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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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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只鸟中就有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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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在饮水的时候，会把头部埋入水面以下，直到水没过眼睛为止。它们在走路的时候，头部会笨拙地扭动着巡视左右。候鸽是态度恶劣的贪吃佬；如果在饭后发现自己喜欢的食物，它们会吐掉此前吃过的东西，然后继续开吃。它们在狼吞虎咽的过程中，有时会发出悦耳的、能被人们错认为小女孩叫声的吱吱声。它们终日胡吃海塞山毛榉坚果和橡子，以至于有时会从树枝上掉下来，在落地时摔得七零八落。但它们在空中犹如天使一般：它们高速划空而行，姿态优雅，并曾因此得到“蓝色流星”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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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有粮食或坚果可吃的地方时，它们会组成一条长长的线性掩护，不断向前行进，头部在地上发出啄啄的敲击声。不管是橡子、山毛榉坚果、栗子，还是草莓、越橘、黑莓，更不用提小麦、燕麦和玉米，这些食物统统顺着候鸽闪着彩虹般颜色、由羽毛覆盖的咽部汩汩而下。为了抢到吃的，位于后端的候鸽通常会拍翅飞过自己的同类，来到队伍的最前沿。而后，队伍尾部的候鸽又超越了这些鸟。环保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回忆道，一行行鸟类呈旋涡状持续前进，“就像嗡嗡响的轮子一样旋转着，声音在很远以外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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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成群飞行，其数以十亿计，鸟群倾盆而下的排泄物足以迫使人们留在室内。少年时的缪尔曾目睹一群鸟类“在几分钟里就把数千英亩的橡子横扫一空”的情景。鸽子屡屡破坏农田，以至于在1703年时，魁北克主教正式把该物种逐出了教会。110年以后，艺术家兼博物学家约翰·J·奥杜邦（John J.Audubon）目睹一群群鸟从头顶飞过，延绵不绝，前后达三日之多。奥杜邦后来写道，“空气里都是鸽子，正午的亮光就像是被日食遮暗了一样。”他在到访这群鸽子的栖息地时发现，在几英里以内，它们留下的“粪便几乎都有两英尺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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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鸽子数以千计地到来，在每一处着陆，一只停留在另一只的上方，直到树枝上结成了大桶一般的鸟群。到处都有树枝承受不住重量，断开落地，消灭了下面的几百只鸟，从而使在每一根树枝上栖息的鸟类数量得到限制。这是一幅骚动和混乱的景象。我发现（在众多翅膀一起扑闪的时候）讲话，甚至对离我最近的人大声喊叫，都是相当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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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权威鸟类学著作的作者阿莉·W·肖尔格（Arlie W. Schorger）认为，在奥杜邦的年代，北美每4只鸟中就有一只是候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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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豪德诺索尼人把鸽子围在当中，大排盛宴，以庆祝鸽子在此筑巢。十几岁时被塞内卡人（豪德诺索尼部族的6个组成民族之一）俘获的霍雷肖·琼斯（Horatio Jones）于1782年前后参与了一次杰纳西河附近的大型猎鸽活动。在低矮的树枝上垒窝的鸟类吃得太饱，脑子又太蠢，无法逃开。男人用竿子把这些鸟敲下来，或是推翻它们栖息的树木。儿童拧断鸟的脖子，而妇女用罐子炖鸟肉，在火上熏烤鸟肉，或是将其晒干，保存在仓库里。塞内卡人有时一次能吃上五六只脖子被拴到一起的乳鸽。“那是一个欢乐的季节，”琼斯后来回忆道，“连营地里最凶恶的狗都饱餐了一顿鸽肉。”在豪德诺索尼人的传说里，鸟类代表着大自然的慷慨，是上苍为了养育人类而赐予凡间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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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印第安人也将鸽子视为地球丰饶的一个象征；某位商人兼鸽子爱好者说，这是“慷慨的大自然在对生命和活力的极度狂喜中，准备的活生生的、令人血脉贲张、兴奋心悸的丰收的生动示例”。殖民者把这种鸟烤来吃，拿它们和咸肉一起炖，还将其制成馅饼；他们拔其羽毛以填充床垫，将其放入大桶腌制作为冬日佳肴，同时也用鸽子来喂家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乡间猎人设网捕捉了数以万计的鸽子，并把这些活鸟送给城市里的狩猎俱乐部，作为打靶的练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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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候鸽突如其来一般地消失了，最后一只名为玛莎的候鸽（以玛莎·华盛顿[147]之名命名）死于1914年9月1日。候鸽依然是大自然恩惠的象征，不过如今，它同时也代表了对这种恩惠的浪费。1947年，环保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有记载的最大的候鸽巢穴附近为候鸽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猎人在此屠杀了150万只鸟。纪念碑上的铭文写道：“此物种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和轻率而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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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的命运当然是一种对人类的谴责和警告。但如果考古学家的观点无误的话，那么它不能视为荒野丰饶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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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的饮食以坚果（橡子、山毛榉坚果、榛子、栗子等等的统称）为中心，它们同时也极为钟爱玉米。所有这些都是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的重要食物。因此，候鸽和美洲原住民是生态上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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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关系的预期后果会是什么呢？