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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关于金融和货币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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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之间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围绕着金融和货币体制问题展开的。争论的实质是：金融和货币的控制，究竟应当由联邦集中领导，还是应当由各州分散经管？不过，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与前两个问题有关，因为它最初是由建立“第二合众国银行”引起的，而该银行的建立正是为了给“美国体系”提供财政方面的纽带和支持。1791年建立的“第一合众国银行”于1811年到期，此后由于国库的职能由地方州银行代理，中央政府一度失去了财政中心，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建立就是为了占领这个中心。当约翰·卡尔洪还是“国家主义”者时，认为讨论这个银行的建立是否符合宪法，似乎纯粹是浪费时间。然而，这却等于宣布各区域在这个问题上利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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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合众国银行建于1816年，它是一个办理存款、贴现和发行货币的银行，联邦政府为其主要顾主，并持有1/5股票。但它与英格兰银行不同，它有权在各大城镇（如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等）设分行，这就妨碍了根据州的特许成立的那些较小的银行，从而产生了中央与地方在金融和货币管制问题上的矛盾，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之间的矛盾的交叉。马里兰议会把巴尔的摩分行视作“外来人”，并对它发行的票据课以重税，而第二合众国银行则拒绝缴付，并由此形成了所谓“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马里兰得到本州上诉法院的支持，由该法院根据1789年《法院法》将此案提交到最高法院。这一案例表面上看是个税款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大问题：（1）究竟是各州拥有主权还是联邦拥有主权？（2）国会准许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法案是否违宪？（3）一个州是否有权对合众国银行的活动征税？这些问题实际上正是区域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处理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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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诉讼案的审理过程中，马里兰州的诉讼代理人曾引用杰斐逊在1798年草拟的《肯塔基决议案》中的理论：“中央政府的权力是由唯一真正拥有主权的各州委托的；并必须服从于唯一保有最高统治权的各州来加以行使。”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却通过对宪法起源的考察，给“国家主权”以一个经典性的定义：“联邦政府因此完全是，而且真正是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它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从人民中产生来的。它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的，并直接对人民和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马歇尔对“国家主权”的解释，从根本上推翻了“州权”理论的全部根据，标志着“国家主权论”的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也为区域之间的斗争确定了基本方向，因为国家主权论的胜利意味着国家利益高于地域利益，并成为人们判断各种地域问题的一种明确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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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建立是否违宪的问题，马里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其理由如下：（1）弗吉尼亚在1790年对准许成立第一合众国银行提出过抗议；（2）准许成立法人社团的权力是未经宪法明确授予国会的；（3）自1811年以来无国家银行这一事实说明国家银行并非必要；（4）第10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凡未明确授予联邦的权力均由各州保留之。为了驳斥马里兰州提出的理由，约翰·马歇尔提出了著名的“默许权力”论，并认为准许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就属于“默许权力”的范围。他说：“联邦政府虽在权力方面受到限制，但在其行动范围以内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认为，对宪法的正确解释必定允许全国性的立法机构在执行宪法授予它的权力而必须采用的手段方面有任意的决定权，以使该机构得以按照最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履行它既定的崇高职责。假定目的是合法的，假定它是在宪法的范围以内，那么，一切手段只要是恰当的，只要是显然适合于该目的的，只要并非曾被禁止，而是与宪法的文字和精神相一致的，就都是合于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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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解决了“国家主权”及合众国银行的合法性，实际上关于“州是否有权对合众国银行活动征税”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因为征税问题实质上是承不承认国家主权和合众国银行的权利问题。在马歇尔看来，既然联邦拥有主权，而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又是合于宪法的，那么任何妨碍它的活动的做法都是对国家主权的干扰。他说：“各州无权用征税或其他方法阻滞、妨碍、累害或以任何方式控制国会为行使已授予全国性政府之权力而控制的合宪法律的实施。”这样，随着“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判决，以“州权”为武器的南部也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正如当时巴尔的摩一家报纸所言：“对各州的主权业已给予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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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不久，宾夕法尼亚就提议制定一条宪法修正案，以禁止国会在哥伦比亚特区之外设置“金融机构”，并得到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的附议。与之相反，南卡罗来纳议会则宣称：“国会是在宪法上被赋予了使一个银行成为法人社团的权利的”，而且他们“毫不感到行使合众国人民委托予国会之权力会产生任何危险”。但西部却是金融机构分散论的坚决捍卫者，因为这里的许多农场主经常缺乏进行开发的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手段。而当时的情况是，大块的西部地产被合众国银行押没，该银行从而在西部人心中成了“西部的魔王”。正如西部的代言人本顿参议员所说：“西部所有繁荣的市镇都抵押给这个金融强权者了。它们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它吞没。”