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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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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罗马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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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竞技场，或者叫作卢特提亚圆形露天竞技场，就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五区蒙日街的尽头，那里是一个“记忆之场”，但是巴黎人曾一再把它忘记。巴黎考古学家泰奥多尔·瓦奎尔在1869年至1870年间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考察。他提醒巴黎人注意，这是一个被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遗迹。这个竞技场是在公元200年前后建立的，是法国的罗马竞技场中规模最大者之一，它可以容纳一万五千多名观众，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该市可能人口的两倍。这个竞技场的观众席面向西方，可以使观众在欣赏斗兽、角斗或水上运动的同时享受海狸河河谷午后优美的风光。随着罗马政权的垮台，这个竞技场也走向衰落。到了4世纪，基督徒开始在这里举行葬礼。原先竞技场的建筑石料后来被用来修建墓碑或其他建筑物。12世纪英国的一个旅行者说，巴黎有“一座巨大的竞技场废墟”，但这座废墟可能因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修建（1190—1215）而变得更小了。一个中世纪的地名“竞技场地”（dos des arènes）暴露了这座竞技场的所在地，但即使是这个名字也几乎被遗忘了。其遗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高约二十米的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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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的工程开工后，一支建筑工程队推倒了市中心工人住宅区那些肮脏破旧的房屋，人们在那里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第二帝国时期，许多新建筑都引出了重要的考古发现，例如巴黎保护工作的无名英雄之一瓦奎尔在苏福洛街附近发现了一个古代公共集会场地和好几个剧场以及街道系统的遗迹。然而，奥斯曼及其助手要建设的是现代巴黎，他们考虑的是巴黎的未来而不是巴黎的过去。所以，虽然当时对是否应该保留这个遗迹的问题存在公开的论争，但奥斯曼作为塞纳区行政长官的最后几项举措之一便是下令将该遗迹摧毁，代之以一个公共马车站——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奥斯曼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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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至1885年间，沿着蒙日街的进一步建筑工程开始后，人们在从前的一座修道院下面发现了罗马竞技场的另一半废墟。这一发现使公开辩论更加激烈。在雨果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后，主张保留废墟的人才取得了胜利。雨果激动地谴责说：“是的，巴黎是一座未来城市，但无法否认它曾经是一座历史城市，这个竞技场就是巴黎这座伟大城市的历史标志，它是巴黎独特的纪念性建筑，巴黎的行政部门要是毁掉这个竞技场就等于毁掉了巴黎自己。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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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个遗址被保留了，遗址的挖掘工作在继续，人们期待在那里有重大的不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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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黎那场保护历史遗址的运动来说，这一重大胜利并没有产生人们期望的那样震撼的影响。因为竞技场遗址虽然很大，但实际上遗址及其建筑废墟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遗物。考古学家们期待着能够找到与尼姆和阿尔勒的竞技场相媲美的纪念物，但他们发现的无非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石头组成的两米多高的石堆而已。一名城市官员激动地说：“要保留这个竞技场，必须首先说明这个竞技场确实存在，但是考古发掘的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作为一处历史遗迹，这里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这并不是巴黎当局所想象的巴黎历史的重要纪念地。那场保护历史遗址运动就这样失败了，巴黎罗马竞技场的修复工作进展得自然相当缓慢。直到1917年至1918年，考古学家卡皮坦才最后确定该遗址将作为一个公园对外开放，那便是后来的卡皮坦广场。所谓的“修复”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造——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风格的罗马迪士尼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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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竞技场完全被忘记了，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第二次。在巴黎属于罗马人的时候，它也没有提高这座城市在罗马的地位。到这里来参观旅游的人很少，除非夏季音乐会时设立起专门的座位。在多数时间里，到竞技场这个地方来的是一些父母和孩子们，当地的小伙子们在那里踢足球，有时可以听到附近幼儿园孩子们的吵闹声。竞技场已成为当地的社交场所和街区记忆。在一座官方的“记忆之场”有时被夸大的城市里，这并不见得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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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马人在巴黎留下了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来得很慢，直到尤利安短暂地将它纳入罗马帝国统治下以前，卢特提亚在整个罗马统治时期从来都只是一个二流城市。