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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通往费城，通往绝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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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镀金时代，腐败是系统性的，也常常是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窝案，与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所不同，城市的腐败内容更加丰富，也更为赤裸裸。并且，城市的腐败不仅局限于市长和高官，还包括腐败的幕后操纵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他掌控下的纽约市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城市政府。一百三十多年来，“特威德”一直被看作腐败政客的缩影、镀金时代不名誉的象征，他的名字是政治操纵和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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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后世的纽约人不可想象的是，当时的特威德集团（特威德于1859年建立）在纽约营造出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35)的气氛，再加之他本人还是“坦慕尼协会”——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在特威德的控制下，纽约议会成了臭名昭著的做腐败生意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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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威德及其党徒在获得权力后，不择手段地捞回之前的“付出”，在10年中使纽约市的债务增加了10倍，其中很多都进了他们的腰包。以县法院的建设为例，原来预计花费25万美元，结果却支出了800万美元，其中一把椅子就花掉了470美元，一个保险箱竟然报了40万美元的账……(36)总之，腐败以各种方式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而养肥了承包商、地产投机商和像他们一样贪婪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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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威德集团与股市黑手的勾结也令美国人愤慨。特威德集团经常在股票投机中帮助某些操盘手，这种勾结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有时也出于政治利益。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特威德可以成功地打击反对派，有时，为了帮助其盟友上台，他甚至会制造金融恐慌和金融灾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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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某个商业富豪纠集而成的政治集团控制商业化城市的市政府，在美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老板”特威德只不过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这些市政府常常钻法律的空子，甚至直接进行贪污受贿等非法活动。它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员推进议会。在这帮“强盗贵族”的运作下，他们经手的市政工程项目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的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而利用立法或政府管制规章收取巨额回扣竟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业”。尽管特威德及其同党后来相继被捕，但特威德集团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在费城、芝加哥、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城市都出现了成群的效仿者，他们伙同那些腐败的市长和议员，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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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早期的城市腐败，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1）挪用公款；（2）发生在公共合同和特许权上的行贿受贿；（3）管制腐败，包括与犯罪活动有关的行贿受贿；（4）内幕交易。(38)相比之下，挪用公款在这一时期发生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财务逐渐公开有关。比较严重的是第二种情形，即政府官员将工程和公共服务承包给个人，有些是给了自己的亲属，从而直接获利，有些则是给了对其行贿的企业和个人。更有甚者，很多官员的亲属自己做不过来，还转包给其他人，层层剥皮。这使得很多工程和公共服务价高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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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的油水最多，也为很多腐败官员所热衷。一方面，这些工程可以作为政绩，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官员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在匹兹堡市，“城市老板”弗林就酷爱公共合同，为匹兹堡修建了大量建筑物、街道和桥梁。在纽约市，20世纪初的坦慕尼协会的头子查尔斯·墨菲则是其弟经营的纽约建筑工程承包与运输公司的匿名合伙人。仅1905年，这家公司及其子公司就获得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市政合同。(39)尽管很多城市都对工程进行了招投标，但事实上，在匹兹堡、费城这些城市，投标都被非法操纵了。为最大限度地从中牟利，中标的多数公司都对工程粗制滥造，这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不满，也成为后来改革的重点规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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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是特许权腐败。当时的社会发展很迅速，煤气、电力和电车成为新兴产业，在欧洲，这些服务是由政府负责的，但在美国，则由市政府授权和特许私人经营，从而给包括家族式在内的各种腐败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以电车为例，在当时比较大的六个城市中，就有五个存在着官员滥用有轨电车特许权的现象，这五个城市分别为圣路易斯、匹兹堡、费城、纽约和芝加哥。有轨电车公司的经理、所有者和金融家不但操纵上市的普通股价格，还设立了修建电车轨道的建筑企业，以获得超额回报，并在电车沿线的不动产上投机。(40)换言之，这些人及其背后的腐败官员，已经一条龙地将电车产业从头吃到尾。而由于他们控制着电车的拓展路线，他们还能提前布局，在将来通车的地方投机不动产，一旦通车，就会获得超额的回报。有时，为了出售自己的不动产，他们甚至将电车线路刻意引向不动产所在的地域。这样的提前布局，正是一种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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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美国城市的腐败是全方位的。在讲到圣路易斯的腐败时，《美国粪——城市的耻辱》作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该市的资产被人拿去放债生利，而利息则被转入私人的银行账户。市政府的车辆供市里官员们的妻儿使用。供应公共机构的产品出现在私家的餐桌台子上；一份清单详细记录了提供给救济院的食物，其中竟然包括加利福尼亚果冻、进口奶酪和法国葡萄酒！”(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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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圣路易斯可谓财政腐败的一个样本，明尼阿波利斯是警界腐败的样本，而匹兹堡则堪称财政腐败和警界腐败兼具的样本，在那里，腐败变得更加有组织，也更加巧妙，其大佬克里斯托弗·马吉甚至还特别去纽约和费城调研过特威德集团的“失败教训”及当地政府贪污腐败的“成功经验”(42)，等到他回来后，便把小集团料理得像银行一样“井井有条”、严丝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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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费城的腐败更是深入骨髓，可谓无处不在。不仅有财政腐败，有警界腐败，有选举腐败，连教育部门也难以幸免。在谈到费城腐败的“象征意义”时，林肯·斯蒂芬斯无奈地说：“我们每一个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是腐败的。”