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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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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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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只是快速将这段历史过了一遍。上述的印加历史是当代学者所理解的一个版本。在应该强调哪些社会因素，又应该更重视哪部西班牙人的编年史方面，他们有着不同意见，但就大致轮廓而言，似乎没有重大分歧。多宾斯到秘鲁的时候，我把这些大体上的往来记述交给了他。但他在阅读期间，发现了这个事件版本中的一个漏洞。这个因素极其关键，以至于它彻底地改变了多宾斯对美洲本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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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为什么会输呢？通常的答案是，皮萨罗有两大优势：钢铁（刀剑、盔甲、步枪、火炮）和马匹。印第安人没有钢制武器，也没有骑乘之物（美洲驼太小，经不起成年男子的驾驭）。而且他们还缺乏轮子和拱顶技术。其技术水平之低劣，使塔万廷苏尤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印加人）能拿什么来对付这些武器呢？”写就《印加征服史》的约翰·汉明问道。“他们的战斗还处于青铜器时代呢。”在阿塔瓦尔帕死后，印加人继续抵抗。尽管他们与欧洲人的数量比达到了100∶1，他们还是屡战屡败。汉明写道：“印加军队的英雄主义与军纪无论发挥成什么样，也无法与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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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决定新英格兰地区斗争结果的并非枪支一样，钢铁也不是秘鲁战事的决定性因素。没错，人类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对安第斯社会没有制造钢铁感到惊奇。山里的铁充裕得很，但印加人几乎就没把金属拿来做什么有用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后期，麻省理工学院考古学与人种学材料研究中心的考古学家海瑟·莱赫曼对“一位杰出的安第斯史前学研究学者”建议说，“我们应当严肃而认真地来看待一下安第斯地区的冶金学。”他的回答是：“可那儿根本就没有啊。”不管怎样，莱赫曼还是自己出发前去寻找了。她发现，印加冶金学事实上与欧洲冶金学同样发达，但二者的目标截然不同，以至于学界专家一直以来甚至无法辨识到前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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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赫曼认为，欧洲人企图优化金属的“硬度、强度、韧度和锐度”。相比之下，印加人看重的则是“可塑性、可锻性和韧度”。欧洲人把金属制成工具，而印加人主要是把它作为财富、权力和社会联系的象征。欧洲的金属工人往往把已熔化的合金倒入模具，以此来制造金属物品。印加人对这种铸造技术并非全无所知，但安第斯社会普遍更愿意把金属敲成薄片，将其塑在模具周围成形，再把成品焊接起来。以任何标准来看，其作品都是非凡的：据莱赫曼分析，一座精美的半身像高度不到1英寸（约2.5厘米），却是由22件独立的金板精心拼接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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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印加人所希望的那样，一件珠宝或建筑装饰要表明其主人的地位，那么它就必须是闪亮的。于是，发亮的黄金白银就比单调的浑铁更为称意了。由于纯金纯银太过柔软，无法保持形状，安第斯的金属工人将其和另外的金属（通常是铜）混合起来。这使金属变得更加坚固，但也把它变成了一种丑陋的粉铜色。为了打造有光泽的金色表面，印加的铁匠们把铜金合金加热，这样一来，加快了其表面铜原子与空气中氧原子结合的速度，也加速了金属的腐蚀。然后，他们用木槌连续猛击烧热的金属，使腐蚀的外层剥落下来。通过多次反复这一过程，他们就去掉了金属表面的铜原子，打造出了几乎纯金的表面。最终，印加人也就有了既结实又能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金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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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安第斯诸文化也造出了工具。但与钢铁相比，他们更喜欢用纤维打造工具。如此选择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奇怪。机械工程取决于两大主要应力：压缩力与拉伸力。这两种技术都在欧洲技术中得到运用，但前者更为普及；拱顶技术就是压缩力的应用典范。相比之下，印加方式的体现则是拉伸力。