罗马人允许现有的部落体制在整个高卢继续存在，但是巴黎人的六十多个部落群体从来没有形成由“长发高卢”组成的城邦。卢特提亚仅仅是广阔的比利时高卢省中的一座首府城市。巴黎当时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例如，巴黎距离罗马帝国的长城很远，该长城是用来防御来自日耳曼部落跨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侵犯、保卫罗马帝国的西北边疆的。甚至到了4世纪，当高卢的三个部分由一个更小的组织所取代的时候，在国家管理的角度上，卢特提亚也没有取得核心的地位，而附近的桑斯却成为第四里昂区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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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城市，卢特提亚的功能主要是行政的，而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当时，该城市的居民人数最多不超过8000人，与当时纳尔邦高卢的纳尔邦和尼姆以及里昂、欧坦、兰斯、特里尔相比，人数还是很少，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在2万至3万之间，而当时的罗马已经拥有75万人口。卢特提亚的面积也只有50多公顷，而兰斯为600公顷，特里尔为285公顷，欧坦也有200公顷，甚至前罗马时代高卢的阿莱西亚城堡也有97公顷的面积。卢特提亚钱币的命运以及建筑环境的罗马化进展缓慢的事实，表明城市经济从被征服的创伤中恢复得十分缓慢。在北部高卢，卢特提亚是少有的几个可以用当地的石头来兴建的罗马城市之一。西岱岛方圆五公里内蕴藏的石灰岩（用作石料）和石膏（用作灰泥）一直到现代都在为建筑提供原材料（最后一个石灰岩采石场在1939年关闭），十几个世纪以来留下了许多巨大的地下洞穴。卢特提亚的绝大多数建筑物是在2世纪甚至3世纪建立的，石头、石膏和瓦块逐渐取代了抹灰篱笆墙和茅草，但是后者从未完全消失。虽然在卢特提亚的黄金时代既有建筑业，也有陶器生产和金属加工，并导致郊区出现了制造业，但是卢特提亚没有真正成为生产中心，而是专门从事起运输业。罗马帝国修建连接首府里昂与英格兰的道路的决定也对当地经济造成了影响，这条路经过桑斯、桑利斯和博韦，却将巴黎完全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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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罗马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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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年在巴黎圣母院周围出土的“船工石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考古学发现。该石柱是2世纪初建造的。这根石柱的存在说明，尽管存在上述那么多问题，但是巴黎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了。这根石柱大约有5米高，收藏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克吕尼博物馆，那里还有罗马浴池的遗迹。石柱上表现了罗马诸神，包括玛尔斯、维纳斯、墨丘利、福尔图娜、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伏尔甘，他们愉快地与高卢诸神待在一起。石柱上用相当糟糕的拉丁文描述：“在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的统治下，船工们集体出资竖立了这座纪念碑，献给最伟大、最仁慈的朱庇特神。”这根石柱表明了高卢—罗马宗教的融合，但也说明了船工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在罗马人到来之前，船工组织便已存在，似乎也推动了2世纪初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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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产品被运往远方。在城市周边的三个墓地外发现了大块的罗马式农田，这些农田由奴隶耕种，使卢特提亚犹如一座花园城市。例如，在沙约和蒙马特也有大规模的农田，还有供奉从玛尔斯到墨丘利等诸神的庙宇。在今天巴黎的环城大道之外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居民区，包括克利希、让蒂伊、博比尼、伊夫里和圣德尼。卢特提亚的农村特征在3至4世纪得到扩大，随着罗马统治的动摇而走向衰落并最后消失。从2世纪晚期开始，来自罗马帝国长城之外的蛮族入侵使高卢各地面临危险，最早在162年和174年，这里已经有了被袭击的危险，但真正的危险在3世纪晚期才开始成为全境的问题。日耳曼的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在275年的袭击给60座高卢城市造成了损失，卢特提亚也包括在内。公元300年稍晚一些时候，巴黎西岱岛和公共集会场地周边的防御成为问题，人们开始从那些难以防守的建筑物上取石头来加固这些区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埋藏钱币和其他贵重物品，这表明蛮族威胁带来的心理冲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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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一个巴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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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巴黎人面孔（见第36页），它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这是一张意外形成的死亡面具，1878年在今巴黎第五区皮埃尔—尼科莱街发掘出来，几乎与照片一样清晰而又饱满。考古学家欧仁·图卢兹在这里的罗马墓地从事发掘工作已有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具大约1世纪或2世纪的粗糙石棺，他小心地撬开了石棺的盖子，里面是一个幼童的尸体，孩子很小，大约也就12至15个月大，尸体旁边放着精美的玻璃奶瓶。考古学家注意到，“孩子的头被一层相当厚的黏固剂覆盖，在小心地揭开它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黏固剂已经形成了一张死亡面具，因此，我们得到了一张18个世纪以后还完整保存着的孩子的脸。