所以，西部人更希望有权设立州银行并发行自己的票据，如在1821年刚加入联邦的密苏里立法机构就决定：州财政局可发行票面价值不少于0.5美元或不大于10美元、总值达20万美元的证券；这些票据应按人口多寡在各县之间进行分配，并以农场或动产作抵押贷给需求者。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南卡罗来纳站到了国会一边，而西部各州却站到国会的对立面上去了呢？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反常的现象说明，国家主权论虽然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地方与中央在利益上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而各区域之间的冲突有时还被掩盖在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暴露出来。在这里，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这两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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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金融与货币体制的角度看，国家主权论的胜利意味着中央对金融和货币控制的加强，这种趋势在1822年尼古拉斯·比德尔担任合众国银行总裁后更加明显。比德尔本是东部沿海地区比较保守的金融势力的代表，对各州银行的自由信贷政策深为不满，于是利用第二合众国银行作为工具实行“限制信用”政策。但田纳西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在1829年3月4日就任总统后，从民主党的自由观念出发对一切银行均采取不信任态度并反对金融垄断政策，他的政策得到各州银行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比德尔及其支持者为了加强其实力，乃于1832年在第二合众国银行满期之前4年向国会提出发给新特许状的要求，但遭到了杰克逊总统的否决。之后，比德尔便策动全面紧缩银行信用，企图造成金融穷困迫使杰克逊让步，但却引起受到这一措施直接打击的广大民众的不满，第二合众国银行本身也因此在1836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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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二合众国银行破产，从1837—1863年国内又只剩下州银行存在，这加速了各地州银行的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发展更快。在西部，早在1812年英美战争后，已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小银行，仅肯塔基在1818年时就有银行40家。据统计，州银行的数目，1829年只有329家，1834年也只有506家，而到1837年却增加到788家，到1860年已发展到1562家，并拥资约10亿美元。由于这些银行都是发行银行，结果各种钞票几乎就是五花八门，如密执安的“膏药”、乔治亚和宾夕法尼亚的“野猫”、印第安纳和内布拉斯加的“赤狗”，以及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的“残尾”，等等，一度曾达到数百种之多，而西部是这类“野猫银行”（wild cat banks）发展最快的地区。这类“野猫银行”有几个特点：（1）它们皆由州发给执照，所受监督不严；（2）它们把资本和存款作投机的后盾，不能流动；（3）它们大量滥发钞票，而无适当的储备。例如，有一家银行经法院清理，其流通在外的纸币票面价值达58万美元，而可供兑现的库存金仅86.46美元。结果，西部的“野猫银行”便成为各种投机事业之源，并先后引发了1837年和1857年的两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造成大批企业及银行本身的破产，如在1837年危机中就有600家银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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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1863年美国国会不得不一面取缔“野猫银行”，一面加紧制定新的国民银行法以重建国民银行体系，即建立国家监督和管辖下的银行体系，在全国划定以纽约为主的重要金融中心为“储备市”。法案规定，下属各银行必须将其资本的1/3买进联邦证券，这些证券可作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保证金。这个国民银行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金融和货币管理体制，在地方与中央、区域与区域的双重矛盾和冲突中，进入其演进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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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关于对定居者提供免费宅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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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定居者提供免费宅地问题，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本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西部的“自由土地”本是人民的财产，获得这些土地实属《独立宣言》所宣布的“自然权利”。杰斐逊说过：“土地本来是人类赖以劳动和生活的公共资料”，“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在一个国家里有未开垦的土地和失业的穷人，那就显而易见：关于财产权的法律已经大加扩充，达到侵犯天赋人权的地步。”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区域利益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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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免费宅地的主要推动者。因为在拓荒时代，中下层劳动者构成西部居民的主体，他们可以说都是“自然权利”理论的信仰者，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动就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个口号上：“和富人一样享有土地是穷人的天然权利。”这个口号就像纲领一样指导着独立前后中下层劳动者为宅地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土地政策，在未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之前，他们为捍卫自己的“自然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主要是通过“占地”即强行移住表现出来的；在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以后，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然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主要是通过组织“新垦地权益保护协会”表现出来的。这些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1848年“自由土壤党”的诞生，这个党正是以争取免费宅地和反对奴隶制度作为其纲领的。它的口号是：“自由土壤、自由劳动、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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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占地者”和广大劳动者的免费宅地要求，得到了国内两种社会势力的支持，其中的一种是东北部的无产阶级，突出代表就是乔治·亨利·伊凡斯。