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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尼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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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对玻利维亚中部来说出奇凉爽的天气里，飞机起飞后一路朝东，向该国与巴西的边境飞去。几分钟内，道路和房屋消失了，大草原上散布的黄牛像冰激凌上的糖粒，成为仅存的人类居住的痕迹。而后，它们也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视线中。这时，机上的考古学家们已经拿出了他们的相机，高兴地按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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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下方是玻利维亚的贝尼省（Beni），其大小约为伊利诺伊州与印第安纳州的面积之和[5]，地势也像这两个州一样平坦。南部和西部高山的雨水和融雪，水流缓慢而不规则，每年都覆盖大地近半年；这些水最终汇入该省北部的河域，即亚马孙河的上游支流。在另外半年里，这里是干涸的，鲜绿色的广袤空间化为某种类似于沙漠的东西。吸引研究人员注意的，正是这片奇特、偏远而时常潮湿的平原。这不仅仅因为它还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其居民可能从未见过带着相机的西方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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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考古学家，克拉克·埃里克森（Clark Erickson）和威廉·巴利，坐在了前面。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里克森与一名玻利维亚的考古学家协同工作，此人当天不在，为我在飞机上空出了一个座位。来自杜兰大学的巴利其实是一位人类学家，但鉴于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了古今彼此交融之道，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之间的区分已经模糊了。这两人在体格、气质和学术倾向上各有不同，但他们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了窗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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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大地上，遍布着不计其数的森林岛屿，其中大多是近乎完美的圆形，就像一片黄草中的绿堆。每座岛屿比漫滩要高出60英尺（约18米）之多，树木也因此得以生长，而非没于水下。森林之间由垫高的后滨阶地相连，它们和步枪弹道一样笔直，长可达3英里（约4.8公里）。埃里克森相信，这些景观 [面积超过3万平方英里（约10.3万平方公里），由堤道相连的森林岛屿与土墩] 都是由一个技术先进、人口众多的社会在1 000多年前创造的。刚刚接触贝尼省的巴利倾向于此观点，但还没准备好表明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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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群学者从根本上挑战了对哥伦布之前西半球情形的传统观念，而埃里克森和巴利就在其列。在20世纪70年代读高中时，我受到的教育是，印第安人在约13 000年前跨越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大陆，他们多数居住于小而孤立的群体中，其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小之又小，以至于直到他们在此地繁衍千年后，整个大陆的大部地区都还只是荒原。现在的学校里还传授着同样的观点。而如果要以一种方式概述埃里克森和巴利等人的观点，那就是把这幅印第安人的生活图景从各方面统统批倒。这些研究人员相信，印第安人在这里的历史比我们此前想象的要久得多，他们的人数也多得多。他们将其意志施加于当地生态的努力极其成功，1492年哥伦布踏上的，是一个刻满了人类社会特征的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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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白人社会与原住民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对印第安文化和历史的调查难免富有争议。然而近期的学术分歧尤其之大。首先，一些研究人员（其中多数都是老一代学者）将各种新理论嘲为幻想。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源于学者对资料近乎刻意的误解和一种固执的政治偏见。“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有大量人群在贝尼居住过。”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贝蒂·J·梅格斯（Betty J. Meggers）告诉我，“否认这一点，只是想当然。”事实上，两位由史密森尼博物院支持的阿根廷考古学家主张说，那些大土墩多是天然形成的滩地沉积物；一个“小规模原始群体”或许可能花了不到10年，就修建了其余的堤道，并修起了台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家迪恩·R·斯诺（Dean R. Snow）说，对印第安人问题的多种学界新见，都存在着与此相似的批判。问题在于“你想要什么，就可以用人种史学记录中单薄的证据来告诉你什么，”他说，“自欺欺人是很简单的。”一些人还指责说，此类主张宣扬了那种试图给欧洲文化抹黑的人的政治纲领，因为如此高的人口数，似乎加大了原住民人口损失的已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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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新理论对当今的环保战役产生了影响，争议也由此而生。环保运动的很大一部分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了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所谓“处女地迷思”[即认为1491年的美国大陆是几乎未开发的，甚或是伊甸园式的，按1964年《荒野保护法案》（The Wilderness Act of 1964）的话说，就是“不受人类拘束的”土地的观念]的影响。《荒野保护法案》这部美国法律是全球环保运动的基础性文献之一。对环保人士来说，正如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所写的那样，重建这个很久以前的、想象中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在道义上的应承之责。