的希望是解放所有的美国人，让他们受教育，这条教育途径可能使他们走向最有学问的行业。传统的求学阶梯仍然存在，每个学生一旦选定阶梯，便可从易到难、从简到繁地不断往上攀登。民主的使命是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一切事业机会。埃利奥特的方案实际上是托马斯·杰斐逊十八世纪末为弗吉尼亚设计的体制的新版本，其目的是不考虑财富与阶级的差别、把最有才能的人筛选出来以便他们在学术上得到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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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立中学而进行的努力，以及中学在美国民主制度中处于何等地位的论争，使一个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问题重又处于突出地位，直到二十世纪这个问题还不断困拢着美国国民。这个问题就是人类“平等”的含义究竟指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也是现代民主的中心问题。让所有公民发展其自然差别，包括其自然的不平等，这样的社会是好社会吗？抑或那种试图把人人拉平的社会才是理想的好社会？“平等”究竟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还是把所有的人拉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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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教育领域比在其它领域更显得尖锐，特别是在中学里。小学所教的只是读、写、算等基本技能，并假定除了智力迟钝或有身心缺陷者外，其他所有人都能接受教益。可是中学“高”了一层，情况就不一样。如果说中学是走向“高等”教育的阶梯，也许并非所有人都具备爬阶梯的同等条件。因此，应不应当把中学看成一把筛子，把有能力进入高等学府的人从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中间筛选出来？对于这两部分人究竟该如何处理呢？是否应将相应的一份教育经费花在那些不能进入高等学府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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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意见，所强调的重点有很大差异，它们竟相争取控制美国新办的中学。埃利奥特是继承杰斐逊传统的，他认为，民主教育的职责除了全民扫盲之外，就是要培养自然的优秀阶层，让这些能力最强的公民得到发展以造福全社会。因此教育经费不应浪费在那些不能充分利用这笔经费的人身上。这种观点要求对所有的人树立同一的严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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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以斯但利·霍尔和约翰·杜威为首，他们也热心支持免费的公立中学。前文已提到，霍尔是儿童研究的创始人，也是青春期的首先发现者；杜威是他的弟子，注定会成为新教育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这些人对“自然的优秀阶层”深感担忧，他们在民主化教育方面的新哲学是支持霍尔所谓的“无能者大军”的事业。霍尔同意，埃利奥特校长的中学一律化方案会创造条件，使天资高的穷孩子有更多机会进入高等学府，这方案是主张对所有学生以同样方式讲授学校科目。但是霍尔提出问题，对于那些“由于遗传原因而智力发展缓慢和智力发展停止得早”的广大人群该怎么办呢？这些人正需要特殊对待。埃利奥特并不否认遗传性的低能现象，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人在学童中“比例极小”。埃利奥特说：“任何学监或校长在拟定教学大纲时如以无能者为主要考虑对象，那么这个人在业务问题上是有不正常心态的。”而霍尔主要关心的正是这些所谓“无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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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埃利奥特为一方而以霍尔和杜威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差距的大小，可以衡量出美国教育这种新宗教离开旧世界学校体制有多远，埃利奥特尽管也是个改革者，但他想的和谈的仍然是学习的“科目”。霍尔、杜威和追随他们的人想的和谈的却是学生。埃利奥特的目的是要把学生从狭窄古老的课程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选择”最有兴趣的科目；另一方则是让学生摆脱课程束缚，还他以本来面目。埃利奥特的变革是一种急进的改革，霍尔和杜威的主张则意味着一场革命。这种革命性的教育新观点会把美国的中等学校从一种对少数人提供专门知识的教育机构（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是如此）改变成一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下定义，可以说是一种美国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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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埃利奥特是美国教育这个新宗教中一个不那么激进的教派的传道者。他出生于一八三四年，是波士顿一位富裕的市民领袖的独生子。他先后毕业于波士顿拉丁文学校和哈佛学院（一八五三年），后来留在“哈佛”担任数学及化学讲师。