可能因为这具石棺是封闭的，石棺上的黏固剂粘成一块并落在孩子脸上，留下了一张完整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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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死者下葬要么直接埋入土里，要么把尸体放在木制棺材里埋葬，而且死个孩子不仅在卢特提亚，在巴黎的大部分历史上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可以断定，这个孩子至少在死后得到了特殊的对待，他是这块墓地中仅有的埋葬在石棺中的三个人之一。毫不奇怪，从中世纪以来，巴黎最大的墓地可能就要数为纪念被希律王杀害的“圣婴”而建立的墓地。巴黎的这个墓地在1786年关闭之前，葬有大约200万名过世的巴黎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儿童。统计数据表明，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黎的儿童死亡率还都很高，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儿童未满周岁便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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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儿童的大量死亡因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加剧。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巴黎的资产阶级、商店老板以及工场的工匠都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去，由那里的奶妈喂养，在农村的儿童死亡率要比在巴黎家里大得多。另外，许多人把儿童遗弃在巴黎，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城外。从16世纪开始，巴黎就有了弃婴医院，其中1640年由圣樊尚·德·保罗建立的“弃儿医院”最为有名。遗憾的是，这种挽救弃婴的机构反而使弃婴的数量增加。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每年有大约8000名儿童被遗弃，在这些弃儿被遗弃的过程中或被收养的头三个月内，死亡率高达90%。就像欧仁·图卢兹发掘出来的弃儿尸体一样，当时交由人抚养的婴儿死亡率是最高的，直到19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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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贫困与儿童死亡一样是一个大问题。从16世纪开始，儿童乞丐就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关虐待儿童的恐怖故事也层出不穷。1445年，一个母亲被处决，因为她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沿街乞讨的道具而将她的眼睛弄瞎。在有关流浪汉的文学作品中，瘸腿者或有其他残疾的人的故事十分普遍。儿童往往成为传言和城市谣言的对象。从16世纪开始，例如，在1529年、1663年、1675年、1720年、1741年和1750年，有关儿童被绑架的传言曾多次使巴黎人陷入恐慌。1750年，有人传言那些被绑架的儿童都被杀死了，他们的血被拿去给得了麻风病的路易十五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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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晚期开始，儿童乞丐又演变为街头顽童，他们人数众多，常常闹事。巴黎精英阶层开始担忧和关心起巴黎流浪儿童带来的问题。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中，正是一群流浪儿童肢解并阉割了海军上将科利尼的尸体。在1789年大革命前，对波旁王朝最严重的攻击就是以儿童弹弓游戏命名的投石党运动（1648—1653）。在19世纪早期，巴黎的一名警官宣称，投石党的后代没有一点悔改的迹象，“谁都知道巴黎那些街头儿童总是聚集在一起大放厥词，在暴乱中又首先从街垒中捡来石头第一个开始攻击”。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赞同地说：“通常确实是巴黎街头的那些顽童首先开始造反并以此为乐，就像学校的学生在度假一样。”巴黎儿童因此既是暴力的实施者，也是牺牲品。但是，雨果在其1862年发表的伟大小说《悲惨世界》中以同情的语气描述了巴黎街头流浪儿童的代表形象格夫罗舍，使人们注意到正是可恶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那些孩子的不良行为。格夫罗舍在街垒上死去了，但在死前已经拨动了雨果小说读者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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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那么多对外来入侵的担忧，但是比起法国北部的其他城市来说，那些入侵对巴黎的影响似乎相对较小，因此，问题还没有严重到使巴黎人不敢在防御地区之外建造房屋的程度。尽管规模不大，但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黎，城市网络还是基本上保持完整，遭到的侵犯可能仅仅来自杂草和荨麻。此外，卢特提亚也逐渐发展出了后世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罗马防御长城无懈可击的时候，罗马军队能够在靠近日耳曼的特里尔等城市戍守边疆，但是一旦长城防守失败，驻守在卢特提亚等城市的罗马军队就会因为距离太远而不会成为入侵者的首要打击目标，而罗马的军队则可以利用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系统快速运动到任何事发地区。同时，还可以通过康布雷、博斯和普瓦图为罗马军队运送粮草。据尤利安皇帝记载，很可能在普罗布斯皇帝（276—282年在位）下令取消在意大利以外任何罗马统治区栽种葡萄的古老禁令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自己的葡萄酒产品。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座卢特提亚兵营，地处通往意大利的道路东南。城市里还驻有一支舰队，可以运送军队到塞纳河沿岸的所有地区，以便平息那里发生的混乱。这座城市由此发展成为一座卫戍城，也因此为巴黎人的船工提供了良机，那里的航运业自然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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