亚特兰大的顾问考古学家托马斯·W·诺伊曼（Thomas W. Neumann）问道。诺伊曼指出，印第安人同时还在与梅花鹿、浣熊、松鼠以及火鸡争夺着坚果和玉米。不足为奇的是，正如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所记载的那样，他们积极地捕猎所有这些动物。和诺伊曼的记述一样，印第安人的目标实际上是怀孕或正在照料幼鹿的母鹿，而如今的猎人接到的指示是放过这些母鹿。他们每年春季赶在野生火鸡孵蛋之前（如果他们等到小鸡孵化完成再下手，那么幼禽很可能会得以活命，因为它们会追随任何一只母鸡）对其进行猎捕。此间的要旨是清除印第安人在树生坚果上的竞争者。诺伊曼对我说，这种模式相当一致，以至于印第安人一定是在刻意减少梅花鹿、浣熊和火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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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候鸽对坚果和玉米的食欲大得惊人，可以想见，印第安人势必也会捕猎候鸽并希望控制其数量。因此，各个考古遗址也就应该会有大量的候鸽残骨。但恰恰相反的是，诺伊曼对我说，“它们几乎就没在那里出现，就像是人们根本没吃过它们一样。”正如塞内卡人的捕猎展示的那样，大批栖息于同一地点的鸽子是极易捕获的。“如果它们这么容易捕猎，而人们又会尽量减少劳动，将回报最大化，那么考古遗址里应该全都是这些玩意儿才对。可事实不是这样。”对诺伊曼而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当地并没有那么多候鸽。“是这么回事，欧洲人到访的影响改变了当地的生态动力学，导致了候鸽的猛增。”奥杜邦目睹的鸟群是“种群爆发现象，即生态系统受到极大干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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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曼的观点激发了卡霍基亚遗址研究者威廉·I·伍兹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环境历史学家贝恩德·赫尔曼的兴趣。二人完成了卡霍基亚及周边地区的6个有关饮食情况的考古学研究报告。所有这些地方都和奥杜邦当年目睹庞大鸽窝的场所相去不远。这些研究报告检验了居民的食物垃圾，并发现候鸽的踪迹甚为罕见。鉴于卡霍基亚人摄入了“几乎所有其他的动物蛋白质来源”，赫尔曼和伍兹写道，“可以断定，当地并没有可观数量的候鸽供人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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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考古学家批评这种结论，因为候鸽骨很难保存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们的缺席与印第安人究竟吃没吃这个物种完全无关。但6个卡霍基亚遗址项目全部都发现了大量鸟骨，甚至还有些极小的鱼骨；某个项目发现了72种鸟类的9 053块骨头。“他们发现了少数候鸽骨，但只有那么一点。”伍兹告诉我。“你看，他们是饥肠辘辘的、对获取蛋白质极为感兴趣的人。对候鸽骨缺乏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缺乏候鸽。在1492年以前，这是一个稀有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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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鸽只不过是一种更大现象的一个案例。在博物学家欧内斯特·汤普逊·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的眼中，哥伦布时期的北美洲有着6 000万头野牛，3 000万到4 000万头麋鹿，1 000万头驼鹿，1 000万头黑尾鹿，以及多达200万只山羊。6 000万头野牛！一想到这幅场景，连人们自己的想象力都会退避三舍。野牛能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狂奔几个小时，还能用上它们巨大而长着角、活像攻城木似的头骨。成年野牛的体重可达一吨。6 000万头野牛要比60万磅高速冲过平原的愤怒的哺乳动物还要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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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的估算是在1929年做出的，至今仍被广为引用。自那时起，生态学家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理论工具来得出新的、数量更低的估算；2002年，动物行为学家戴利·洛特（Dale Lott）将“原始美洲”的野牛数量估为2 400万头到2 700万头之间。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依然接受西顿的基本观点，即第一批殖民者眼中的美洲是一片荒野，荒野上有声如奔雷的兽群，有树木高耸、直入云天的森林，还有鱼类充盈的湖泊。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要求做出警告。他们说，第一批殖民者眼中的美洲的确充斥着各种猎物。但这两块大陆并非一直如此。事实上，这个伊甸园一般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疏忽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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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时代的西半球彻底地覆盖着人类的印痕。在如今美国大陆多达三分之二的地域里，农业都得到了开发，而美国西南部的大片地区也修筑起了经过灌溉的梯田。在中西部和东南部的玉米地里，数以千计的土墩点缀了大地。东海岸的森林向内收拢，岸边建起了农场。在西北部几乎每一条临洋的小溪里，都有扩展开来的鲑鱼网。而且，几乎到处都是印第安人用火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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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正如这些残存的北美原住民玉米地的照片（摄于20世纪2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所展示的那样，印第安人对美洲生态系统的影响带有改造性质，精细而持久。这些被遗弃的牧场已经有数百年没有长出玉米来了，但是这片土地初始居民的手工制品却依然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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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鲁的科尔卡大峡谷，这样的农业梯田仍然覆盖着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它们是美洲原住民在经营其山河方面的持久成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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