一八六三年因“哈佛”不提升他而辞去职务，往国外旅行，回国后就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学教授，早在一八六九年，埃利奥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两篇有关“新教育之组织”的文章就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这一年晚些时候，“哈佛”大学选举他当校长，而前此不久该校连副教授都不给他做。这次选举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哈佛”的督学们终于以并非一致的选票通过了这项任命。埃利奥特任“哈佛”校长的四十年间，以及直到一九二六年他九十二岁时逝世为止，一直是知识界的探险者，也是一个具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他的声音发自“哈佛”这个最受尊敬的美国高等学府，同时也是新英格兰名门望族的内部圣殿，以他作为发言人来解释美国教育中的民主概念就具有双倍的说服力。他比美国任何其他教育家都更有资格对新教育的趋势赋予崇高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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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九年，埃利奥特写道：“美国的办事条件和生活方式与欧洲的习俗和条件有着根本的区别。一个普通美国人和一个普通欧洲人在吃喝、睡觉、工作和娱乐各方面都不一样……欧洲学校所表现的精神，在很多方面跟美国习俗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继承了公民自由权、社会流动性和大量的本土资源，我们比欧洲国家 优越之处是难以估量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自由本身能给我们多大好处，而是通过明智的教育我们能给自由多大帮助。”埃利奥特提出这样的论点：如果民主、提高社会地位的自由和表现自己的自由使美国显得与众不同，那么，它们也势必会使美国的教育办得与众不同。因此，埃利奥特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在教育中体现民主：给每个美国人以机会。让他选择他想学的东西：开辟有助于他成长的道路，使所有人摆脱财富和阶级方面的人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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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从“哈佛”开始着手。他反对在课程设置方面的传统贵族作风，即把拉丁文、希腊文、数学等科目置于英语、法语、德语、历史、经济以及自然科学这些现代科目之上。他认为，每个学生均应有机会按其自己的途径发展，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自己利益的鼓舞下奋进。他不顾教师的强烈反对，实行“选科”制，这就意味着各科平等，学生获得新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想学的学科。一八九四年，“哈佛”的本科生除了要学英语和一门现代外国语之外，可以自选课程，只要课程数量符合校方要求，就可取得文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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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埃利奥特让“哈佛”学生享有选择权的那种民主动机，也促使他成为中学教育的改革者。中等教育使人烦恼的弊病是强迫学生和家长很早就作出抉择。因为中等教育存在着两类学校，一种为上大学作准备，另一种为“工作”作准备，学生在十岁或十一岁时就要分别归入上述两类之一，一经区分就无法改变了。埃利奥特声言，他不相信美国公众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在青少年时代以前就被区分为将来要当办事员。钟表修理匠、石印工人、电报员、石匠、卡车司机、农场工人等等，并按这种预先作出的不同职业安排而在学校中受到不同的对待。谁能作出这种预言？家长能吗？教师能吗？……我观察过数以百计的毕生颇有成就的人物，谁也无法……在他十二岁时就预料到他的前途：我一直认为，民主社会的儿童应有权按自己的志向和能力自行预定将来从事什么职业……要使美国儿童得到解放，要使其不受贫穷和出身的束缚，并容许其能自我发挥，就必须开办单一型式的中学，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上同样的学校。埃利奥特希望实现这一理想，他的作法是首先改变高等院校入学条件，“现代科目”的成绩可记入入学分数，其次改变标准中学课程，使之包括对所有人同样有用的科目，埃利奥特于一八六九年担任“哈佛”校长时，高等院校入学成绩只计拉丁文、希腊文、初等数学、古代史、地理几门科目。三十年后，在埃利奥特影响之下，所有现代科目一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英国史、欧洲史、美国史：物理、生理学——的成绩都列入计算。一八九二年，埃利奥特以全国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会主席身份草拟的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主张提高中学水平井使中学更加整齐划一，认为应给所有学生开设更多的“现代”课程，一切课程对所有学生均以同样方式讲授。这不仅与法国和德国高中那种一向受人尊崇的欧洲传统大异其趣，也和美国的惯例很不一样，当时的惯例仍然是凡不想进大学的男女青年只需受“初级”教育。按欧洲的传统来说，“中等”教育只是为了“准备”青年人上大学，中学教育意味着要学更多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更多的古代史和数学，以便学生能够符合大学的要求，中等教育和大学预备教育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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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着重非实用学科的现象，使得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一七四三年就主张开办一种小学的后继学校，名之为“中等学校”。