华盛顿特区纺织品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威廉·康克林（William Conklin）对我说：“纺织品是靠拉伸力结合在一起的。而他们以惊人的创造力和精密性，将这种拉伸力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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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赫曼解释道，在安第斯地区的技术领域，“人们在解决基本的工程学问题时，所利用的是纤维”，而不是打造和焊接坚硬的木质或金属物品。造船的时候，安第斯诸文化都是把芦苇编在一起，而不是把树砍成木板，再把木板钉到一处。这些船只虽然比欧洲人的大船要小，却并不是只能在水坑里倒腾的玩意儿；欧洲人与塔万廷苏尤的最初遭遇，就是碰上了一艘行驶在赤道附近、距其船籍港300英里（约482.8公里）以外的印加船只，船上飘扬着许多精致的棉制风帆。它有20名船员，和西班牙帆船的大小旗鼓相当。印加人还在山体峡谷之间，用一英尺粗的绳索做成了极好的吊桥。由于这种下方没有支撑的桥体在欧洲难得一见，它们最初把皮萨罗手下的人吓得惊慌失措。后来，一名西班牙征服者对其同胞再三保证说，他们肯定能够“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走过这些印加人的发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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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地区纺织品的缝制十分精密（上等服装的织物密度可达每英寸500根纱线），分层也极精美。士兵穿着的盔甲由富有造型的棉布制成，可提供与欧洲盔甲几乎同样有效的人体防护功能，而且比它还要轻得多。试穿之后，西班牙征服者成批地撇下了他们的钢制胸甲和头盔，在战斗时也穿成了印加步兵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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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第斯军队带着弓箭、标枪、狼牙棒和棍棒，他们最可怕的武器——弹弓，却是用布制成的。所谓弹弓是两根绳弦，其间系着一个小编织袋。使用者把石块或金属弹放入袋中，从两端抓起弓弦，旋转几次，在适当的时机松开弓弦，完成弹射。西班牙冒险家阿隆索·恩里克斯·德·古兹曼（Alonso Enríquez de Guzmán）写道，经验老到的弹弓手在弹射石头的时候，“其力之大，能杀死一匹马……我曾见过从弹弓里射出来的一块石头，把30步以外某男子手持的一柄剑击碎成了两截。”［我在自家花园里，用一把5英尺（约1.5米）长的安第斯风格的弹弓和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做过实验。据我的粗略估算，我的弹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100英里（约160.9公里）。但我的命中率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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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还有一个可怕的创新，即用篝火把石头加温到红热状态，将其包裹在被树脂浸透的棉花里，向目标进行投掷。棉花在半空中着火。于是在突袭中，天上就会像下了一场导弹雨一样。在1536年5月的一次反击中，一支印加军队正是用这些“导弹”把西班牙人占领的库斯科烧了个干净。出不了门的西班牙征服者退守在住所里，被熊熊燃烧达数周之久的石头阵包围着。西班牙人没有撤退。这些有多贪婪就有多勇敢的人，一直战斗到了最后。欧洲人在一次最后的绝地反攻中勉强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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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萨罗之所以能够获胜，一个比钢铁还要关键的因素是马匹。在印加时代，整个安第斯地区最大的动物就是重约300磅（约136.1公斤）的美洲驼。比它重4倍的马匹，就是极其可怕的新生事物了。再加上当地人看到居然有人能如同噩梦里的半兽人一样跨腿骑在它们背上时候的那种震惊，就有可能想象皮萨罗的骑兵在当地人中激起的绝望感了。不仅印加步兵要克服他们最初的茫然状态，其首领也必须在敌军入侵期间彻底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骑兵部队的行进速度是塔万廷苏尤见所未见的。汉明观察道：“甚至在印第安人派出哨兵时，西班牙骑兵也能在这些哨兵跑回大部队进行预警之前，就超过他们。”每一次的冲突“都证明了，这些令人恐惧的马匹是不可战胜的”。但马匹并不是从根本上难以战胜的物种；印加人只是没能及时发现其优势所在：他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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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征服者蔑视险峻的印加高速公路，因为后者是为步履稳健的美洲驼而非马匹设计的。但它们相当漂亮。这幅照片摄于20世纪90年代。