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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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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3. 在四分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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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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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一棒，击中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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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人类学家亨利·F·多宾斯（Henry F. Dobyns）正在秘鲁参与一个农村援助项目。他派助手到全国各地的旧文献仓库去。他自己则去了利马的中心大教堂。进入中殿时，游客会在右手边经过一座小殡仪馆，里面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干尸。这个凶暴的西班牙人曾于16世纪征服了秘鲁。或者更确切地说，游客会经过一座人们认为保存着这个征服者的干尸的殡仪馆；多年后，他真正的遗体被发现藏在主圣坛下面的两个金属箱里。多宾斯不是去大教堂观光的。相反地，他向下走到这座建筑阴冷潮湿、光线模糊的地下室里，去检查在那里存放的出生和死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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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从属于他的博士生导师——康奈尔大学的艾伦·R·霍姆伯格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这正是我粗鲁地命名为“霍姆伯格之误”的那位霍姆伯格。霍姆伯格说服康奈尔大学让他在秘鲁农村租下了一座殖民时期的老庄园。（尽管名称如此，却是一家名为卡内基公司的慈善机构为此提供了资助。）这座庄园包括了一整个村庄，村民都是佃农，多为印第安人。2009年逝世前，多宾斯在和我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说，“这其实就是农奴制。村民简直是令人心碎的穷啊。”霍姆伯格计划检验一下为当地人增收的策略。由于土地所有制在秘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让多宾斯去敲定租约，顺便更多地了解一下该庄园的历史。多宾斯和副手们去了十几个档案馆，其中就包括大教堂里的文献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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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此时已经做了十来年的文献研究，有着他认为引人入胜的发现。他首次扎入故纸堆里是1953年的事情，当时正值学校放假期间，他回家探望住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父母。一个叫保罗·H·埃泽尔（Paul H. Ezell）的朋友请他给自己的博士论文帮点忙。这篇论文讲述了皮玛族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文化的接受。皮玛人居住在菲尼克斯以南一片37.2万英亩（约1 505平方公里）的自留地里。该地区殖民时期的记录，多存于墨西哥边境索诺拉州的阿尔塔镇。埃泽尔想去看看那些记录，并且让多宾斯一同前往。两人在一个周末驾车从菲尼克斯开到了边境上的诺加莱斯。他们由诺加莱斯向南、向西，之后驶入高地（途中多是土路），最终开到了阿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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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阿尔塔还只是围着十二三个小商店而建的一堆小屋，按多宾斯的话来说，就是“天涯海角”。当地妇女依然用围巾蒙着头。洋鬼子游客数量很少，而且往往是追随流言来到此地，认为山里有失落已久的金矿的勘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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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年轻人对教区神父说，他们感兴趣的是他手中的记录，这让神父吃了一惊。随后，二人拿出了他们的主要研究工具：一台Contura牌的手提式复印机，这种机器是施乐牌影印机的先祖，每次使用都需要重新搅拌化学制剂。这台机器放大了阿尔塔在技术基础设施上的不足：当地每天只能提供6小时的电力。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二人仔细阅读这些历史悠久的账目，由于沙漠中的干燥空气，其书页得以保存完好。教区内安葬记录极多，而受洗记录却极少，二者之间的悬殊给多宾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全部死亡都是欧洲人带来的病毒导致的。西班牙人来了，之后印第安人就死了，而且死得前赴后继，速度惊人。多宾斯告诉我，这让他惊呆了，“就像当头一棒，击中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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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把自己的发现搁置到了一边。历史人口学并不是他的专业。6年后的1959年，他在埃莫西利亚（Hermosilla）调查了更多的档案，也发现了同样悬殊的比例。这时，他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康奈尔的博士学位，并被选入参与霍姆伯格的项目。这是一次近乎偶然的选择：多宾斯从未去过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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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了解到，秘鲁是世界文化源泉之一，对人类文明史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新月沃地。然而在安第斯地区以外，该地域的重要性远未受到重视，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人彻底地摧毁了印加文明，还有部分原因是印加人为了吹捧自己的重要性，积极掩饰了其之前文明的荣耀。