(43)而且，费城等地的腐败还在不断“创新”，比如他们发明了一种叫作“霉死”（mace）(44)的敲诈勒索手段——政客们挑中某家目标公司后，会组建一家对抗性的公司，然后强迫老公司买下新公司的全部股份或出售自己的股份，如果老公司不服从，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法律武器”打压和“调查”它，直到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其糟蹋得七零八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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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议会与公司的勾结，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对腐败深恶痛绝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回忆说：“对于大家来说，对公司有益的提案是可以被收买的……对于腐败的立法委员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他们没有拿到钱，那么，他们就会黑掉这个议案；如果他们拿到了钱，那么，他们就会投票支持公司的利益。”(45)这种敲诈式的腐败俨然成了很多地方议员和政客牟利的常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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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腐败的横行，也与一些政客明哲保身式的“纵容”有关。应该承认，总是有一些洁身自好的政治家的，但问题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腐败浪潮，很多人选择了自保，而不是斗争。用罗斯福的话说，“立法委员会中不乏有能力的委员，但是，自身的清白与战斗的刀刃并非永远合二为一。对于一个积极与那些欺诈成性的权贵做斗争的人来说，这两方面素质都是必需的……假如他是一个愚蠢的家伙或者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那么，生活上的清白于其无益。”(46)这也使得罗斯福在纽约的斗争显得十分孤独，也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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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表明，1851—1880年间，美国城市腐败处于上升期，并在1880年前后及1900年前后两次出现高潮，而在进步时代末期大幅回落，但在20世纪20年代又伴随经济泡沫的积聚出现了一次高潮。从比例上看，1851—1880年间，平均每4个城市就有1个是腐败的，1881—1930年间，每3个城市有1个以上是腐败的，比例上升了50％之多。并且，城市越大，腐败越严重。1880—1930年间，5个最大的城市中有4个是腐败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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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城市老板”和腐败市长们贪污受贿成风，但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为一些市民所容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赢得选票，“城市老板”们会努力向选民尤其是外来移民提供工作机会、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服务。以1896—1921年间芝加哥老大约翰·鲍尔斯为例，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这个城市，就在于他“细心照顾”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各色选民。除了为这些选区提供工作机会和修建公共设施外，鲍尔斯还积极参加每个民族的婚礼、野餐会和游行，因为特别擅长利用葬礼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还赢得了“哀悼者”的绰号。(48)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城市老板”的盛行，也确实与美国复杂的移民问题有关，“移民并不关心中产阶级的道德理想，而更注重老板集团所能提供而中产阶级无法提供的东西。”(49)由于移民们与更倾向于反腐败的中产阶级想法不同，因而更容易被“城市老板”们的小恩小惠所收买，从而将选票投向这些人。而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正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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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在自传中写道：“这类‘老板’也常常表现出一些所谓的善，这在大城市中特别普遍。他努力为自己所在的行政区内那些勉强糊口度日的老百姓奔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需要工作的年轻人谋求职位。为了一个陷入麻烦之中的野蛮年轻人，他会奔走法庭。他会用现金或者信用来帮助身处困境的寡妇，或者帮助因为某种原因暂时失业的残疾人。”(50)但问题是，他们只为自己的选区这样做，并且，他们为恶势力提供保护，以其腐败侵蚀城市的肌体，带给选民的是深远的损害。所以，他们可能蒙蔽市民一时，但无法扮演“双面人”一世。特别是在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面具更容易被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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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媒体是“照妖镜”，更是“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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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天花板，有时就是另一个人的地板。尽管格兰特因其任内的腐败而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之一，但美国媒体却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它因为执着地揭露格兰特时期的腐败现象开启了调查性报道之门，并因此提升了自己的公信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格兰特1869—1877年的任期，是美国媒体第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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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威德的落网很有戏剧性，也彰显了媒体的作用。1871年，特威德的一个竞争对手窃取了市政账目，并交给了《纽约时报》，该报大胆公开了特威德掠夺财富的证据，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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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约时报》开始揭发这一骇人听闻的丑闻时，纽约绝大多数报刊都被特威德一伙收买，噤若寒蝉。特威德为了封住《纽约时报》负责人乔治·琼斯的嘴，曾托人送给他500万美元，但遭到拒绝，琼斯的答复是：“务必要把特威德集团赶下台”(51)。随着丑闻的曝光，特威德及市政府很快便信誉扫地。不久，特威德受到起诉，锒铛入狱，最终死在狱中，而琼斯和《纽约时报》则声名鹊起，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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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特威德的问题上，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可谓功不可没。纳斯特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漫画家，共和党的标志“象”和民主党的标志“驴”就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他是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哈泼斯周刊》记者，他用大量漫画把特威德及其同伙的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特威德曾愤愤地说：“我并不介意报纸上骂我些什么，因为我的拥护者并不识字；但是他们能看懂漫画，真该死！”后来，特威德被逮捕后，一度越狱逃亡欧洲，不料在西班牙被当地警察认出，又落入法网，原因正是该警察也恰巧看过纳斯特的漫画。这个小插曲至今仍为报刊漫画家津津乐道。事实上，在美国新闻史上，政治漫画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纳斯特显然是一个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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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城市反腐，在联邦反腐上，美国媒体也有大手笔。1872年总统竞选期间，《纽约太阳报》公开揭露了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不仅逼得受贿的副总统科尔福克斯去职，还构成了对格兰特连任的挑战。目睹格兰特政府腐败成风的现状，一些媒体人集合起来以期阻止格兰特连任，当时出现了以《芝加哥论坛报》的霍勒斯·怀特、《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的塞缪尔·鲍尔斯、《辛辛那提商业日报》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和《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亨利·沃德森为“四方堡垒”的反格兰特团体。他们经常举行会议，制定政策，并努力利用自己的报纸去影响民众的观点。(52)尽管最终格兰特依然得以连任，但媒体人的这种努力已经说明了腐败有多么不得人心。在美国历史上，极少见到媒体联手反对在任总统寻求连任的情形，1872年大选却因腐败问题而成为了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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