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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弗朗索瓦·维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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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蒙科比耶，人们称他为维庸，是中世纪晚期法兰西最有成就的诗人。他自诩为巴黎人，但这可能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的家族来自南部的波旁奈依。但当时祖籍不是巴黎却自称为巴黎人的人不在少数。15世纪20年代，在勃艮第家族与阿马尼亚克集团之间的斗争发生之后，巴黎人口下降到不足10万，而到了15世纪40—50年代，巴黎人口大幅回升，维庸便是众多的“新”巴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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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头几十年的政治危机以后，巴黎正在不断进行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重建工作。为此国王将乞丐、社会边缘人物和罪犯逐出城外，同时也收回了一部分大学机构自治权。学校也在整治校园，重树声誉。例如，1444年，索邦神学院谴责狂欢节时期学生们的放荡不羁，称该节为“蠢人的狂欢节”。维庸的行为也许没有超过他的许多学生前辈，但他成了整治城市和学校秩序运动中的出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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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贫寒的维庸15世纪40年代在巴黎上大学，并于1452年获文科硕士学位。一年以后，百年战争结束。当时巴黎学生的生活处于失控状态。1455年，有人亲眼看见一些学生（维庸很可能就在其中）将右岸的一块有名的巨大古界碑搬到圣热纳维耶芙山上。作为终身学生的维庸还参与了一系列违反法律的斗殴事件。1455年，他在争执中杀死一名教士并逃离巴黎。朋友们为他提供了事发时不在现场的假证，然而他刚返回巴黎就又卷入有组织地盗窃纳瓦拉学院的事件中，他只得再次逃离，以躲避追查。此后他似乎以旅行者的身份在路上游荡了几年，到1461年，他因在奥尔良境内的默恩—卢瓦（在那里他可能受到了法庭的拷问）犯下了某种罪行而被捕入狱。国王路易十一赦免了他，只将他作为纳瓦拉学院的共犯处置，罚以重金，维庸得以重回巴黎。到那时为止，维庸作为罪犯的名声已经广为世人所知。就在同年，即1461年，他再次因参与酒店斗殴而被捕，法庭判处他死刑。他似乎正是国家和学校要严厉处罚的对象，但他再次得到赦免，改判为逐出巴黎十年。维庸于1463年离开巴黎，从此以后，他就湮没在浩渺的大千世界里，再也无人见到他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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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拉伯雷在讲述维庸的生平时说道，维庸1463年离开巴黎后在外省定居下来，但后人认为这纯属杜撰。维庸死后才成为著名诗人，1489年一位巴黎书商出版了他的诗集，1533年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命诗人克莱芒·马罗将维庸的全部诗作整理出版。但是他的诗歌并不符合古典作品的一整套准则，因此从16世纪早期到1742年，他的作品再没有被出版过，但自此以后，尤其是19世纪晚期像于斯曼这样的唯美主义作家、埃兹拉·庞德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皮埃尔·马科奥尔朗这样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对他放荡、反叛、初具波希米亚人雏型的生活推崇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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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庸的诗作着力反映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既刻画了这些人酗酒作乐、玩弄女性、偷窃、打架斗殴的一面，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生活的贫寒、疾苦。他的诗凝练、复杂、艰涩，大量使用讽喻文体，引文多无以追踪，诡异含糊令人不得其解。他的诗歌不仅赞美生的活力，也触及死的话题。维庸有两首关于死亡的诗最为著名：一首是在去往蒙福孔执行绞刑的途中构思出的一首悼亡诗；另一首是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名为“自白”，是一篇虚拟的遗嘱。在诗中，他假意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人，把心送给他不贞的情妇，结满蜘蛛网的窗框送给穷人，剪下来的头发送给理发师。他的诗作也透露出他对旧日的悲伤和怀念：诗句“到哪里可以找到去年冬日的雪”已经成为怀旧的人时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单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是纯粹的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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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欧新的学术中心的出现相关。1200年，巴黎大学是全欧洲仅有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另两所是博洛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到1500年，仅法兰西境内就拥有十多所大学，有些大学严重削弱了巴黎大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如著名的蒙彼利埃医学院和奥尔良民法学院（巴黎大学甚至未开设民法专业）。