难以置信的是，第一部有关印加帝国的灭亡全史，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的《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直到其记叙事件发生300多年后的1847年才得以出版。普雷斯科特笔下势如奔雷的旋律至今依然引人喜读，尽管“原住民道德低劣”是一个他反复表述的坚定信念（这也是他所处时代的典型观点）。但是，这本书后继乏人。到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多宾斯去利马的时候，普雷斯科特的著作还是在该议题上唯一完整的学术记述。［约翰·汉明（John Hemming）的优秀史作《征服印加》（Conquest of the Incas）于1970年出版。它虽然富含新的信息，但也是后无来者。］位于加州伯克利市的安第斯研究院的人类学家帕特丽夏·莱昂（Patricia Lyon）对我解释说：“印加文明被很大程度忽视的原因，是整个南美大陆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她认为，直到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时，研究人员还是倾向于在本国殖民地内工作。“英国人跟德国人、法国人都在非洲。荷兰人在亚洲。没有人在南美洲”，因为南美多数国家都是独立的。而那些去实地考察安第斯社会的少数研究人员，通常会被卷入意识形态的冲突。印加人实行的是一种计划经济，这把学者们拽入了一场毫无建树的冷战争论。人们在激辩他们究竟是乌托邦公社里的史前社会主义先行者，还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糟糕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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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前调查的缺失，多宾斯在利马追踪生死簿，从而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这或许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尽其所能地收集到了关于秘鲁人口统计学的全部书籍。他还搭上了自己的钱去雇用康奈尔项目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翻遍了秘鲁大教堂的文献库、国家档案馆和利马市政档案馆。在缓慢地计算死亡率和出生率数字的同时，多宾斯的发现继续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任何学者一样，他最终把自己的发现付诸文字。但到了文章于1963年发表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些发现远不仅仅适用于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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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和万帕诺亚格人，就像土耳其人和瑞典人一样不同。然而多宾斯发现，实际上，二者与西班牙和英国的不同战斗，都有着相似的生物文化模板。该模板解释了一个复杂的事实，即每一个印第安文化，不论大小，都最终屈服于欧洲。（难道不应该有一些例外吗？）于是，以此主导叙事进行反推，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看待美洲原住民社会的方法。该方法不仅转变了我们对哥伦布到来前当地生活的观点，也转变了我们对这些大陆本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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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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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万廷苏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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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年，印加人统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它大过中国的明王朝，大过在伊凡大帝治下大肆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大过萨赫勒地区的桑海帝国和西非高原上强盛的大津巴布韦帝国，大过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大过三国同盟（这是阿兹特克帝国更为精确的名称），更远远大过任何欧洲国家。印加人的管辖区跨越了惊人的32个纬度，这就好像从圣彼得堡到开罗都在同一个势力的统治范围内一样。整个帝国的领域包含了每一种人们能想象到的地形，从亚马孙上游的雨林到秘鲁海岸的沙漠，再到二者之间，两万英尺（约6 100米）高的安第斯峰顶。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菲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i-Armesto）写道，“如果可以用一个帝国的环境适应性来衡量其潜能的话，那么印加人就是那个时代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帝国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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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的目标，是把南美洲西部大量不同的部族结合起来（这里面有的部族和印加人自己一样富庶，有的贫穷而无组织，每个部族都讲着不同的语言），纳入到皇帝直接管理的单一官僚体系内。这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统一，印加人还想要整合区域内的宗教、经济和艺术资源。他们的方法既大胆又粗暴，还颇为有效：他们把全体居民直接迁出其故土，并利用全球最大的道路系统进行运送，这是一条长达25 000英里（约40 233.6公里）的石料路面的要道网络；他们还强迫迁出者和其他部族一起，投身于庞大而偏远的国家农场和建设项目之中，而且只能使用印加的通用语言Runa Simi[25]。为了监督这项巨大的事业，印加人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文字，即按序列地在线上打结，这让人联想起如今的计算机语言。