到了此时，这条路已经失修了5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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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风格的道路，在修建时考虑到了马匹和车辆的需求，因此把平整视为美德；崎岖的盘山路，往往会被设计成之字形，使路线尽可能地呈水平状。相比之下，印加的道路是为美洲驼修建的。美洲驼更喜爱高海拔地区的凉爽，而且和马匹不同的是，它们很乐意走上走下。因此，印加道路避开了谷底，而是用长长的石梯直接攀上陡坡；就像西班牙征服者经常抱怨的那样，这对马蹄的伤害极大。在攀登至卡哈马卡山脚下的时候，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弟弟埃尔南多·皮萨罗悲叹道，这条极好的印加高速公路简直是“太差了”，以至于西班牙人“根本没法在路上骑马，再熟练也不行”。西班牙征服者反而还得下马来，牵着他们那不情不愿的牲口走过这些台阶。当天晚些时候，印加士兵学会了在山上以逸待劳。他们把大石块滚下去攻击敌人。滚石砸死了一些牲畜，把其余的也吓跑了。这样，那些掉队的征服者就唾手可杀了。多次埋伏夺去了不少西班牙军人和牲畜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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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的是，马匹能够在平地发挥优势。但即便到了平原，印加人也有取胜的可能。步兵通常能够战胜骑兵。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人数和盔甲都居于下风的雅典步兵一举歼灭了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的骑兵。6 000余名波斯人死于此役，而希腊军队的损失不到200人。而在战斗开始前，开局形势对雅典岌岌可危，以至于雅典方面不得不派遣信使前往其死敌斯巴达处求援。在这次最初的马拉松中，雅典信差在两天时间里跑了100多英里，去传达口信。但等到斯巴达援军抵达的时候，战场上除了战死的波斯士兵，已经空空如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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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的损失并非命中注定。对被神化了的印加将领的个人崇拜，束缚了全军的战斗力。这不仅意味着若一名将领被杀或被捕，就很难有人代理其职，也意味着印加部队不提倡下层官兵进行创新。印加军队也从未学会把士兵排成密集队形，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做的那样，从而形成足以抵御骑兵的人潮。尽管如此，到了围攻库斯科的时候，印加人已经制定了一种有效的反骑兵策略：绊马索。印加人的绊马索由捆在美洲驼腱上的三块石头组成。士兵们把石头旋转扔出，径直砸在冲锋中的马匹身上。这些武器会缠在牲畜的腿上，将其撂倒在地，以供弹弓导弹的齐射处决。如果绊马索能用于协调一致的集中攻击，而不是交由单一的士兵寻找时机下手使用，皮萨罗就很可能会遇到劲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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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既不是技术，又不是马匹，那么是什么击败了印加人呢？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印加人过于集中的指挥系统（这也是一个困扰了历史上很多军队的问题）应对失败承担部分责任。但另一个更大的原因，最初是由亨利·多宾斯确切提出的。在课外阅读秘鲁史的时候，他发现了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写下的一段话。后者正是那位在两城之间发现了三条重复建设的高速公路的西班牙旅行家。谢萨·德·莱昂自幼着迷于西班牙的首次印加战利品展览，十几岁时就跨越大西洋，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待了15年，不断地旅行、战斗和记笔记。他后来把这些笔记编成了一部对该地区的三卷调查巨作，在他有生之年只见证了此书第一部分的出版。到了20世纪，历史学家发现并出版了其余的绝大多数内容。从谢萨·德·莱昂的记录中，多宾斯了解到了一些未见于普雷斯科特史著，未见于史密森尼博物院官方出版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也未见于任何在当时被视为塔万廷苏尤史研究标准的史学描述的知识。谢萨·德·莱昂写道，阿塔瓦尔帕的父亲瓦伊纳·卡帕克去世前，“一场大规模天花瘟疫（在1524年或1525年）爆发了，疫情蔓延至王国各地，致使20余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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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天花的不仅是瓦伊纳·卡帕克本人，还有他的儿子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兄弟、叔叔以及姐妹兼妻子。印加编年史作者圣克鲁斯·帕查库提·亚姆奇·萨尔卡梅瓦（Santacruz Pachacuti Yamqui Salcamayhua）写道，印加军队的主要将领和军官也大多发病身死，“他们的脸上满是结痂”。