在这种学校里要开设数学（当时的“古典文科中学”甚至都不教数学）、现代语言、科学、现代史和地理几门课程。富兰克林的目的也是要扩大所有美国青年的知识面，包括那些不打算成为教师、牧师、医师或律师的青年在内。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期间，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中等学校”约一千三百所，一般都是私立，目的在于让那些不上高等院校的孩子在读完小学后接受较好的教育，菲利普斯·安多弗中等学校（一七八○年注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等学校（一七八一年注册）、伊拉兹马斯·霍尔中等学校（一七八七年注册、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学校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大学预科学校。这些学校之建立，不仅旨在学术上教育青年，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懂得谋生这一件切切实实的大事”。然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已开始出现另一种新型的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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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的第一所公立中学是一八二一年在波士顿开办的。这所“英语中学”是供十二至十五岁的男孩凭考试入学，办学宗旨是培养他们将来从事“商业和机械行业”。一八二六年专为女子设立了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很受欢迎，以致两年之内学校开支就超出了该市的预算，只好停办。马萨诸塞州一八二七年的一项法律规定：每一个五百户的社区均应开设此类学校，每年授课十个月，不遵守者处以重罚。一八三七年开办的费城中心中学“位置适中，外表宏伟，有着一个精明强干和关怀办学的校董会所能争取到的一切设备（包括一座天文观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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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兴起了一个“兴办中学运动”.希望给所有公民提供基础教育之后的某种教育。结果，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各地便己建立了三百多所公立中学。但这种发展并非没有遭到纳税人的反对。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收到了三万多封请愿书，反对该州一八三四年的教育法，提出反对的人认为，公立中学是违反宪法强加于纳税人的负担，也是对家长处理儿女教育的权利进行不民主的干涉。但是各州最高法院一个接着一个都维护设置公立中学的法律，理由是各州的宪法确实认可用公款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直到一八七四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库利发表了一篇著名讲话（载于《密歇根报道》上），对最后消除了关于用税款开办公立中学是否合法的疑虑。关于公立中学的形式和方针，斯但利·霍尔所宣扬的原则和他的讲话具有决定性意义。前文已述，他对儿童道德问题有新的见解，他对儿童的研究促使他坚信应该开办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他对青春期的发现又使他主张中学唯一重要课题就是青少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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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弟子约翰·杜威进一步充实、推广和实际应用了他的教导，杜威比他更实际，著作也比他还要多。约翰·杜威是佛蒙特州人，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读于霍尔门下，后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也是二十世纪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杜威活到九十三岁，他对美国生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到他去世之日。他写过各种主题的书不下数十本之多，内容从艺术、逻辑、语言、道德到手工操作训练、政治、外交政策。他的著作既通俗又有学究味，既清楚又晦涩，既易懂又难理解。虽然很少人会否认他是美国的主要哲学家，但是许多哲学家却有充分理由把他称为反哲学的哲学家。一方面他是这个国家主要的教育提倡者，另一方面有些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却把他叫做美国教育的主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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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最令人感觉兴趣的见解是关于传统人为界线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观念之间的界线、活动之间的界线、行业之间的界线、观念与行动之间的界线，杜威一生都在破除障碍，让经验广为流传。他为未来呼吁，他设想未来会出现这样一个美国，在那里，旧的标志一概消除，人们比以往更自由，虽则也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茫然。他把美国的希望推向极端。他制造出一个想象中的美国。他既给人们带来新的前途和新的希望，也带来新的迷悯。