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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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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年3月22日，一个美洲原住民的官方代表团穿过如今的新英格兰地区[14]南部，去跟一群占领了一处近期废弃的印第安人定居点的外国人谈判。代表团的首脑，是一个心神不宁的三人小组：马萨索德（Massasoit），他是万帕诺亚格邦联的酋长（军政领袖），该邦联是由几十个控制了马萨诸塞州南部大部地区的村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同盟；萨莫塞特（Samoset），一个北部同盟的酋长；还有提斯匡特姆（Tisquantum），一名不受信任的俘虏，马萨索德很不情愿地把他带来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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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索德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但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本应该是对马基雅维利[15]的考验。大约5年前，他的多数属民丧生于一场可怕的灾难。整村整村都经历了人口剧减；事实上，那些白人现在就占着这些空地中的一个。为了让幸存者们团结一致，他已经尽力了。他的问题还不止如此。灾害并没有侵蚀到万帕诺亚格部族的宿敌——西边的纳拉干联盟。马萨索德担心，纳拉干人不久就会利用万帕诺亚格部族薄弱的现状，将其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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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威胁需要极端的对策。马萨索德孤注一掷地准备放弃，甚至完全改变一项长期以来的政策。欧洲人到访新英格兰地区，已经有至少一个世纪了。这些肤色苍白的洋人个头比原住民矮，穿着奇怪，经常脏得让人难以忍受，眼睛是古怪的蓝色，头发短硬，像动物毛一样披在脸上，蓝眼睛从头发里向外张望。他们唠叨得惹人发火，欺诈成性，在对印第安人来说哪怕是最基本的小事上，他们也出奇无能。但他们倒是做出了有用而漂亮的货物，从铜壶、闪闪发亮的玻璃制品，到钢刀、钢斧等，不一而足，跟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东西都完全不同。此外，他们还会拿这些贵重用品来交换印第安人用作毯子的廉价皮草。这就像在一个昏暗肮脏的货亭里用时髦的电子产品来交换对方已经穿过的袜子一样，几乎谁都不会去计较店主古怪的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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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帕诺亚格人和新英格兰沿海地区其他的原住民部族一样，学会了该怎样应对欧洲人的存在。他们鼓励货品交易，但只让这些访客们上岸逗留很短的、被严格控制的时间。那些停留过久的人，都会收到有力的提醒：印第安人的好客是有时限的。与此同时，万帕诺亚格人阻挡着来自中部的印第安人，使其不能和白人进行直接交易。由此，各沿海部族把自己摆在了最优秀的中间人的位置上，两头监督着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产品交易。而现在，马萨索德来会见的，是一群试图改变规则的英国人。只要他们能和万帕诺亚格人正式结盟，抗击纳拉干人，他就会准许这些新来者做无限期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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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以前，翻译提斯匡特姆曾经独自到马萨索德的家去拜访过。他在英国待过很多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马萨索德不信任他。在马萨索德看来，他是个没有依靠的单干户。如果发生冲突，提斯匡特姆甚至可能会站在洋人那边。在提斯匡特姆到来后，马萨索德就一直把他变相地囚禁着，并且密切地监控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且，他还拒绝利用此人来和殖民者进行谈判，而是寻找另外的与殖民者沟通的独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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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3月，三人组的最后一名成员萨莫塞特出现了，他从老家缅因搭便船来到这里，那是一艘定期往返于海岸之间的英国船只。人们并不清楚他的到来是碰巧，还是受马萨索德之托；他通过与英国人进行交易，学会了几句英语短语。无论怎样，马萨索德率先派到外国人那里的是萨莫塞特，而不是提斯匡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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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年3月17日，萨莫塞特徒手、独自走进了英国人居住的粗陋茅屋圈。殖民者看到的是一名昂首挺立的、除缠腰布外不着一缕的健壮男子；他剃掉了前面的头发，把笔直的黑发从肩后顺下。更让他们感到好笑的是，这个几乎全裸的男子用蹩脚但还听得懂的英语问候了他们。第二天早上，他带着几件礼物离开了。第三天他又回来了，带着5名“高大俊美的男子”［这是殖民者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用的句子］。他们脸中间垂直地涂着3英寸（约7.6厘米）长的黑色条纹。双方会谈了几个小时但没有成果，双方都在警惕地审视着对方。如今，在22日这一天，萨莫塞特再次来到了白人们摇摇欲坠的基地，这次还拖上了提斯匡特姆。马萨索德和其他几名印第安人代表在视野之外等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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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莫塞特和提斯匡特姆同殖民者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在此之后，他们可能发出了一个信号。也可能马萨索德只是在按照事先安排的计划行事。总之，他和其他印第安人毫无预警地出现在了贯穿白人营地的一条小溪南岸的坡顶上。