被瓦伊纳·卡帕克留在库斯科治理整个帝国的两名摄政王也是这么死的。据萨尔卡梅瓦的记述，垂死的瓦伊纳·卡帕克把自己关了起来，这样就没人能看到他一脸的脓疱。一个可怕的午夜幻影随后不请自到。在梦中，瓦伊纳·卡帕克的身边围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印卡大帝问这些人是谁，他们答道：“是死难者的魂灵。”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死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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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或许并不足信，但其含义值得重视。天花有大约12天的潜伏期，在此期间，未必觉察自己病情的患者，可能传染他们接触到的任何人。道路畅通，人口流动性强的塔万廷苏尤，恰恰是一次重大疫情爆发点的最佳位置。就像墨水在纸巾上扩散开来一样，天花向帝国各地蔓延。数百万人同时经历了其症状：高烧，呕吐，剧痛，身体各处都长出水泡。由于无法估算损失数字，耶稣会传教士马丁·德·穆鲁亚（Martín de Murúa）只是说，伤亡人数有“千千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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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天花病毒是由两种密切相关的病毒之一演变而成的：骆驼痘病毒（顾名思义，会感染驯养的骆驼）或沙鼠痘（taterapox）病毒（见于长爪沙鼠，一种被视为农业害虫的西非沙鼠，该病毒的得名源于沙鼠的曾用学名Tatera kempi。）根据这种观点，大约在15 000年以前，一次偶然的变异使该病毒（用科学家的词汇来说）“跨越了物种的障碍”，从此能够感染人类。美洲既没有骆驼也没有沙鼠，所以这种病毒根本没有存在于斯的机会。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天花已经成了一个可怕的常客，它感染了几乎每一个小孩子，在夺去很多生命的同时，还给其余儿童留下了有损外观的痘痕，这也正是天花的典型标志。幸存者对天花免疫。由于多数欧洲人都在孩童时期感染过天花，包括西班牙征服者在内的大多数欧洲成年人对它是免疫的。相反，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天花病毒，按科学术语来说，他们算是这种病毒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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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处女地的天花死亡率，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多数潜在的实验对象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对印度南部7 000个未接种疫苗的天花病例的观察发现，该病毒患者的死亡率达43%。而鉴于安第斯人口的极度脆弱性（他们甚至不会像欧洲人那样，把患者隔离起来），多宾斯推测，全帝国的人口“很有可能在这次疫情期间减少了一半”。换言之，在大约3年内，每两名塔万廷苏尤的居民中就有一人死于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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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和社会代价。如此势不可挡的打击撕裂了维系着各种文化的纽带。修昔底德（Thucydides）[28]报告说，公元前430年袭击了雅典的那场传染病使全城笼罩在“极度的漫无法纪”的状态之中。人们“轻视一切，无论圣物俗物”。他们加入邪教组织[29]，还允许患病的难民亵渎神庙，倒毙于斯。一千年后，黑死病动摇了欧洲的根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对罗马的反抗和现代反犹太主义一样，都脱胎于这场疫情。黑死病席卷大地，迫使地主要么督促农民更努力地耕种，要么提高待遇，吸引新的劳力。这两种选择都导致了社会动荡：扎克雷起义（法国，1358年），梳毛工起义（佛罗伦萨，1378年），农民起义（英国，1381年），加泰罗尼亚起义（西班牙，1395年），以及日耳曼各国内部的数十起骚乱。社会一旦陷入自相残杀的混乱之中，就容易被外敌征服，这个道理还需要明说吗？借用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一个比喻来说，如果成吉思汗是在黑死病期间抵达欧洲的，这本书也就不会是用欧洲语言写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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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塔万廷苏尤，天花把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宫廷贵族一网打尽，而幸存者为了分赃，又打起了内战。死于阿塔瓦尔帕与瓦斯卡尔双方斗争期间的那些士兵，和死于传染病的人们一样，都是天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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