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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没有典型的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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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城市的居民中，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均的。具有决定地位的权力精英集团可以用某种方式号令整个社会，也可以拥有特殊的城市权利。例如，在卢特提亚，上述权利属于罗马公民；在19世纪的巴黎，上述权利属于资产阶级。当然，如果不考虑罗马时代的土著人口或奴隶，不考虑资产阶级占有统治地位时期的无产阶级，就会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事实上，这些群体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对城市的历史做出了有力的贡献。同样的道理，在所谓“典型的巴黎人”中，从来都是既有贵族，也有奴仆；既有资本家，也有工人；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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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在巴黎历史上，纯粹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是少数。直到19世纪后期，如同大多数其他大城市一样，巴黎人口的死亡率依然超过出生率，这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入。在任何时候，巴黎人口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不是巴黎人。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巴黎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他一些因素，如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巴黎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巴黎作为雇主的作用等，现在造成了如同以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巴黎人是“典型的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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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事实也适用于特殊的个体。对巴黎历史产生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往往都不是在巴黎出生的。例如，尤利乌斯·恺撒就出生在罗马。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很可能是日尔曼血统，当然，克洛维也是如此。腓力·奥古斯都出生在戈内斯。弗朗索瓦一世出生在科尼亚克。亨利四世出生在波城。路易十四出生在圣日耳曼昂莱。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出生在凡尔赛。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出生在外省。拿破仑来自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该岛直到1768年（他出生的前一年）还都属于热那亚。奥斯曼确实出生在巴黎，但他是在阿尔萨斯长大的，所以操着一口德国口音的法语。埃菲尔是勃艮第人。土鲁斯——劳特累克出生在阿尔比。乔治·克列孟梭出生在旺代。弗朗索瓦·密特朗出生在夏朗德。维克多·雨果出生在贝桑松。乔治·西默农，《梅格雷探长》的作者，是比利时人。艾迪特·皮雅芙和雅克·希拉克都是在巴黎出生的，他们是巴黎的骄傲，但类似他们的巴黎人可谓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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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外来者在巴黎历史上总是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巴黎人则总是说他们自己的同胞是如何在自己的历史上像局外人那样行事。例如，雷蒙·格诺在小说《扎齐坐地铁》（1959年出版，随后便被路易·马勒改编成电影）中描写了一个小女孩周末去巴黎旅行的冒险故事，有些类似《爱丽丝梦游仙境》和但丁《神曲·地狱篇》的结合（也似乎是在向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致敬）。如同爱丽丝一样，扎齐感觉自己难以找到方向。事实上，她遇到的巴黎人对他们所居住于其中的城市的景观特征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只知道埃菲尔铁塔，但总是把先贤祠的圆顶误认为荣军院，或者圣心教堂、里昂火车站甚至勒伊的兵营。他们还把圣礼拜堂与商业法庭混淆在一起。[11]作为巴黎生活方式的近距离观察者，博学的格诺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所有巴黎历史学家都无可否认的巴黎历史特征：过去的大多数巴黎人——但这可能是城市居民中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并不十分了解，仿佛他们忘记了或者从未意识到他们身处其中的“记忆之场”的意义。过去的巴黎人并不像皮埃尔·诺拉和他的学派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笛卡儿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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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似于记忆缺失的倾向或许是由于“典型的巴黎人”的局外人身份，这一点也与许多巴黎城市居民极其狭窄的眼界密切相关。