在40年代他在其倡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公共土地分配的四项原则：（1）公共土地必须仅为定居者使用；（2）宅地不能因债务而被没收；（3）宅地规模必须限制在160英亩以内；（4）宅地可以转让但不能买卖。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美国土地政策向民主化转变的强大动力。另一种是以西部为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著名代表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们大多数都是随着“西进运动”的最初进展从西部成长起来的，包括一些商人、律师以及从他们之中产生的地方和国会的议员。这些人认识到，他们的政治地位的巩固有赖于西部的开发，而西部开发的速度又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拓荒者的土地要求，因而对农民和工人的呼声抱同情的态度。林肯说：“我赞成把荒地分成小块，使每一个穷苦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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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部劳动者关于免费宅地的要求，既遭到东北部企业家的反对，也遭到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反对，由于这两大势力分别代表着东北部和南部的主要利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带上了区域斗争的色彩。东北部企业家之所以反对免费宅地，是因为他们担心西部的大规模开发，会把大批工业劳动力和资本从东部吸引到西部，造成东北部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如新罕布什尔参议员黑尔所说：“当我们授予土地给西部的同时，也把我们（东北部）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兄弟一块授给（了西部）。”而南部奴隶主之所以反对免费宅地，是因为南部的地力随着单一种植经济的发展而被消耗殆尽，需要以西部领土扩张来维持奴隶制的生存，并尽可能地降低种植园经济的成本，自然不能任凭自由移民去占领。他们担心：“大量来自北部的人口将吞噬（西部的）公共土地，这必然导致更多的自由州加入联邦，政治力量的平衡由此更加倾斜。”也正因为如此，自F．麦康内尔正式提出《宅地法》以来，尽管类似的法案在1852年和1854年两次由众议院通过，1858年和1859年两次由参议院通过，1860年又由参众两院同时通过，但均遭到代表南部奴隶主利益的J．布坎南总统（1857—1861）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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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和1860年国会关于《宅地法》的投票，集中地反映了各区域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在1859年1月《宅地法》的表决中，众议院以120票赞成76票反对通过，但由于被参议院否决未能成功。这样一来，就使阵线变得十分清楚，因为绝大多数赞成票来自自由州（只有7张反对票来自自由州），而反对票则绝大多数是来自奴隶州（只有5张赞成票来自奴隶州）。这种阵线划分到1860年众议院《宅地法》表决时更加突出，因为在这次表决中只有一张赞成票来自奴隶州，而来自自由州的反对票仅两张，且属于共和党的议员全都投了赞成票。虽然《宅地法》再一次被参议院否决，但众议院的表决已经向美国人民昭示：三大区域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其实质乃是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大区域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的消失，只不过是两种制度的矛盾比以前更加突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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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定居者提供免费宅地的问题，比上述各个问题更深地与两种制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并且已演变到如此尖锐对立的程度，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很难解决的。及至1861年4月内战爆发，南部同盟宣布退出联邦，以及4个边疆州也倒向南部之后，《宅地法》才得以在1862年由参众两院顺利通过，1862年5月20日由林肯总统签署实行。《宅地法》由提出到通过在国会整整花费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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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关于奴隶制的存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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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是在独立革命之后突出起来的，因为在独立战争之后南部保留了奴隶制，而北部却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这样，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劳动制与强迫劳动制的对立，以致联邦政府不得不在1804年作出决定，以“梅松—狄克逊线”即北纬39°43’为分界线，把南部与北部明确分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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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北部的工商业日益发达起来后，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坚持奴隶制的南部就越来越成了发展的障碍，不能任其长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于十八九世纪之交，欧美自由主义思潮汹涌，“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奴隶制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已废除，只有在美国南部反而恶性膨胀，与世界大潮相悖。因此，在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废奴运动便在北部迅速兴起，势不可挡。1817年，查尔斯·奥斯本在俄亥俄出版了报纸——《慈善家》，两年后他又在田纳西创办《解放奴隶情报员》。1820年，伊莱休·恩布里和威廉·斯温在田纳西分别出版《解放者》和《爱国者》。1821年，传教士本杰明·伦迪又出版了刊物——《普遍解放的时代精神》，提出了一整套解放黑人和开拓殖民地的计划。这些报刊都成为废奴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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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废奴运动进一步发展，并越来越激进。20年代末，戴维·沃克的《呼吁》报在波士顿出版，他本是来自北卡罗莱纳的自由黑人，但并未因离开南方而减少对奴隶制的仇恨，喊出了“我们是人”的呼声。1831年3月，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解放者》报出版，加里森在其创刊号上利用《独立宣言》的话，称黑人和白人一样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主张立即无条件地废除奴隶制，在奴隶问题上他决心“决不后退一寸”。在他的影响下，一个全国性的反奴隶制协会1833年在费城正式成立，加里森因此成为废奴运动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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