可如果新观点才是正确的，人类成果在当时早已遍布整个大陆，那么恢复自然的努力又当归于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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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尼就是一个例证。埃里克森认为，哥伦布登陆前的印第安人在修建道路、堤道、运河、堤坝、水库、土丘、台田，可能还有球场之外，还在季节性涨水的草原上设网捕鱼。这可不是少数原住民的孤立行为，而是全社会的行动，成百上千的人们沿堤道搭起密密的锯齿形鱼堰（蓄鱼的围栏）。大草原的主体是天然的，它是季节性涨水的产物。但印第安人通过定期的大面积放火，维护并扩张了草原。经过几个世纪，焚烧活动创造出了一套复杂的、由依赖于当地嗜火癖的适火性的植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贝尼省现在的居民们还在放火，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这已经只是为牛群维护草原的做法了。我们飞过该地区时，旱季才刚刚开始，条条长约1英里的火线就燃烧起来了。烟雾形成颤抖的巨柱升向天空。在火势后的焦地内，是烧黑的树尖，其中很多都是在亚马孙其他地方的活动人士力争保护的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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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尼以北，是人口稀少、林木繁多的潘多省（Pando）。潘多以北是巴西的阿克里州（Acre），那里居民同样很少，然而为了建牧牛场，森林迁移颇多。留下来的只有巴西坚果树，对它的砍伐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它仍会消亡。这种树需要特定种类的森林蜜蜂为之授粉，而该蜂类无法在新造的草原上生存。）为了避免其他树种的重生，牧场主用飞机把大片非洲草籽撒播在新垦地上，这种坚韧的厚叶片草生长为茂密而有弹性的草坪，使树苗无法穿透。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到贝尼的时候，还鲜有人知，阿克里州大量的林中空地正在把当地庞大的土建工程[阿克里州联邦大学研究者阿尔塞乌·兰齐（Alceu Ranzi）称为“地质印痕”（geoglyph）的几何图形] 展露出来。迄今，被发现的地质印痕已超过200个，其中有许多印痕的长度达到了500英尺（约152.4米）。将精准的圆圈、正方形和矩形掘入亚马孙黏土中而制成的这些印痕，从空中和从贝尼的台田和堤道边（就像埃里克森和巴利向我展示的那样）观望都同样引人注目。对阿克里州的地质印痕，人们所知更少。第一篇有关于此的专业期刊论文直到2007年才发表（兰齐是共同执笔者之一）。而5年过去了，考古学家连“印痕工匠们住在哪”这样基本问题的答案都还不能确定，因为印痕的构造中没有人类居住的征兆。在贝尼发现了相似土建工程的埃里克森相信，在哥伦布之前，亚马孙西部一片800至1 000英里（约1 300~1 600公里）长的带状区，被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文明混合体占据着。这个混合体在根本上重塑了其周围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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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的未来是未知的。牧场主和豆农们对贝尼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们觊觎这里的空置土地和相对肥沃的土壤。伐木工们看上的是潘多。一条通往太平洋的新高速公路，正在为阿克里不断带来更多的商户。与此同时，环保人士主张要让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尽可能地维持其接近自然的状态。当地的印第安人团体对后者的提议抱有怀疑。他们问道，如果贝尼成为“自然”的保护区，还有什么国际组织能让他们继续在平原上放火呢？能有任何外部群体认同在亚马孙的大规模用火吗？印第安人的提议是让他们自己来控制土地。对这样的观点，活动人士们并无热情；美国西南部的一些原住民群体一直在倡议把他们的保护区用作核废料处理库。而那些东西嘛，当然也还在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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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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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碰那棵树。”巴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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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瞬间停下了。我在爬一道低矮而松软的土坡，正要抓住一棵干瘦、几乎是藤状、还长着外展叶的树来支撑一下身体。“这是树蓼，”森林植物学专家巴利说，“你可得当心着点。”树蓼（Triplaris americana）是小红蚁群的寄主，这很不寻常，事实上，它自己离开了这些生物也很难成活。蚂蚁在树皮下方盘踞着极小的隧道，作为寄居的交换，蚁群攻击所有触碰树蓼的生物：昆虫、鸟类和大意的作家。蚁群会喷放毒液，其攻势之凶悍，使树蓼在当地得到了一个绰号：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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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鬼树之基、根部外露的地方，是一个被遗弃了的动物洞穴。巴利用刀刮出了些土，然后向我、埃里克森和陪同出行的我的儿子纽厄尔招手，示意我们过去。碎陶器被压得很深。我们能看到盘子的边缘，和看上去像茶壶底一样的东西：它的形状像一只人脚，甚至还有彩绘的脚趾甲。巴利拔出了半打陶瓷片：这是罐子和盘子的碎片，还有一根残缺不全的圆柱体棒子，它可能是某个罐子的支撑腿的一部分。他说，从容量上看，这个土坡大致有八分之一都是由这些碎片组成的。从坡上几乎任何地方挖，情况都差不多。我们爬上了一大片碎陶器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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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堆被称为伊比巴特[6]，它有59英尺（约18米）高，是贝尼已知最高的林丘之一。埃里克森对我解释说，陶瓷片是用来协助垫高淤泥质土，使之保持通风，从而方便人们居住和务农的。然而，尽管这种解释在工程学上说得通，他认为这并不能够减少很久以前的筑墩者行为的神秘感。这些土墩占地颇广，不见得是垃圾的副产品。位于罗马东南部、由碎陶罐堆成的泰斯塔西奥山（Monte Testaccio），曾是整个帝国城市的垃圾场。伊比巴特比泰斯塔西奥山要大，却只是数百座与之相似的土墩之一。贝尼无疑没有制造比罗马更多的垃圾，埃里克森认为，伊比巴特出土的陶器表明，大量人口，包括许多技术工人，曾在此久居，而且还常年兴高采烈地设宴饮酒。