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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培根起义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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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的最大事变，是爆发于1676年的弗吉尼亚的培根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名叫纳萨尼尔·培根，是一位英国乡绅的后裔。这次起义，典型地反映了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关系和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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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航海条例的实行，殖民地主要种植物在国际市场上滞销，为买回国王恩惠的自由而加在殖民者头上的税收增长，殖民地的自治权被资产阶级的腐朽所嘲弄，大批小农破产。因此，起义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和群众性，并反映着殖民地大多数人的思想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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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弗吉尼亚总督的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是在38年前由英王查理一世任命的。他曾是英国“秘密会议”的成员，英国内战爆发时他上任不过几个月。1644年夏，当查理一世在康沃尔击败国会军时，伯克利和国王在一起。后因殖民地发生印第安人大屠杀，才于1645年6月返回殖民地。当查理一世被处死后，他宣称查理二世为国王。1652年，当国会的舰队航行到詹姆斯顿时，他集结了军队并准备顽抗到底。查理二世在英复辟后，一度辞职的伯克利再度成为总督，并解散殖民地代议制政府。他是一位顽固的保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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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辟期间，弗吉尼亚长期国会中有议员30名，其中6名上校、2名中校、1名少校、14名上尉，他们被授予2000—30000英亩不等的土地。1675年，众议院议长获得了15000磅烟草，每个议员获得了15000磅烟草，开会期间的总花费达539390磅烟草。征税员的薪水也获得了增加，总计花费达1601046磅，平均每户要出资150英镑。所有这些，都加重了殖民地移民的赋税，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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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前夕，弗吉尼亚人与荷兰人之间有大规模贸易，弗吉尼亚用烟草交换荷兰的手工艺品，给殖民地带来了巨大财富。但英国航海条例出台，要求从殖民地出口的烟草，必须运到英格兰及其他的领地，而殖民地所需要的工业品，必须从英国进口。荷兰给殖民地的烟草支付每磅3便士，而现在它在英国每磅只能卖半便士。一个收获1000磅烟草的种植者，在航海条例颁布前可获12镑收入，在航海条例通过后能收入45先令就算不错了。1667年的英荷战争波及北美，荷兰战舰开到北美海域，殖民地运送烟草的船只，9/10被荷兰人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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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许多土地，本来已被总督授给亲信和官吏。在查理二世复辟后，又发专门的土地授予令，位于波托马克河和拉帕汉诺克河之间的大量土地被授予了阿克顿伯爵和卡尔佩珀子爵，此专利权不仅包括以前授予的土地，而且包括了其余全部殖民地。在这种状况下，殖民地派出了自己的代理人，在英国与当局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虽然最终迫使两人放弃了他们的专利，但在执行中却受到了种种阻碍。所以，当国王宣布撤销其授权时，培根领导的起义也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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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导火线，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1675年夏，一些住在波托马克河北岸的萨斯奎哈纳族人，渡过波托马克河杀死了一些居民，抢了一些物品后返回了马里兰。培根虽是殖民地参议员，属上流社会的一员，但他曾被印第安人赶出了种植园，印第安人还杀死了他的管理人，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当地民众武装的领袖，被要求带领他们去攻击印第安人。而总督伯克利最初认为，萨斯奎哈纳族人的暴行是由别人挑起的，拒绝派兵镇压这些印第安人，导致培根擅自向印第安人进攻。虽然培根取得了胜利，但培根及其追随者背叛了和印第安人的同盟，伯克利宣称：“培根和他的支持者是非法、反叛和造反”，并悬赏捉拿培根甚至要他的人头。这样，这次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后来就演变成反抗殖民当局的起义。这次起义的追随者，主要是受到印第安人威胁，但又得不到殖民当局的保护的边疆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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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过程中，培根曾设法使殖民地议会通过了一部《培根法》，此法给所有自由人以选举权，给选民在地方法院讨论征税时以代表资格。它结束了自己维持的教区会，规定了治安官、征税员和其他官员的报酬，规定治安官任职不得超过一年，任何人不得同时占据忏悔官、法院成员、测量员或土地回收人中的两个职位，参议院成员得辞去宪法院的席位。此法成为弗吉尼亚自治政府发展中的界标，但被总督和国王所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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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发表宣言，宣布伯克利及其同伙为“卖国贼”，并威胁要没收他们的财产，除非这些人在4天之内投降。其后，他又召集大约70名当地重要种植园主开会，并要求他们向他保证3条：参加他反对印第安人的行动，阻止任何企图反对他的人，反对任何派往弗吉尼亚的英军。结果，虽然许多人表示反对最后一条要求，但仍有不少于69人签字。在培根的率领下，起义者逐渐向弗吉尼亚首府靠拢，总督伯克利不得不从詹姆斯顿撤退。1676年9月17日培根的人占领了詹姆斯顿，并放火烧毁了这座首府。之后，培根穿过约克河，把总部设在科隆尼尔·奥古斯丁·沃纳，并迅速控制了河东岸以外的整个弗吉尼亚。这时，培根下令渡过切萨比克湾，企图抓获总督伯克利，但未成功。1676年10月26日，培根病死于赤痢，起义军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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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北美殖民地历史上最大的起义，深刻地暴露了殖民地社会内部的矛盾，并第一次给英国的殖民统治以打击，英王不得不命令伯克利返回英国。