（见附录B：说话的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过世的考古学家约翰·H·罗（John H. Rowe）认为，印加人对其领域的重新整合是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安第斯地区的历史“并非始于（南美人）与西班牙征服者的独立战争，而是始于（帝国创立者）帕查库提在15世纪的天才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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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高原和印加人一样卓越非凡。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翰·穆拉（John Murra）写道，这是地球上最特立独行的地方，“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违背了所有的表面逻辑，坚持居住在海平面10 000英尺（约3 048米）以上，甚或是14 000英尺（约4 267米）以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人能在如此明显脆弱的环境中居住几千年之久”。在任何别处，也都没有人能住在海拔这么高、多数农作物无法生长、地震和山体滑坡多发、极端天气是家常便饭的地方，而且还能反复地创造出拥有先进技术的持久文明。印加故土的地势最高，也最陡，其斜坡与水平面的夹角超过65度。（旧金山以其几乎无法驾驶的山丘而闻名，那里最陡的街道，斜坡与水平面呈31.5度。）况且这里还最狭窄：在多数地方，从太平洋沿岸到山顶之间的距离不到75英里（约120.7公里），在有些地方还不到50英里（约80.5公里）。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贾里德·戴蒙德的说法，生态学家的假定是，最初的大规模人类社会往往诞生于那些“在短距离内，高度和地势变化各异的”地理环境中。新月沃地就是一例，伊朗西部的山岭与全球最低的死海，包围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这两大水系。秘鲁是另外一例。在山峰与海洋之间的短暂旅途中，游客将经过全世界34种主要地理环境中的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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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原住民摄影家马丁·昌比（1891~1973）的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秘鲁高地的印加遗迹Wiñay Wayna。人们在高度如此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并反复创造出复杂的物质社会来，这是全球仅有的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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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种陡峭狭窄的生态系统大杂烩中生存，安第斯地区的社群往往派代表和侨民到上坡或下坡去住，那里有着本地没有的资源。每处都有可取之物：海洋里的鱼类和贝类，沿岸河谷的豆子、南瓜和棉花，山麓地带的玉米、土豆和藜麦（一种安第斯粮食），高地的美洲驼和羊驼的毛和肉。这些卫星定居点的居民与中心区交换物品，把豆子送上山，得到美洲驼的肉干。虽然极少能够回到这片故土，但他们都始终保留了这里的公民身份。安第斯地区的人们结合了多种生态系统的产物，他们因此得到了高于每个单干社区的生活水平，也均摊了整个地带频发的自然灾害的风险。穆拉给这种生存模式起了个名字：“垂直式群岛”（vertical archipela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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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管理有助于安第斯诸文化的生存，但也使其保持了狭小的形态。由于山体的存在阻碍了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由东向西来协调商品和服务的流向则方便得多。因此，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该地区都处于一堆中小规模文明混杂、每个文明只与其近邻产生互动的状态。尽管如此，安第斯地区还是有三次大一统的时期，由兴起的单个文明将此前独立的群体在同一面大旗下团结起来。第一次霸权时代的领袖是查文文明（Chavín），它从公元前700年到基督纪元之初，长期控制着秘鲁的中部海岸和毗连的山地。在查文文明衰落之后，再度兴起的是两大强国：技术先进的瓦里帝国（Wari）统治着曾在查文治下的海岸地区，而蒂亚瓦纳科（Tiwanaku）则以的的喀喀湖为中心，该湖是秘鲁和玻利维亚边界上一座庞大的高山湖。（我此前对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已做过简要叙述，在本书的第6章和第7章还会继续讲述其故事，以及印加文明兴起之前的大量其他传统。）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崩溃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末期，安第斯地区分裂为各个碎片化的社会政治实体，在接下来的300多年里也一直如此，只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之后，印加人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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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是安第斯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也是最短命的国家。它兴起于15世纪，持续了不到100年就毁于西班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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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不太像征服者。甚至到1350年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安第斯中部政坛上无关紧要的一股势力，而且还是新来者。在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博纳布·科波（Bernabé Cobo）记录的一个口述传说中，印加人的始祖，是有着四兄弟和四姐妹的一家人，他们不知为何离开了的的喀喀湖，四处游荡，直到发现了后来成为印加首都的库斯科。为印第安人“极端的无知与残暴”而叹息的科波，将此斥为“可笑的”故事。尽管如此，考古研究已经在大体上证明了这种传说：印加人似乎的确是在1200年左右由别处（或许正是从的的喀喀湖一带）迁徙到库斯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