巴黎大学教师对英格兰人1424年在卡昂、1441年在波尔多开办学校愤怒不已，认为这是对巴黎学术权威地位的无端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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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高等学府数量的大幅增加降低了圣热纳维耶芙山的国际吸引力，这个时期严重干扰了法兰西政治的宗派斗争也使巴黎大学不可能发展起来。在埃蒂安·马塞尔事件中，巴黎大学校长禁止学生佩戴党派徽章，意欲将学校置于党派斗争的旋涡之外。但是，在那些与亲勃艮第自治政府结成同盟的公爵们的极力劝说下，学者们终于投降了。学校教师为美男子腓力血腥残杀奥尔良的路易的行为歌功颂德，说这一行为捍卫了公共利益。1420年以后，巴黎大学不但是温和的与顺从的，有时候还作为盎格鲁—勃艮第政权的支持者而拍其马屁。例如，他们甘愿充当圣女贞德的起诉人，将她送上火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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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阿马尼亚克—勃艮第斗争中下错了赌注，巴黎大学无力在查理七世成为无异议的统治者之后及时调整政治方向。在百年战争后法兰西的政治背景下，巴黎大学犹如挣扎在泥潭之中，与众多机构一起渴望得到政府的特殊照应，但它最终发现今天的国家政权远比从前苛刻得多。从14世纪早期开始，学者们发现他们的特权正一步步地受到削弱，面对他们的抱怨，统治者的回答斩钉截铁：“你们不值得让我花费心血。”路易十一的直接告白表明他对学者们的轻蔑之情（他对这些人未能参加1461年他的入城仪式而耿耿于怀）。[104]复苏的国家政体曾有过两项最重大的革新举措：一是在1439年宣布，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收税，而按照以前的规定，新税必须事先在三级会议上审议通过才能征收；二是1440年国家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巴黎大学认为这两项协议践踏了它的自由权力。它的受教皇制度庇护的特殊身份被慢慢削弱，逐渐成为国家政体的一种机构。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越来越突显出来。1437年，国家中止了学校的赋税豁免权；1470年，路易十一强迫所有来自勃艮第领地的学生宣誓效忠王权，结果导致大批学生退学；1475年，学生被国王派上战场；1445年，学生的司法独立权也被中止，历史上他们首次被置于高等法院的权威之下。尽管事实证明当时要恢复大学的思想自由是不可能的，但1452年学校管理条例的一项严厉改革却是在故意伤害罪问题上倒行逆施。1498年至1499年，学校甚至失去了罢课的权利，教师要求获得与教士一样的权益也受到进一步限制。像维庸这样的学生仅仅得到警方的有限宽恕，其终身学生的地位也逐渐与流浪汉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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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再为社会提供学术和教育保障，它不再得到教皇的庇护，国际地位也日渐下降，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兰西王权法律体制的束缚。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印刷出版业脱颖而出，它取代了大学的优越地位，成为学术和研究中心。1470年，索邦神学院的两位学者从德意志吸引来一些印刷工人。从15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人约翰·古登堡及其竞争者就已经成功地使用活字印刷出版作品了。市场对书籍的需求量很大，读者的人数增加了十倍。新的印刷工艺并不局限于学校组织结构内部，它的革命对传媒业的影响不久将显现出来，并将作为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载入16世纪巴黎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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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4 巴黎的重生与改革（约1480—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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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年3月15日，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庄严地对巴黎市政委员会宣告：“从今以后，我将在大部分时间里住在巴黎这座美好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鉴于卢浮宫是最合适的住处，特下此令对这座城市进行修缮。”[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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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未像预期的那样顺利，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1546年，即弗朗索瓦一世去世并传位给其子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的前一年，他才将卢浮宫的修缮工作付诸实施。停留在巴黎期间，他有时住在城内圣安托万门附近的老托内尔宫，有时住在城外枫丹白露或圣日耳曼昂莱的寓所，有时住在布洛涅森林里的乡间别墅。从长远来看，他的宣言起到了拉近国王与首都之间关系的作用，使巴黎在中世纪迎来了其黄金时期，同时也宣告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瓦卢瓦王朝在卢瓦尔河周围的统治时代结束了。