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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一天通过两部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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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30日，对美国人的食品安全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美国国会在这一天之内通过了两部里程碑式的法律：《肉制品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或称《洁净食品药品法》）。此前16年间，由于白宫不重视、国会不支持，加之食品加工业的阻挠，类似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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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法律的通过，有四个很重要的背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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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量新的、廉价的食品药品进入市场，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些企业开始不择手段地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进行竞争，从而带来了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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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技术进步在丰富市场的同时，也使消费者感到眼花缭乱，他们对于很多新产品，尤其是药品的疗效及安全性缺乏必要的了解，而一些企业则抓住这个可乘之机在安全度和质量上做文章，造成消费者受骗乃至健康受损的局面。事实上，消费者对此早有忧虑和不满，很多人都抱怨对食品药品的生产过程一无所知，而1885年出版的埃伦·理查兹的《食品原料与食品掺假》和1887年出版的J. P. 巴特塞尔的《食品掺假及其检测》都记载了掺假行为及其危害，这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震撼。《1902年参议院报告》同样显示，当年食品掺假相当普遍：牛奶被掺水，猪油中添加了棉花籽油被当作“纯板油”出售，许多添加了化学防腐剂的食品标签上却没有任何说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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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使得联邦政府的深度介入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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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屠场》等书的揭黑激发了民众对该法案的支持，营造出极好的立法舆论氛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沙利文1902年11月4日发表在《科里尔周刊》上的《专利药品集团共谋对抗新闻自由》，揭露了专利药品行业是如何努力对抗媒体和政府对药品的规制的。而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1905年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指出了滥用专利药品所带来的健康危险。这些新闻作品彼此呼应，形成了巨大的声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会被淹没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团体和其他消费者团体要求实施专利药品规制的请愿书中”(9)。这成为相关法律得以问世的重要社会和舆论动力。而从时间点上看，1906年恰好是中期选举年，国会议员们要想连任，就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强烈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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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还有商业力量的介入。对比同样面临食品安全挑战的美英两国，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制假者与纯净食品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要比在英国激烈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英国，抵制掺假是一场科学对科学的战争，更像是君子之争，而在美国这完全是一场商业对商业的战争。(10)牛肉托拉斯大亨是掺假的获利者，而以制造商亨利·海因茨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是纯净食品的获利者，他们最终因《纯净食品与药品法》而收获颇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预见到纯净食品运动所蕴含的市场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造“纯净食品”标签与一个世纪后贴上“绿色食品”一样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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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运动：禁酒意识在美国源远流长，相比一般基督徒，清教徒更重视宗教戒律，更强调严格的自我约束，他们认为，喝酒是放纵和享乐，因而民间一直有着自发的禁酒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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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强烈的食品安全意识还与其信仰有关。在英国，人们谈到食品掺假问题时，会表示怀疑，偶尔会愤慨，但“美国人却充满了救世主般的热情，这份热情都来源于禁酒运动。当时美国人深信，如果一个人食用了错误的东西，他就违背了上帝……美国人认为，食品不仅要可靠，更要纯洁，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11)。这种意识对于食品安全立法意义重大，成为重要的立法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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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美国人喝了几十年的“泔水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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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安全是食品安全立法得到近乎全民性支持的关键诱因。在镀金时代的美国，牛奶在美国人心中扮演了令人不安的角色——它是日常必需品，却又让人严重担忧。历史上的“泔水奶”丑闻曾经震惊美国。据估计，1854年，仅纽约附近就有13000头牛以泔水为食，这些牛产下的泔水奶每年都会导致数千名儿童死亡。当时的一位评论员挖苦地写道：“孩子们有泔水奶，大人们有泔水酒，我们这个民族如此‘健壮’、‘豪爽’也就不足为奇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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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牛奶质量的担忧直接导致了母乳喂养人数的大幅回升。事实上，当时牛奶安全问题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在欧洲，一些政府甚至强制母亲们必须坚持母乳喂养。在伦敦，供应奶有近一半乃至3/4都存在着掺假问题，无良的商家不仅用淀粉增加牛奶的黏稠度，而且掺入牛奶的水也往往是被污染过的。最极端的情况是，人们完全不相信牛奶的安全性，竟然要求奶厂将奶牛牵到家门口当面挤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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泔水奶丑闻在民众心中打下很深的烙印，也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并由此对其他食品和饮品的安全开始疑神疑鬼，一些人感慨道，美国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但问题是，当时的欧洲也是这个情况，美国人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变革。这无疑为日后罗斯福的食品安全立法和严厉执法埋下人气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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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从政府到民间便形成共识：让人们喝上放心奶，也是在保护民族产业。在美国，乳制品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由于一度面临信任危机，行业发展举步维艰，很多从业人员的生计都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的奶业不能给予消费者安全感，最终就会拱手将美国市场让给外国公司，而一个民族如果连牛奶和食品都依赖于别国供应，不仅有损经济，也不利于国家安全。正是在这种社会压力下，19世纪末，巴氏低温杀菌法终于在纽约乳业中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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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被掐住的国家，是很难底气十足地在国际上发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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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与媒体结盟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推动《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制定的过程中，威利所在的化学局与揭黑媒体巧妙结盟，为媒体提供了大量素材和数据，帮助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造势，从而为改革创造了极佳的舆论氛围。这对后世是一个重要启示：在推行重要变革并且受到利益集团阻碍时，政府要学会与媒体结盟，调动舆论，督促立法部门，反压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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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与其说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一种回应，不如说是对消费者不断加深的担忧的一种回应。而新出现的、富有效率的、善于鼓动人心的媒体，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而易见，这部法律的主要支持者是消费者、揭黑报纸和联邦官员。(14)事实证明，这三个群体的联合能量巨大，以至于那些相关企业和利益集团也感到无可奈何。也正是看到了这点，罗斯福才充满信心地开启了食品药品改革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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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很快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不仅食品安全的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而且他们的权利也变得更加丰满和踏实了。人们注意到，在推动法案通过的过程中，罗斯福首次提出了“消费者权利”这个概念，并且表达了通过政府而不是依赖民间为消费者做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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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禁止在美国各州间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并对假冒伪劣食品进行了定义，同时还规定，对制造、销售和贩卖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者处以200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的罚款；如若再犯，则会处以300美元（相当于同期一辆福特汽车的价钱）罚款，或一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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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些不拿消费者利益当回事的奸商们胆战心惊的是，从那时起，制造、出售掺假食品和药物将被定为联邦刑事罪行，而联邦政府通过对食品安全的强力管理，进一步树立了强势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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