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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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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关于奴隶制的存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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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是在独立革命之后突出起来的，因为在独立战争之后南部保留了奴隶制，而北部却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这样，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劳动制与强迫劳动制的对立，以致联邦政府不得不在1804年作出决定，以“梅松—狄克逊线”即北纬39°43’为分界线，把南部与北部明确分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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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北部的工商业日益发达起来后，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坚持奴隶制的南部就越来越成了发展的障碍，不能任其长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于十八九世纪之交，欧美自由主义思潮汹涌，“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奴隶制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已废除，只有在美国南部反而恶性膨胀，与世界大潮相悖。因此，在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废奴运动便在北部迅速兴起，势不可挡。1817年，查尔斯·奥斯本在俄亥俄出版了报纸——《慈善家》，两年后他又在田纳西创办《解放奴隶情报员》。1820年，伊莱休·恩布里和威廉·斯温在田纳西分别出版《解放者》和《爱国者》。1821年，传教士本杰明·伦迪又出版了刊物——《普遍解放的时代精神》，提出了一整套解放黑人和开拓殖民地的计划。这些报刊都成为废奴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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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废奴运动进一步发展，并越来越激进。20年代末，戴维·沃克的《呼吁》报在波士顿出版，他本是来自北卡罗莱纳的自由黑人，但并未因离开南方而减少对奴隶制的仇恨，喊出了“我们是人”的呼声。1831年3月，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解放者》报出版，加里森在其创刊号上利用《独立宣言》的话，称黑人和白人一样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主张立即无条件地废除奴隶制，在奴隶问题上他决心“决不后退一寸”。在他的影响下，一个全国性的反奴隶制协会1833年在费城正式成立，加里森因此成为废奴运动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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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奴派看来，黑奴制之所以是必须坚决废除的，是因为：（1）它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因为耶稣宣布全人类皆兄弟；（2）它同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这些原则认为自由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3）从经济上看奴隶制是不可靠的，因为强迫劳动不可能创造出高效率；（4）它损害了南部的文化与文明，因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体现出双方天性中比较卑劣的一面；（5）它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为镇压奴隶的需要正在把南部变成一个武装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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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部废奴派的主张，遭到了南部奴隶主及其代言人的坚决反击。1826年，爱德华·布朗在其所著《论奴隶制的起源与必要性》一书中宣称：“奴隶制一向是各国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社会的阶梯”，“它是唯一能使人类喜好独立不羁和贪图安逸的本性受到节制的状况，以及对物质要求所需的掩护所”。不久，南卡罗莱纳的托马斯·库柏，也出版了他的拥护奴隶制的小册子，甚至南部众多的教育家和牧师，也纷纷加入了捍卫奴隶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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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的拥护者所持的主要论点是：（1）奴隶劳动是发展和繁荣南部经济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在一切社会制度中都必须有一个阶级承担奴仆的义务”。（2）黑人注定了要处于从属的地位，因为黑种人人种低劣、智力低下，在任何条件下都无力摆脱束缚他们的残暴本性的锁链。（3）自古以来社会就认可奴隶制，因为它是把不信教的人转化为基督徒的一种手段。（4）白种人并没有因为奴隶制而退化，反而因奴隶制发展了无与伦比的高度文明，而南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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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南部的领导人决定，禁止废奴主义者的著作在南部流传，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1835年7月，一种族主义者闯入查尔斯顿邮局，抢走了从北部流入的反奴隶制的报纸，并且在广场上当众把它们烧毁。此后，南部许多城市竞相效仿，一位订阅《解放者》报的乔治亚人，甚至被一群奴隶制捍卫者拖出门外，涂上焦油，沾上羽毛点火烧身。围绕奴隶制所展开的斗争，不仅使南北日益分裂和仇视，也使南部社会本身发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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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第八讲 南北战争及战后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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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平共处走向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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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的角度观之，美国南北之间的矛盾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或阶段：（1）共处和竞争时期（1820年以前）；（2）冲突与妥协时期（1820—1861）；（3）内战与重建时期（1861—1875）。在这一对矛盾演变的全部过程中，西部土地不仅是一个双方都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结果，在南北战争酝酿和准备阶段，争夺西部控制权的斗争常常成为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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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才使得北部的资本主义和南部的奴隶制度得以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同时并存”。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北部由于“自由土地”的存在和居民之移往西部，才产生了以机器代替人工劳动的趋向，即自由劳动制度；另一方面，在南部，由于“自由土地”的存在和居民之移往西部，又助长了以更廉价和更驯服的奴隶劳动来代替雇佣工人的劳动。而且，直至1820年为止，由于北部的工业制度和南部的奴隶制度，大体上可以各自向西平行推移而不致发生相互干扰，因而得以“和平共处”。然而，还是由于“自由土地”的存在，在1820年以后最终导致了南北之间由“共处”走向“冲突”。