欧洲人被马萨索德的突然入场吓了一跳，于是撤到对面河岸边的山坡上。他们此前就把几尊大炮安置在了那里，放在一个未完成的围栏后面。僵局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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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温斯洛显示了果断的态度；正是这种决策力后来让他当上了殖民地总督。他一身甲胄，仗剑而出，涉水过岸，表示愿以自己为人质。和他同行的提斯匡特姆做了翻译。马萨索德的兄弟负责温斯洛，随后马萨索德自己也过了河，再之后是提斯匡特姆和马萨索德的20名部下，都如同炫耀般徒手而来。殖民者把酋长带到一座没建完的屋子里，给了他一些可供斜倚的垫子。双方共同品尝了白人们的私酿酒，随后开始会谈，翻译是提斯匡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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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殖民者来说，马萨索德与其属民的最大区别在其举止，而非着装或是饰物。他穿着同样的鹿皮披肩和绑腿；和同伴一样，他也在脸上涂搽了驱蚊油和红紫色的染料。他的脖子上挂着一袋烟草、一把长刀和一串粗粗的、宝贵的白色贝壳串珠（它被称为贝壳念珠）。从外表来看，按照温斯洛后来写下的评价，他是“一名精力极其充沛的男子，正当盛年，体格健硕，仪容庄重，少言寡语”。而这些欧洲人勉强才活过了头一年的冬天，现在的状况要比他差得多了。最初的殖民者有一半已经长眠于地下，地上是涂着骷髅头的木制标记；多数幸存者也都营养不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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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会面，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白人把他们的殖民地称为普利茅斯（多数人把这个名字拼为“Plimoth”）；而他们自己，正是著名的清教徒（Pilgrims）[16]。中小学生学到的是，在这次会谈中，清教徒得到了提斯匡特姆（通称“斯匡托”）的服务。20世纪7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一本流行的历史教材是莱纳德·C·伍德（Leonard C. Wood）、拉尔夫·H·加布里埃尔（Ralph H. Gabriel）和爱德华·L·比勒（Edward L. Biller）合著的《美国：它的人民和价值观》（America: Its People and Values）。在描绘殖民生活的彩色插图之间，是一段对提斯匡特姆角色的简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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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提斯匡特姆的友善的印第安人帮助了殖民者，他教他们如何耕种玉米和在荒野边缘生存。一个叫迈尔斯·斯坦迪什队长的士兵，则教会了清教徒该如何防御不友善的印第安人的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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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解释说，清教徒并不熟悉玉米，而提斯匡特姆展示了特有的玉米种植技术：把种子插入小堆小堆的土里，配上豆子和南瓜，这两样东西随后会在高秆上缠结起来。他还告诉清教徒，要把鱼埋在玉米种子旁边，借此为土壤施肥。这是原住民保丰收的传统技术。我的老师说，殖民者在遵此建议后，玉米丰收，于是玉米就成了第一个感恩节的核心。我们这些学生发挥马马虎虎的风格，写下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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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状况来说，《美国：它的人民和价值观》里的故事并没错，不过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完全是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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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同意，提斯匡特姆的确对殖民地的生存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会谈后，他搬到了普利茅斯，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就像我老师讲的那样，提斯匡特姆教清教徒把若干条小鱼埋到每个玉米地下。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欧洲殖民者都实践着这一流程。温斯洛的结论是，提斯匡特姆的施教带来了“印第安玉米产量的上升”，而这正是成功与饥饿之间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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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温斯洛不知道的是，用鱼做肥料可能并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古老传统，而是一项近期的发明（如果它甚至还算是印第安风俗的话）。印第安人拿鱼来做肥料的证据之少，使得一些考古学家相信，这招是提斯匡特姆从欧洲农民那里学来的。这种观念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荒谬。提斯匡特姆之所以学了英语，是因为英国水手在7年前把他绑架了。为了回到美洲，他实际上逃脱了两次：一次是从西班牙，他的抓捕者起初把他卖到那里做了奴隶；另一次是从英国，他被人从西班牙偷运到此处，成了一名富人家里的活话题。在其旅途期间，提斯匡特姆待过的地方恰恰有欧洲人用鱼做肥料，这是欧洲大陆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一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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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的空间有限，所以跳过提斯匡特姆这一段复杂经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疏漏，是完全不考虑印第安人动机（甚或是不管他们有没有动机）的征兆。