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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第5章 强国要有强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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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杰出民族的伟大，都由海上强权来支撑……海上强权曾使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人，使英国打败拿破仑，也使北方赢得了内战……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美国就根本不可能体验真正的和平与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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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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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上几乎每个不容忽视的时代，都或多或少地与一场海战有关。美国的进步时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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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美西战争，看似是因为古巴革命引发的大国冲突，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之战，更是美国成为海军强国的宣言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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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隐忍了25年的“复仇”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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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的美国之所以在1898年拿西班牙开刀，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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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西班牙家道中落，无论是国力还是海军实力都大不如前，是美军扬威立万的好靶子。其实这也表现出美国的一个特点——它极少会选择强有力的对手开战，不做那些看上去很可能赔本的买卖。这一点在后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得到鲜明体现，更不用说它入侵小国巴拿马、格林纳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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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巴形势的变化给了美国打击西班牙以可乘之机。1868年，古巴起义者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此间，很多古巴流亡者都在美国各大城市组织了革命团体，进行募捐、召开群众集会，在美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一些政要也发表声明支持古巴起义，格兰特总统甚至扬言不惜与西班牙一战，而后来死于办公室里的陆军部部长约翰·罗林斯在弥留之际还为“可怜的、斗争的古巴”操心，并发誓，“古巴必须自由，她的残暴敌人必须被粉碎”(2)。尽管这一战争企图被当时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1869—1877年在任）制止，美国只是以向古巴起义者提供支持表达这种愤怒，但这无疑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支持古巴起义，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统治；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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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被压抑的民族情绪一旦找到出口，就会喷薄而出，1898年就是一个例子，要知道，从1868年开始，反西班牙情绪酝酿了3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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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美国社会对西班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或者说西班牙在美国已经被妖魔化了。从19世纪中后期，美国人的轻蔑和敌视便聚焦在西班牙身上，“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被视为具有野蛮的历史和与生俱来的残忍性情”(3)。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都将西班牙描绘为残忍、贪婪和顽固的国度，同时还是“欧洲文明的逆流”，甚至是影响拉丁美洲发展的绊脚石。而后面这点非常关键。一直以来，美国都以拉丁美洲领导者和保护者的身份自居，所以，拿拉丁美洲说事非常容易在国内引起共鸣，而将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的动荡、地方性的暴力和压迫，以及因此而无法开发拉美丰富的资源联系在一起，就更能赢得国内的支持。这也是美西战争之前一些美国媒体刻意宣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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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反西班牙最重要的目的是清除其在美洲的影响，使美洲真正成为美国人的美洲。由于其他列强都忙于地区事务，只有西班牙在美洲还能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安全影响，这妨碍了美国对美洲地区资源的控制和开发。正如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4)时期的国务卿威廉·苏厄德（1861—1869年在任，也译作西华德或西沃德）所言，“美国的任务是消除困扰西半球的混乱无序、分裂瓦解和无政府状态。而这将给人类包括美国提供最迅速、最可靠的途径来开发美洲可资利用的自然财富。”(5)其他一些政客也提出了要引导美洲的其他国家走上和平、繁荣的道路，当然了，这一切都以美国成为西半球支配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核心诉求。尽管理由充足，但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却迟迟未爆发，这既体现出美国外交的精明，即不做高投入、低产出的“生意”，也折射出当时美国海军实力不济的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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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1873年，美国和西班牙就差一点发生战争。当时，悬挂美国国旗、一直为古巴起义者运送武器和补给的“弗吉尼厄斯”号运输舰被西班牙战舰捕获并拖到哈瓦那港，西班牙殖民当局很快就处决了这艘船的美国船长，以及另外51名船员和乘客，包括多名美国公民。这激起了美国民众、媒体的强烈不满，美国社会一时间空前团结起来，格兰特政府不仅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还做好了战争准备，海军部部长要求造船厂加班加点生产，并征召了上万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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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颇为戏剧性的是，两强在最后时刻发生了世界海战史上少有的妥协，西班牙在最后一分钟进行了道歉，而国务卿菲什也欣然接受了。看上去，是“主和派”菲什占了上风，但真正的问题是，以菲什为代表的格兰特政府的多数人都担心美国海军并不能够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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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始终都是美国军事发展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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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及至80年代的一段时间，美国海军还不及智利海军强大。当时智利在海上力量的强势曾为其赢得了地区优势。在1879年智利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战争中，智利倚仗着海军优势，如入无人之境，在大获全胜的同时，也夺得了玻利维亚的入海口，而玻利维亚则从此沦为了内陆国家。同情失败者的美国人，此时还以为智利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忽略了智利海上优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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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问题上，美国人当时还没有开窍，直到马汉的海权论深入人心和罗斯福的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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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美国也曾“韬光养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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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海军发展上的迟缓，还与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地缘政治上的隐忍有关。西奥多·罗斯福执政之前的几任政府，都倡导地区以和为贵。在短暂的詹姆斯·加菲尔德(6)政府期间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曾倡导召开美洲国家代表大会，通过“道德劝服”迫使智利收敛锋芒，尽管他很快被免职，但接下来的阿瑟政府依旧力主召开类似会议，以倡导和平、避免战争。后来，本杰明·哈里森政府上台，布莱恩于1889年重新出任国务卿，他主持了泛美会议，有16个国家出席，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友谊”。此时的布莱恩和哈里森总统想极力促成在华盛顿建立永久的国际仲裁法庭，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这遭到了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的反对，仅仅通过了一个妥协提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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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美国在对外事务尤其是地缘政治上的主导思想是极力维护和平的发展环境，以商业合作促进国际关系，遇到争端尽可能采取法律和外交手段低调处理，而不是像老罗斯福以及此后的美国那样，进行威慑，动用海军。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美国在海军事业上投入明显不足，与其日渐上升的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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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矛盾的是，美国海军发展迟缓，但对外扩张的野心却一点不小。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在对外扩张上做了几件大事：一是从俄罗斯手中廉价收购了阿拉斯加，并将俄国的势力排斥出北美；二是在19世纪70年代从萨摩亚统治者那里得到了在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三是策划推翻了夏威夷王国政权，并在1894年建立了亲美政府，1898年正式将夏威夷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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