因为到1820年，全美国22个州中刚好自由州和蓄奴州各占一半，而当时恰恰又面临着一个密苏里是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由于增加一个新州不仅意味着经济制度在新领地的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将在权力极大的参议院增加两个新的席位，并由此打破南北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原有的平衡，因此双方都把它看成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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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双方都未作好摊牌的准备，在经济上南北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的一面，结果这类冲突常常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从而使南北斗争进入了一个“冲突和妥协”的时期。这个时期，重大的“冲突和妥协”事件先后有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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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如前所述，早在1804年，联邦政府曾决定，以北纬39°43’为分界线，北部为自由州而南部为蓄奴州。密苏里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是原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一部分，也是大河以西最早投入开发的地区之一。由于它地处上述“分界线”的两侧，从拓殖之初起就有两种劳动制度移入，到1818年该地区已有56000个白人和10000个黑奴。结果，在密苏里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它的居民多数为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自由民，而它的土地又大部分位于北纬分界线以南。无论是北方的废奴派还是南方的蓄奴派，都希望在密苏里加入联邦问题上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双方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西部的主要发言人——肯塔州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从马萨诸塞州划出缅因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把原定的南北分界线改为36°30’。这才使双方的冲突暂时得以解决，而这个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在国会通过后，亨利·克莱·也因此名声大振，被称为能“独当难局”的3位大师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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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0年妥协案与“威尔莫但书”。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以后，虽然加入联邦的新州不少，但大体维持了南北双方平衡的局面，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摩擦。但随着40年代美墨战争的爆发和结束，关于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德克萨斯等地是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并引起更为激烈的辩论，而此问题在1846年国会通过的“威尔莫但书”中似乎是已解决的问题。当初，在国会同意波尔克总统所提秘密拨款200万美元，用以贿赂桑塔·安纳割让加利福尼亚时，曾附有由民主党众议员戴维·威尔莫提出的修正案，即所谓“威尔莫但书”：在从墨西哥取得的任何新领土上，“不得实行奴隶制或强迫劳役”。此话直接引自1787年《西北条例》。尽管有已通过的“威尔莫但书”在案，但国会仍在1850年9月分别通过了一系列妥协案，这些法案虽然同意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加入联邦，并决定在首都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奴隶贸易，但却同时决定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加入联邦时奴隶制问题由其自行决定，并居然允许南部奴隶主到北部自由州搜捕逃奴。这些妥协案也是由亨利·克莱提出的，它虽然使南北冲突得到缓解，却又因此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因为它从“密苏里妥协案”划定的分界线又退了一步。按以往的规定，奴隶逃到自由州即为自由人，而“逃亡奴隶引渡法”却要把这些自由人重新变为奴隶。（图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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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1850年时美国奴隶州和自由州的划分黑色部分是自由州，白色部分属奴隶州，浅黑部分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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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块领地位于普拉特河流域，是美国辽阔的中部大草原的中心，也是美国“最后的边疆”的一部分，于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被移民占领，到1850年时居民依然十分稀疏。由于这里冬季寒冷，所以很少有人想到它会成为蓄奴区。但南部种植园主仍然企图控制这片富饶的农业地带，并进而把奴隶制扩大到大草原的畜牧业中去，因而才引起北部废奴派及广大自由民的注意，并促使南北双方加快了在该地区殖民的步伐。而当时参议院领地委员会主席，即来自伊利诺伊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竟很快在南部奴隶主的压力面前让步，提出了所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并于1854年5月30日在国会上下两院顺利通过。正是在这个法案中，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并运用著名的“居住者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规定把奴隶制问题留待两个地区的人民去自行决定，实际上就是禁止在这些地区废除奴隶制。道格拉斯原是土地投机家，又与铁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参与过1850年妥协案的起草工作，显然代表着北部向奴隶制妥协的那部分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广大自由土壤派的利益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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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妥协总是有限度的。因为：（1）上述每一次妥协案“实际上都是南部蓄奴派的猖狂进攻”，因为每一次妥协实际上都是南部奴隶主的胜利；（2）在三次妥协中，除了第一次在表面上维持着某种政治上的“平衡”外，其余两次南部的得分都比北部要多得多；（3）南北双方为了利用“居住者主权”原则，均加快了各自向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移民的速度和规模，因而两种社会和政治势力在该地区的激烈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事实也正是如此。还在法案未通过之前，国会里的一些“独立民主党人”已在其宣言中表示：“我们将回到选区，重新树立起自由旗帜”。法案一通过，甚至地段还未出售，“堪萨斯整个地区已为成千成百的占地者家庭所占”，他们之中既有来自中西部的自由农民，也有来自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的“名门望族”；前者得到了由伊莱·塞耶领导的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及整个自由土壤派的支持，而后者则有代表奴隶主利益的F．皮尔士总统为之撑腰。结果，在堪萨斯，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两个首府：一个在托皮卡，一个在莱文沃思。然而，自由土壤派成立的立法机构却被皮尔士总统宣布为“伪”立法机构（bogus），从1854年11月的国会代表选举开始两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就不断，1856年5月21日自由土壤派的据点劳伦斯城甚至被拥护奴隶制的军队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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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内战”标志着妥协的终结，同时也是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的预演，南北之间的矛盾发展由此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几次冲突和妥协中，都是那些看来是西部利益的代表人物（如亨利·克莱和S．道格拉斯）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甚至几次妥协案也是直接由他们起草和提出的。这一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时的西部还远不是东北部的同盟者，而只是它的潜在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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