伯克利于1677年7月13日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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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urtis P. Nettels, The 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81, pp. 22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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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第三讲 七年战争与民族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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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与英国殖民政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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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殖民地与母国英格兰的关系中，七年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殖民政策，促成了美利坚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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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1756—1763）本是英法之间战争，它始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法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普奥持续进行的争夺霸权的战争，最终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冲突：在欧洲战场，是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与法国、奥匈、俄国、撒丁王国、瑞典之间的战争；在北美和印度战场，是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63年2月10日，法国将北美和印度交给英国，以英国对法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胜利，对北美殖民地来说，却并非全是吉祥之兆，反而引出一系列矛盾。这些问题可概括为土地问题、驻军问题和征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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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问题。这里说的是西部土地。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不断移民和拓殖，使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大西洋沿岸已基本上被移民占满和垦殖。1748年由一些弗吉尼亚商人、土地投机家、官员成立的俄亥俄公司，是以西部土地为目标的大规模土地投机活动开始的标志，表达了殖民地人民对西部土地的关注。为了和法国争夺在北美的控制权，在七年战争前英王曾许诺，把西部土地作为对殖民地参战官兵的奖励，以便加快西部移民的速度以抵御法国人。但随着七年战争的结束和法国威胁的解除，英国内阁改变了西部土地政策并作出决定；在安抚了印第安人和制定出明确的土地政策以前，阿利根尼山以西地区禁止移民。这一决定被载入了1763年10月7日的英王诏谕，谕示“严禁朕之所有忠良臣民在该地区购买土地或定居”，违者要受到严厉处罚，从而建立了所谓“诏谕线”。这就彻底打消了殖民地人民对西部土地的希望。从此，西部土地问题，就成为北美殖民地与英帝国政府之间矛盾的一大焦点，是引起殖民地人不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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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驻军问题。除了上面介绍的土地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驻军问题。七年战争之后，随着殖民地疆域的扩大，边界的防务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英国防务大臣问贸易局：“要有怎样的军事编制才能满足需要？哪几处新的堡垒应当修建？”贸易局提出了从圣劳伦斯河到佛罗里达、从尼亚加拉到密执利麦基诺建立一系列卫戍要塞的建议，据估计守卫这些要塞需1万士兵。这就产生了驻军问题。这个问题当初本是对外问题，但由于殖民地和英帝国的矛盾日益加剧，后来又增加了对内问题。英国议会的《驻军法案》（即《惩治叛乱法案》），要求王家军队驻扎处的地方当局提供宿舍或兵营，并对士兵负责提供各种日用品和每人每天5品脱的啤酒，或1/4品脱的糖蜜酒。对此，殖民地议会，或马萨诸塞议会、纽约议会开始进行有限抵制，但在保守派掌权后又答应了驻军的要求，结果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770年1月纽约发生严重骚乱，英军砍倒了激进派树立的自由竿，随即在戈登山爆发了战斗，结果一公民被英军杀死。纽约成为革命的“首次流血”的圣地。1770年3月5日发生的“波士顿惨案”，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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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税问题。这是由两方面的情况引发的：一方面，七年战争耗费了英国大量财力，战争结束时国债已达到1.3亿英镑，为战前的两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在殖民地的民政和军事开支，英国花在这方面的费用由1748年的7万英镑增加到1764年时的35万英镑。在这种状况下，英国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提出，从殖民地取得某些收入是有必要而又正当的，这一建议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于是产生了对殖民地的征税问题。1764年通过的《糖税法》和1765年通过的《印花税法》，成为对殖民地征税的两次最新尝试，糖税法对过去每加仑征6便士的外国糖蜜税减为3便士，但对输入美洲的外国食糖、欧洲奢侈品（如酒、丝和麻）却课以附加税。撤销各殖民地原享有的某些免税待遇，如富裕的美利坚人喜爱的免税输入马德拉酒的待遇，两豪格海（Hogshead）〔1〕就须纳税7英镑。而印花税则是首次课加于殖民地内部的直接税，是关税以外首次出现的一个税种。它规定，报纸、证书、票据、期票、债券、文告、历书及一切印刷品、小册子、法律文件，均须贴上票面为半便士至20先令的印花税票，牵涉面极广。当局声称，征收这两种税都是供当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之用，但却不征求殖民地人民的意见。问题在于，殖民地人民认为，各殖民地的权力，是直接来自英王的特许而不是来自英国的议会，各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又无代表权，因而英国议会根本无权对殖民地征税，只有殖民地议会才有权对此作出决定。在他们看来，向殖民地征税，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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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七年战争胜利所引发出的这3个大问题，尤其是英国议会决定对殖民地征税的问题，涉及殖民地人民的根本问题，即他们的自由和权利问题，不能不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极大关注。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反抗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而从英国逃出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其思想及生活方式都与英国本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会容忍强加于他们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七年战争很自然地成为殖民地和英帝国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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