一九二九年，杜威在他七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把自己描绘为“对周围事物的运动有所觉察的人。他对什么事物正在过去和消亡，什么事物正在发生和成长有一定的认识。依靠那种反应，他预言某些事物将会发生。当他满七十岁的时候，人们为他祝寿，承认他促进了他所预言的事物的发生。”他曾预见，原本蕴藏于北美大陆的奥秘将转而渗入美国人的生活经历中。杜威在他生长的佛蒙特州伯林顿市，见到正在成长中的城市化的美国，四周由农家围绕。“上学”与“受教育”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似乎在左右和缩小人们的生活经验，这一点使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所见到的学校是各人都在拼命背诵，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的读、写、算与他们日后在农庄里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家庭农庄是一个同甘共苦、边做边学的世界，在那里，男女儿童才真正受到了“教育”，准备承担生活的担子。对杜威的“新教育”可以作这样的描述：他在努力使学校尽可能象旧式的家庭农庄，孩子们可以在那里边做边学，井享受共同工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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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八九九年出版）一书中谈到社会改革如何需要学校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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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体系后面是家庭和邻里体系……穿的衣服并不完全是人家里做的，但家庭成员对于剪羊毛、梳纺羊毛、使用织布机一般都很了解。他们不是一按电纽就满屋电灯通明，他们的照明过程是很麻烦的冗长过程：宰牲口，提炼油脂，造烛芯，制蜡烛。面粉、木料、食品、建筑材料、家具、甚至金属制品、钉子、铰链、锤子等所有这些全都可以在附近买到，店铺经常开门任人进去观看，而且往往是邻里聚会的场所。整个产业运作过程，从农庄的原料生产到成品的实际使用都是人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这样，实际上家庭的每一成员都承担一份工作。孩子随着体力的增强和能力的提高，也逐渐开始认识一些工艺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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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忽视这个过程中纪律和品格培养的因素，其中包括培养有条理和勤奋的习惯，培养责任观念以及要在世界上做点事情、制造些东西的义务感。总会有一些事情需要于，也总会有真正的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应忠实地做好他份内的工作并与他人合作。杜威论证说，既然旧式家庭农庄已经消失，就必须重新塑造学校，以便有效地取代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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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想象，为生活作准备就是为理性认识的世界作准备。但到二十世纪末，这种想象是否会陈旧过时了呢？如果教育体制的目的在于按佛蒙特农庄的模式重新深入生活，这种教育体制会是“进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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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头一个改革是把“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杜威声称：“教育是生活的进程而不是为将来生活作准备。”学校并非只是一个学习场所，让孩子获得知识与技能以便成年时使用，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活集体。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学校，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从工作中学习的进程；理想的学校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作为一个机构，学校应当把现有的社会生活加以简化，使之缩减为一种胚胎的形式，原来的社会生活就是这种形式。现在的生活大复杂，让孩子与生活接触而不产生混乱和精神涣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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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和他的夫人在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一个实验学校，用以说明上述论点的意义。这个学校把重点放在“活动”上而不是放在“纪律”上，放在“做”上而不是放在“学”上。学生不是去背书而是去仔细观察岩石和昆虫，去用锤子和锯子制作东西，去和人谈话、讨论和会谈。“任何忙碌的车间都会有点乱的现象；没有安静；人们并不保持某种固定的体姿；他们并非袖手不动，他们手里也不只是那么拿着书本……当我们抱着这种观点时，我们对校规的整个概念都改变了。”旧的纪律概念消失了，杜威同时还将旧的教学内容甚至全部课程也改变了。所有科目都融合到行动的共性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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