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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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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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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碰那棵树。”巴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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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瞬间停下了。我在爬一道低矮而松软的土坡，正要抓住一棵干瘦、几乎是藤状、还长着外展叶的树来支撑一下身体。“这是树蓼，”森林植物学专家巴利说，“你可得当心着点。”树蓼（Triplaris americana）是小红蚁群的寄主，这很不寻常，事实上，它自己离开了这些生物也很难成活。蚂蚁在树皮下方盘踞着极小的隧道，作为寄居的交换，蚁群攻击所有触碰树蓼的生物：昆虫、鸟类和大意的作家。蚁群会喷放毒液，其攻势之凶悍，使树蓼在当地得到了一个绰号：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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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鬼树之基、根部外露的地方，是一个被遗弃了的动物洞穴。巴利用刀刮出了些土，然后向我、埃里克森和陪同出行的我的儿子纽厄尔招手，示意我们过去。碎陶器被压得很深。我们能看到盘子的边缘，和看上去像茶壶底一样的东西：它的形状像一只人脚，甚至还有彩绘的脚趾甲。巴利拔出了半打陶瓷片：这是罐子和盘子的碎片，还有一根残缺不全的圆柱体棒子，它可能是某个罐子的支撑腿的一部分。他说，从容量上看，这个土坡大致有八分之一都是由这些碎片组成的。从坡上几乎任何地方挖，情况都差不多。我们爬上了一大片碎陶器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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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堆被称为伊比巴特[6]，它有59英尺（约18米）高，是贝尼已知最高的林丘之一。埃里克森对我解释说，陶瓷片是用来协助垫高淤泥质土，使之保持通风，从而方便人们居住和务农的。然而，尽管这种解释在工程学上说得通，他认为这并不能够减少很久以前的筑墩者行为的神秘感。这些土墩占地颇广，不见得是垃圾的副产品。位于罗马东南部、由碎陶罐堆成的泰斯塔西奥山（Monte Testaccio），曾是整个帝国城市的垃圾场。伊比巴特比泰斯塔西奥山要大，却只是数百座与之相似的土墩之一。贝尼无疑没有制造比罗马更多的垃圾，埃里克森认为，伊比巴特出土的陶器表明，大量人口，包括许多技术工人，曾在此久居，而且还常年兴高采烈地设宴饮酒。按照埃里克森的想法，不论是打造陶器堆所需要的陶匠、劳动所需的时间、还是给陶匠提供吃住所需的人力、大规模破坏和墓葬的组织，都是1 000年前贝尼存在着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的证据，而考古学调查才刚刚开始向人们揭示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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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天的地陪，是两名西里奥诺（Sirionó）印第安人，基洛·古埃亚和他的女婿拉斐尔。两人肤色黝黑，结实，几乎没有蓄须；在他们身边走路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耳垂里都有小的裂口。精神雀跃、几近自夸的拉斐尔，整个下午都在评论个不停；而作为当地权势人物之一的古埃亚，抽着当地土产的“万宝路”香烟，用愉悦而宽容的神情观察着我们的进展。他们住在大约1英里以外的一座长长的、满是车辙的土路尽头的小村子里。当天早些时候，我们驱车前往，把车停在了一所摇摇欲坠的学校和几栋古老的教会建筑的阴影边上。这些建筑都聚集在一个小坡（这又是一个古代土墩）坡顶的不远处。纽厄尔和我在卡车那等着，埃里克森和巴利进入学校，到基洛和村委会其他委员那里获取在村里漫游的许可。发现我们没事可做的几个西里奥诺小孩，试图劝说我和纽厄尔去瞅瞅围栏里的一只小美洲豹，然后为此付钱。过了几分钟，埃里克森和巴利回来了，带着必要的许可，以及两名陪同人员，基洛和拉斐尔。到了爬伊比巴特堆的时候，基洛看见我站在鬼树旁，他依然面无表情地建议说我该去爬一下。他说，我能在那上头找到一些可口的热带丛林的水果。“绝对是你从来没尝过的。”他承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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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比巴特堆的坡顶，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大草原。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约400米）外，在一片齐腰高的黄草对面，树木排成了一条直线。埃里克森说，那是一条垫高了的古代堤道。这乡间的其余各处都极其平坦，以至于我们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几英里外的情形；或者说，我们本可以看到几英里外的情形，如果不是某些方向的空气里充斥着浓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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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对我们的地陪和这个地方的关系感到了好奇。