直到不久以前，塞纳河左右两岸的一些居民还以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对岸而感到自豪。19世纪和20世纪的观察家们注意到，巴黎贝尔维尔区的居民，甚至郊区圣安托万区的居民在谈到“到巴黎去”的时候，也不过是去了巴士底广场并在塞纳河西岸走一走而已。巴黎附近的许多乡村居民也具有这种地方主义心态，这在珀雷克所描写的圣叙尔皮斯广场上是非常突出的。许多持有自己家乡认同观念的外来移民或许也有同样的思想。随便找一个巴黎人，你总会发现他是一个骄傲的奥弗涅人、布列塔尼人或者突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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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巴黎那些编年史家、古董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说法，那么巴黎人在时间上对巴黎的看法如同他们空间上对巴黎的看法一样糊里糊涂。例如，直到18世纪，他们还认为巴黎拉丁区的罗马浴池和西岱岛上的沙特莱监狱都是由恺撒建造的。这种错误的说法分别流行了两百和九百年。当巴黎的建筑商在14世纪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取石头来修建巴黎新的防御城墙的时候，他们宣称是要防御撒拉森人，其实撒拉森人甚至从来没有接近过巴黎。这种情况不仅在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让—保罗·克莱贝尔在1952年出版的《奇特的巴黎》一书中十分惊讶地指出：“不计其数的著作——好的著作——描述巴黎的古代和现代，但是巴黎人对自己的城市一无所知，不屑一顾，或者总是限定自己的眼界，对描写塞纳河的码头的诗歌发表一些（通常是完全相同的）思想和评论。”[12]因此，巴黎的历史当然是关于记忆的，但正如扎齐提示我们的那样，它也是关于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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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权力、反抗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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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的关于巴黎城市历史的第一份一手资料是由罗马皇帝尤利安的经历提供的。尤利安在358年和360—361年间曾经居住在一个叫卢特提亚的小镇，这是巴黎的的罗马名字。尤利安的记载从“可爱的（或甜蜜的）卢特提亚”开始，接着他赞扬了那里生机勃勃的景象，包括气候和甜美的葡萄酒。[13]在过去几百年间，罗马和伦敦都曾得到不少赞誉，但也有许多失望和不满。在20世纪，大概只有纽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如果让人们选择，人们可能会满足于看到那不勒斯然后死去，但你甚至不需要亲眼见到巴黎。因为，正如亚米契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已经通过想象看到了它，很可能已经开始爱上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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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其他城市，甚至其他世界历史名城相比，情感似乎与巴黎的历史认同更加不可分割。尤利安的描述仅仅是对巴黎无数赞誉中的第一部分。尽管历史上对城市的评论往往是褒贬合一的，特别是那些喜爱田园风光的人，但总体来说，对这座城市的赞誉超过失望。多数人评价巴黎是效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说法的，他在1540年访问巴黎后宣称：“巴黎是一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既能弘扬美德，也能包容罪恶。[14]拉伯雷认为，对死亡来说巴黎是个坏地方，但对生活来说巴黎是个好地方。蒙田“喜欢巴黎温柔的瑕疵及其一切”。伏尔泰认为，巴黎“一半是黄金，一半是垃圾”。歌德说巴黎是“这个世界的头脑”。巴尔扎克认识到，许多人认为巴黎是一个“极大的奇迹”，一个惊人的“运动、机器和思想集合体”。乔治·桑则赞扬巴黎无可比拟的“空气、环境和声音”。雨果说巴黎是“文明的焦点”。英国游客马修·阿诺德认为，巴黎“自由、快乐和幸福的生活”是“人类感观的家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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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则遗憾这座城市不能被封存在肉冻之中。“啊，老巴黎已经不复存在，一座城市的外形比人心的变化还要快。”[16]波德莱尔的这句话成为巴黎怀旧的格言，但他并没有发明这种怀旧本身。巴黎怀旧思想的历史就像巴黎的历史一样悠久，这一点不仅在尤利安皇帝的著作中有所展现，在其他历史论著中也有阐发，我们已经在中世纪吉耶贝尔·梅斯的《巴黎城市描绘》中找到了最早的证据之一，它来自15世纪初期。在他年轻的时候，巴黎似乎曾“鲜花盛开”（啊！还能是什么时候呢？）。[17]对“可爱的巴黎”的怀念在20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旅游产业，请读一读海明威、凯鲁亚克、斯坦因还有米勒等人的著作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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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溢于言表，我们也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巴黎也是一个无数强者想要留下不可磨灭痕迹的地方。尤利安毕竟是一个军事首领，后来做了罗马皇帝，而巴黎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其面对边境蛮族的战略地位。法兰克人也寻求使巴黎打上自己政权的烙印，他们的做法几乎被所有的后继者所效仿，当然，维希政权除外。