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曾希望将首都迁往图尔，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和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则只是偶尔光顾巴黎。1496年，在与巴黎市政委员会就用税收支付意大利战争花销一事争执之后，查理八世发誓将永远不再踏上这片土地。弗朗索瓦早期也更乐于住在尚博尔以及卢瓦尔河畔的其他寓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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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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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启动了“大卢浮宫”修缮扩建计划，包括在卢浮宫正门入口处修建玻璃和钢架结构金字塔的方案，其设计者为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不少公众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它亵渎了这座历史遗址。然而，倘若说卢浮宫是西方文明亘古不变的象征，那么事实上这座宫殿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犹如一块软蜡任人揉捏，法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权威人士都试图以各种方法将他们的影响和个性魅力在卢浮宫展现出来。卢浮宫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它的表现形式比想象的要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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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卢浮宫多变的特点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它的名字“Louvre”即是“l’oeuvre”（作品或建筑地）的讹误，表明这座宫殿将总是处于改造过程中，永不停息。卢浮宫的名字还有其他一些诠释。当然，有些是凭空臆造的，其中包括：凯尔特语“levrez”意为“麻风病院”，暗示着（未经证实的）麻风病院的存在；拉丁语“rubrum”（红色，讹传为lubrum），让人联想到附近瓦窖生产的瓦片的颜色；拉丁语“luparia”，意为“狼出没的地方”；法兰克语“lure”，意为“密切注意”；盎格鲁—撒克逊语“leouar”，意为“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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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后两种含义与腓力·奥古斯都塑造的卢浮宫的形象最为合拍：城市防御体系中一座宏伟的塔楼。从塔楼可以瞭望到远处进犯的敌人。远远望去，自然产生敬畏之感。14世纪中期，查理五世建造新城墙之后，卢浮宫的防御功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20世纪末的考古发掘再现了这座中世纪城堡的宏大规模，查理五世城堡的遗迹可以在卢浮宫下面的购物中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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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战争中，法国国王都不在卢浮宫居住，它成了武器仓库和监狱。尽管如此，老卢浮宫仍然拥有传奇式的声誉。17世纪古文物学家亨利·索瓦尔认为：“世界历史上没有哪座塔楼被如此传诵。”16世纪20年代后期弗朗索瓦一世继承王位后，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他下令拆毁了这座宫殿，在原来城堡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了一座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王家荣誉的明证，有许多重大国家庆典在此举行。但是，这座官方建筑长期处在一种未完工状态。16世纪70年代，威尼斯大使馆秘书记载道：“如果这座宫殿被修建完工，它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之一。”卢浮宫的未完成促使凯瑟琳·德·美第奇下令在宫殿西侧建造了杜伊勒里宫，它要朴素得多，但也不失美丽和壮观。凯瑟琳和继任的亨利四世建造了一个大长廊，将两座宫殿沿河岸连接起来，从那时起，两座宫殿即确立了分工：杜伊勒里宫为执政国王的寝宫，卢浮宫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君主能够忍受，或者说被其反对者容许长时间住在杜伊勒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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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象征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被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尤其是路易十四推至极致。16世纪40年代，在科尔贝的指导下，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和雕刻家让·古戎将王宫的一面扩建成一个正方形庭院。科尔贝巧舌如簧，说服当时著名的意大利巴洛克派大师洛伦佐·贝尼尼来巴黎负责宫殿东面的设计工作。但由于意见分歧，贝尼尼不久隐退，由克洛德·佩罗领导的反对派为长廊设计了更具古典风格的建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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