西里奥诺人和住在罗马帝国遗迹之中的当代意大利人相像吗？我在回去的路上问埃里克森和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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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的回答零星地持续了整个晚上，我们先是在反常的冷雨中开回了寄宿地，又吃了晚饭。他们说，在上世纪70年代，多数官员会以一种方式回答我这个有关西里奥诺人的问题。今天，多数人则会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答复。虽然这么说相当不公平，但我就此想到的，是霍姆伯格之误（Holmberg’s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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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奥诺人只是贝尼省20个美洲原住民群体中的一个，但他们是最出名的一个。1940~1942年，一位名叫艾伦·R·霍姆伯格（Allan R. Holmberg）的博士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该群体生活的报告，即《长弓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Longbow）[书名指的是西里奥诺人狩猎用的6英尺（约1.8米）长的猎弓]。这本书很快被认作经典，至今仍是颇具影响力的标志性读物；通过难以计数的其他学术论文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它成为了外界了解南美洲印第安人形象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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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的报告说，西里奥诺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没有衣服，没有家禽，没有乐器（连摇铃和鼓都没有），没有艺术或是设计（用动物牙齿串成的项链除外），几乎没有宗教（西里奥诺人的“宇宙观”是“几乎完全不固定的”）。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识数不过三，也不会生火 [他写道，他们把火“装在一根（燃烧的）手杖上，从帐篷走到帐篷”。]。他们寒酸的单坡棚由棕榈叶随意乱堆而成，完全无法遮雨防虫，以至于一般的族人“每年都要经历很多个不眠之夜”。到了潮湿多虫的夜晚就卧在微弱的篝火边的西里奥诺人，是原始人的现实标杆。按霍姆伯格的说法，他们是“人类在自然原始状态”的“典型”。他认为，在整整1 000年里，西里奥诺人的生存状态几乎不曾有变，其周围的世界也没有留下他们存在的印记。之后他们接触到了欧洲社会，其历史才破天荒地有了一条叙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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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是一个细致而富有同情心的研究人员，他对西里奥诺人生活的详尽观察，直到今天仍有价值。他在玻利维亚勇敢地克服了许多人会望而却步的重重考验。在田野调查期间，他总是感觉不适，经常挨饿，时而生病。在受到感染而双目不能视物的时候，他拉着一名西里奥诺向导的手，走了几天才穿过森林，来到一家诊所。他一直没能完全康复。在返回美国后，他成为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并在此位置上带领部门完成了声名卓著的在安第斯地区的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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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于西里奥诺人的看法，是他错了。对于西里奥诺人家乡贝尼的看法，他也错了，错得有启示性，甚至有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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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相信，在哥伦布以前，这里的人们及其生活的土地都没有历史可言。这个被陈述得如此露骨的观念（即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在1492年前的几千年里都一成不变地飘来荡去）似乎是荒谬的。但视野上的缺陷，通常只有在被指出来之后才能得到显露。在这件事上，改正错误用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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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政府的不稳定状态和反美反欧言辞的爆发，确保了在霍姆伯格进入贝尼之后，鲜有外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者步其后尘。不仅是政府充满敌意，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毒品贸易中心之一，这整个地区都是危险的。今天，这里的贩毒现象少了，但还是能见到切入密林深处的跑道，那是毒品走私者走过的路。离全省第一大城市特立尼达的机场不远处，赫然是一架失事的运毒飞机的残骸。