几乎没有一个有记载的强有力的统治者或政府首脑不想使自己政权的势力影响巴黎，特别是通过那些壮丽辉煌的纪念性建筑来留下自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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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影响的一个结果，巴黎现在还遗留着以往各种统治的痕迹：例如，中世纪以及反宗教改革时期留下来的圣母院和其他各种教会建筑物；卢浮宫以及不同君主的宫殿；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各种王家广场；路易十五时期的协和广场、军事学院和先贤祠；拿破仑一世时期的那些帝国建筑；路易—菲利普时期的拱廊和过道；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时期的林荫大道和火车站；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更多的是现代建筑，如蓬皮杜、密特朗和希拉克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各种伟大工程。可以列出的建筑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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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和城市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或者说那些不同历史时代的建筑风格各异，但整体而言，它们使巴黎具有惊人的一致和可理解的城市形象。甚至在19世纪50至60年代奥斯曼在巴黎大兴土木以前，巴黎宽敞的林荫大道就给该城留下了发展交通事业的潜力，这样的交通系统既有利于集体流动，也为个人休闲留下了时间和空间。与欧洲许多其他城市不同，巴黎没有遭受现代重大战争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巴黎从市中心开始向外放射性地展开，即使是最普通的游客也能体会到这一点。罗马时期的卢特提亚或多或少被限定为巴黎的中心地区。中世纪的城市大部分属于现代巴黎的第一区至第六区。文艺复兴和现代早期的城市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巴黎第八区至第十一区。从19世纪60年代起，工业化的步伐迈进了巴黎所有的二十个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黎主要向郊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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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巴黎是一个彰显权力的杰出场所，那么它也是一座既有街垒，又有林荫大道和纪念性建筑的城市，它在反抗的同时也在宣示权威。根据官方的惯常说法，巴黎人充满了快乐，无忧无虑且顺从。有人称巴黎人的这种顺从是“令人满意的顺从”，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直到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前几个月，官方人士还在不断重复它，包括巴黎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事实上，历史记载表明，过去的巴黎社会经历的更多的是动乱而不是什么顺从和快乐。百年战争，宗教战争，投石党运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政策，1830年、1848年、1851年、1871年革命的日日夜夜，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给巴黎带来的确实并不都是快乐的生活，还有许多杀戮和灾难。街垒——在今天看来，它既是一种象征性的也是一种军事性的抵抗形式——就是人们愤怒的直接表现，这种形式在1968年“五月事件”中被大量使用。巴黎人的这种令人崇敬的反抗史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集体暴力就像情感和怀旧一样敲打着巴黎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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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在城市中对权力和当局的反抗可以采取也曾经采取过许多种形式。有时，他们选择冲上街垒，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却宁愿选择“弱者的武器”[18]进行反抗。例如，轻微的犯罪行为，拒绝拒绝接受城市自己的“记忆之场”（正如格诺所言，甚至忘记了他们自己是谁），训练有素的“我不在乎”，耸耸肩，扬扬眉。很多作者，特别是自从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和夏尔·波德莱尔时代以来的作者，都强调了在一个被权力和权威改造过的城市里行走在街道上的，也就是说对刻印在城市中的权力标志保持着内在流离感和距离感的个人之间的微妙张力。波德莱尔对“漫游者”——警觉的城市漫步者——的丰富描述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19]德国批评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对任何巴黎城市历史学家都是一座宝库，他一生都致力于这种思想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像亨利·列斐伏尔这样的城市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这样的激进情境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都把自己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个人抵制城市预定的、强加的意义以及个人创造自己意义的能力上。