按照埃里克森的想法，不论是打造陶器堆所需要的陶匠、劳动所需的时间、还是给陶匠提供吃住所需的人力、大规模破坏和墓葬的组织，都是1 000年前贝尼存在着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的证据，而考古学调查才刚刚开始向人们揭示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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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天的地陪，是两名西里奥诺（Sirionó）印第安人，基洛·古埃亚和他的女婿拉斐尔。两人肤色黝黑，结实，几乎没有蓄须；在他们身边走路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耳垂里都有小的裂口。精神雀跃、几近自夸的拉斐尔，整个下午都在评论个不停；而作为当地权势人物之一的古埃亚，抽着当地土产的“万宝路”香烟，用愉悦而宽容的神情观察着我们的进展。他们住在大约1英里以外的一座长长的、满是车辙的土路尽头的小村子里。当天早些时候，我们驱车前往，把车停在了一所摇摇欲坠的学校和几栋古老的教会建筑的阴影边上。这些建筑都聚集在一个小坡（这又是一个古代土墩）坡顶的不远处。纽厄尔和我在卡车那等着，埃里克森和巴利进入学校，到基洛和村委会其他委员那里获取在村里漫游的许可。发现我们没事可做的几个西里奥诺小孩，试图劝说我和纽厄尔去瞅瞅围栏里的一只小美洲豹，然后为此付钱。过了几分钟，埃里克森和巴利回来了，带着必要的许可，以及两名陪同人员，基洛和拉斐尔。到了爬伊比巴特堆的时候，基洛看见我站在鬼树旁，他依然面无表情地建议说我该去爬一下。他说，我能在那上头找到一些可口的热带丛林的水果。“绝对是你从来没尝过的。”他承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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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比巴特堆的坡顶，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大草原。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约400米）外，在一片齐腰高的黄草对面，树木排成了一条直线。埃里克森说，那是一条垫高了的古代堤道。这乡间的其余各处都极其平坦，以至于我们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几英里外的情形；或者说，我们本可以看到几英里外的情形，如果不是某些方向的空气里充斥着浓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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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对我们的地陪和这个地方的关系感到了好奇。西里奥诺人和住在罗马帝国遗迹之中的当代意大利人相像吗？我在回去的路上问埃里克森和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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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的回答零星地持续了整个晚上，我们先是在反常的冷雨中开回了寄宿地，又吃了晚饭。他们说，在上世纪70年代，多数官员会以一种方式回答我这个有关西里奥诺人的问题。今天，多数人则会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答复。虽然这么说相当不公平，但我就此想到的，是霍姆伯格之误（Holmberg’s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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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奥诺人只是贝尼省20个美洲原住民群体中的一个，但他们是最出名的一个。1940~1942年，一位名叫艾伦·R·霍姆伯格（Allan R. Holmberg）的博士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该群体生活的报告，即《长弓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Longbow）[书名指的是西里奥诺人狩猎用的6英尺（约1.8米）长的猎弓]。这本书很快被认作经典，至今仍是颇具影响力的标志性读物；通过难以计数的其他学术论文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它成为了外界了解南美洲印第安人形象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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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的报告说，西里奥诺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没有衣服，没有家禽，没有乐器（连摇铃和鼓都没有），没有艺术或是设计（用动物牙齿串成的项链除外），几乎没有宗教（西里奥诺人的“宇宙观”是“几乎完全不固定的”）。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识数不过三，也不会生火 [他写道，他们把火“装在一根（燃烧的）手杖上，从帐篷走到帐篷”。]。他们寒酸的单坡棚由棕榈叶随意乱堆而成，完全无法遮雨防虫，以至于一般的族人“每年都要经历很多个不眠之夜”。到了潮湿多虫的夜晚就卧在微弱的篝火边的西里奥诺人，是原始人的现实标杆。按霍姆伯格的说法，他们是“人类在自然原始状态”的“典型”。他认为，在整整1 000年里，西里奥诺人的生存状态几乎不曾有变，其周围的世界也没有留下他们存在的印记。之后他们接触到了欧洲社会，其历史才破天荒地有了一条叙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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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是一个细致而富有同情心的研究人员，他对西里奥诺人生活的详尽观察，直到今天仍有价值。他在玻利维亚勇敢地克服了许多人会望而却步的重重考验。在田野调查期间，他总是感觉不适，经常挨饿，时而生病。在受到感染而双目不能视物的时候，他拉着一名西里奥诺向导的手，走了几天才穿过森林，来到一家诊所。他一直没能完全康复。在返回美国后，他成为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并在此位置上带领部门完成了声名卓著的在安第斯地区的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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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于西里奥诺人的看法，是他错了。对于西里奥诺人家乡贝尼的看法，他也错了，错得有启示性，甚至有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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