来自威斯康星的地理学家兼放牧区生态学者罗伯特·郎斯特罗什（Robert Langstroth）在贝尼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据他所说，在缉毒战争期间，“贝尼被忽视了，即便是按玻利维亚的标准也是如此。”“这是个穷乡僻壤中的穷乡僻壤。”逐渐地，有少数科学家冒险进入了这个地区。而他们之所了解，转化了他们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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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霍姆伯格相信的那样，西里奥诺人的确曾属全世界文化最贫瘠的民族之列。但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古代人类的遗老遗少，而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毁灭其村落的天花和流感病毒。在疫情爆发之前，至少有3 000西里奥诺人，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居住在玻利维亚东部。到了霍姆伯格的时代，却只剩下了不到150人；这意味着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口损失就超过了95%。当地人口减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里奥诺人经历了遗传瓶颈。（遗传瓶颈是指种群数量剧减至一定程度，个体不得不与亲属交配，从而导致有害遗传效应的现象。）关于这次瓶颈的影响，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阿伦·斯蒂尔曼（Allyn Stearman）在1982年曾有描述。就在那年，他成了在霍姆伯格之后首位探访西里奥诺人的人类学家。斯蒂尔曼发现，西里奥诺人患先天性足畸形的概率要比正常人口高出30倍。而且几乎所有西里奥诺人的耳垂里都有独特的裂口，这一特征在我们的两名地陪身上也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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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尔曼了解到，甚至在疫情爆发时，这个群体还在和抢占该地区的白人牧场主们进行抗争。玻利维亚军方协助了入侵行为，追捕西里奥诺人，并将其投入事实上的战俘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被迫在牧场里做劳役。和霍姆伯格一起游走于森林之间的流浪者们，此前就在躲避那些虐待他们的人。霍姆伯格冒着一定风险，试图去帮助他们。但他一直没能明白的是，这些被他认定为旧石器时代余孽的人，其实是一个垮掉不久的文明的饱受迫害的幸存者。这就好比他碰到了从纳粹集中营逃出的难民，就断定他们从属于一个一直光脚、挨饿的文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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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奥诺人远非石器时代残存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们在贝尼地区可能还相对算是新人。他们的语言属图皮–瓜拉尼（Tupí-Guaraní）语族，这虽然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印第安语系之一，但在玻利维亚并不常见。由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鉴别的语言学证据显示，他们直到17世纪才从北部抵达此处，这和最初的西班牙移民与传教士大约同时。其他的证据表明，他们到来的时间可能比这要早几个世纪。图皮–瓜拉尼语的使用群体，可能包括西里奥诺人在内，在16世纪早期攻击了印加帝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西里奥诺人迁到了这里，但可能有个简单的理由：那时的贝尼人烟稀少。在那之前不久，当地前一个居民社会才刚刚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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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弓的游牧民族》来判断，霍姆伯格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修堤道、造土丘、建鱼堰的早期文明。他也没有发现，西里奥诺人草率待之的山河，塑造者另有其人。在霍姆伯格之前，就曾有少数欧洲观察家就这些土建工程的存在发表评论，不过对于堤道和森林岛屿是人力所为这一观点，其中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这些评论直到1961年才得到学界系统性的关注。当年，博士生威廉·德尼万来到了玻利维亚。他此前刚出道在秘鲁做记者时，了解到了这个地区的奇特景观，并认为这可能会是个有趣的论文题目。他在抵达以后发现，石油公司聘用的地质学家（他们是该地区仅有的科学家）相信，贝尼的土地上遍布着一个未知文明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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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在飞过玻利维亚东部时，发现一个已逝文明修起的台田覆盖着大地（上图）。他对此颇感兴趣。台田里散布着不规则的、护城河一样的壕沟（上页下图），其用途仍不为人所知。在与之相邻的巴西阿克里州，考古学家发现了数百个精密的，几何状的“地质印痕”，并开始怀疑，亚马孙西部曾是大规模的复杂印第安社会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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