[20]权威的强加与参与抵抗的各种表达之间——权力与仁爱之间、社群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碰撞在巴黎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任何人都不需要接受专业训练就会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可以跟随珀雷克在巴黎那些疯狂的徒步旅行中的任何一次（例如，可以沿着以字母P开头的街道从巴黎中央市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走到马莱的圣保罗教堂），或者读一读西默农的《梅格雷探长》，看他如何解决棘手案件，也可以从人类学家马克·奥热的角度考虑一下地铁的意义（他把地铁作为在某种意义上颂扬祖先崇拜的证据），还可以去读一读理查德·科布20世纪中叶在巴黎闲逛时的疯狂想象，以了解这个习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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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时间和空间：读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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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学家们对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一个叫贝尔西的地方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与公元前4000年之间的史前独木舟，然后，各家报纸纷纷自豪地宣布：巴黎历史向前延伸了两三千年。但是，史前时代的贝尔西在何种意义上是巴黎的一部分？当时甚至巴黎本身都根本不存在，何谈贝尔西呢？贝尔西是在1859年至1860年间被纳入巴黎的，如果说贝尔西从来就不被承认是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一部分倒是真的，巴黎人也从来没有认为那里是属于自己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地区才正式成为城市化的一部分，被纳入巴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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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西难题（巴黎的/非巴黎的）迫使我们采用一个与绝大多数研究巴黎的历史学家一样的方法，我在本书中也采纳了这种做法，那就是非常宽泛地使用巴黎这个概念，同时不顾轻微但可察觉的时代错误。例如，罗马的卢特提亚占地仅8公顷，这个地方几乎全部在今天巴黎第五区的范围之内。但是在写巴黎历史的时候，我还是把当代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0500公顷范围内的一切都包括在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都为环城大道所包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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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描写巴黎时会在地理、历史、时空错乱中穿梭，这或许会令人不适。这种做法可以使我们避免过分认为，只有那些在历史上某一特定时间正式划归到巴黎版图的地方的历史才是巴黎的历史，如果那样做，我们对于蒙马特就只能把19世纪合并到巴黎以后的时代写进巴黎历史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么写有助于突出巴黎在历史上是如何扩展的。但这只能是想象，尽管这种想象可能是善意的、不可避免的。所以，本着同样的精神，在本书写作中，我用1860年以来才实行的巴黎行政区系统为不同时段的巴黎历史确认地理位置，这是一种不考虑其时间性的简捷方便的方式。当然，这种写法会有问题，例如，如果说巴黎圣母院在中世纪就位于巴黎第四区就是荒谬的了。但是，反过来说，这确实有助于读者通过地理来理解城市的历史——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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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巴黎的故事。从本书各个章节的顺序可以看出，我对巴黎历史的叙述是从开端一直写到未来。但是，我也寻求更多的表达方式，运用不同的手段，包括在每一章中利用一些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描写段落，以求达到对以往的回顾或对未来的展望的特写目标。这种特写可以使某个人、某机构或者某个纪念碑的历史跳出章节的框架，正如一些法国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追求一种跨时代的效果。[22]例如，埃菲尔铁塔的修建应该包括在第九章的时间范围内，但读者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就会发现，本书从头到尾多次提到它，埃菲尔铁塔的故事不仅为19世纪末的巴黎历史增辉，而且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巴黎历史添彩。再比如，第三章中有关蒙福孔特色的描写突出了蒙福孔这个中世纪放绞架的广场在巴黎很多时代的特殊形象，但是话题转到了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时期在那里建设“新瑞士风格”的肖蒙山丘公园（20世纪早期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对它进行了诗意的运用）。还有在第十一章中对冬季赛车场的描写，那里曾经创造了许多世界自行车赛的纪录，但是，在1943年犹太人被驱逐以前，那里曾经被用来安置犹太人，这就不能不使我考虑从墨洛温王朝到第五共和国时期巴黎犹太人的地位问题。在第六章中通过对女裁缝罗丝·贝尔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巴黎消费主义的出现，同时也可以思考巴黎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时装之都的全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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