马萨索德与普利茅斯方面协商的同盟，从万帕诺亚格人的角度来说是成功的，因为这帮助他们抵御了纳拉干人。但对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文化来说，它是一场灾难，因为同盟确保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生存，而这成了英国移民巨大浪潮的先锋。这些内容不单在我的高中课本里没有，在课本以为根据的学术解释里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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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霍姆伯格之误的变种可以追溯到清教徒自己身上。清教徒把原住民有效抵抗的缺失归因于上帝的旨意。“神意，”殖民者丹尼尔·古金（Daniel Gookin）写道，“宠爱英国人安静平和的聚居地。”后来的作家们倾向于把欧洲人的成功归结于欧洲技术，而不是欧洲人的神性。史学家说，在一次只有一方有步枪和大炮的竞赛中，另一方的动机是无关紧要的。到了19世纪末，东北部印第安人已经被视作美国崛起传奇中迅速褪色的背景细节了［威廉玛丽学院的詹姆斯·阿克斯特尔（James Axtell）在一次采访中不无讽刺地说，他们成了“到头来失败了的边缘人”］。越南战争时期对清教徒“帝国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的抨击，只不过是用新形式重复了同样的错误。无论这原因是清教徒的上帝、清教徒的枪炮还是清教徒的贪欲，原住民的损失都是注定的。按照这种观点，印第安人是不可能阻止殖民进程的，而且他们也几乎没阻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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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起，阿克斯特尔、尼尔·索尔兹伯里（Neal Salisbury）、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和其他历史学家开始对这种观点愈加不满。“印第安人被视为微不足道的、无能的替罪羊，”史密斯学院名誉历史教授索尔兹伯里对我说，“但是这种认为整个大陆都是替罪羊的假定，根本就讲不通。”这些研究人员试图通过殖民时期的记录，来探究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而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大量调查资源，其主题是原住民与新来者双方在相对平等状态下相遇的时代里的互动关系。“在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领域都没有过如此快速的增长。”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乔伊斯·卓别林（Joyce Chaplin）在2003年惊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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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认为，印第安社会的衰落与原住民自己有关，而与宗教或者技术的决定论无关。（该观点并不是说原住民文化应为自己的灭亡负责，而是说他们在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看历史记录的时候，很清楚的是，印第安人在试图掌控他们自己的命运。”索尔兹伯里说，“而且他们还能经常取得成功。”只是到最后，他们才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明白了这样的结果和自己的期盼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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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和下一章将探索两个不同的印第安文明，万帕诺亚格和印加，是如何应对越海入侵的。这看来可能很怪，一本关于双方开始接触前印第安人的生活的书，却留出空间来讲述接触后的时代里的事情。但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殖民时期对美洲原住民的描述，是关于还没有被欧洲的存在影响的印第安人生活的稀缺文本。对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初次相遇的记录是一扇了解过去的窗户，哪怕编年史家的偏见和误解已经弄脏和扭曲了这扇窗户上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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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这些关于早期接触的故事（万帕诺亚格人和英国人，印加人和西班牙人）与其主角一样大相径庭，很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近期已经开始认识到，它们有深刻的共性。同样，其他印第安群体与陌生人接触的故事也有相似之处。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化各有不同，原住民群体也惊人地多元。然而尽管有着如此巨大的不同，关于二者接触的诸多故事在大体上是平行的。当原住民遇上了新来者，双方都像常人一样试图获利。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况下，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更优越的群体（看来民族优越感几乎是人类共通的品质），他们也因此坚信能够掌控会谈进程，使之有利于己方。不过，尽管这些群体对其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的想法完全相异，其结果的相似性让研究人员构建出了一个可认为是欧美两大洲相遇的主导叙事。虽然在专家圈外惊人地默默无闻，但是这个主导叙事阐释了今日美洲所有民族的起源。不仅如此，理解哥伦布之后事件的努力，也有助于人们从几个关键环节入手，来理解哥伦布之前的美洲生活。实际上，这个主导叙事对欧洲人到来前美洲原住民社会状况的惊人之论，激发了一场学术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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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地的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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