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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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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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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启动了“大卢浮宫”修缮扩建计划，包括在卢浮宫正门入口处修建玻璃和钢架结构金字塔的方案，其设计者为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不少公众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它亵渎了这座历史遗址。然而，倘若说卢浮宫是西方文明亘古不变的象征，那么事实上这座宫殿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犹如一块软蜡任人揉捏，法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权威人士都试图以各种方法将他们的影响和个性魅力在卢浮宫展现出来。卢浮宫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它的表现形式比想象的要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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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卢浮宫多变的特点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它的名字“Louvre”即是“l’oeuvre”（作品或建筑地）的讹误，表明这座宫殿将总是处于改造过程中，永不停息。卢浮宫的名字还有其他一些诠释。当然，有些是凭空臆造的，其中包括：凯尔特语“levrez”意为“麻风病院”，暗示着（未经证实的）麻风病院的存在；拉丁语“rubrum”（红色，讹传为lubrum），让人联想到附近瓦窖生产的瓦片的颜色；拉丁语“luparia”，意为“狼出没的地方”；法兰克语“lure”，意为“密切注意”；盎格鲁—撒克逊语“leouar”，意为“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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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后两种含义与腓力·奥古斯都塑造的卢浮宫的形象最为合拍：城市防御体系中一座宏伟的塔楼。从塔楼可以瞭望到远处进犯的敌人。远远望去，自然产生敬畏之感。14世纪中期，查理五世建造新城墙之后，卢浮宫的防御功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20世纪末的考古发掘再现了这座中世纪城堡的宏大规模，查理五世城堡的遗迹可以在卢浮宫下面的购物中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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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战争中，法国国王都不在卢浮宫居住，它成了武器仓库和监狱。尽管如此，老卢浮宫仍然拥有传奇式的声誉。17世纪古文物学家亨利·索瓦尔认为：“世界历史上没有哪座塔楼被如此传诵。”16世纪20年代后期弗朗索瓦一世继承王位后，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他下令拆毁了这座宫殿，在原来城堡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了一座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王家荣誉的明证，有许多重大国家庆典在此举行。但是，这座官方建筑长期处在一种未完工状态。16世纪70年代，威尼斯大使馆秘书记载道：“如果这座宫殿被修建完工，它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之一。”卢浮宫的未完成促使凯瑟琳·德·美第奇下令在宫殿西侧建造了杜伊勒里宫，它要朴素得多，但也不失美丽和壮观。凯瑟琳和继任的亨利四世建造了一个大长廊，将两座宫殿沿河岸连接起来，从那时起，两座宫殿即确立了分工：杜伊勒里宫为执政国王的寝宫，卢浮宫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君主能够忍受，或者说被其反对者容许长时间住在杜伊勒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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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象征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被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尤其是路易十四推至极致。16世纪40年代，在科尔贝的指导下，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和雕刻家让·古戎将王宫的一面扩建成一个正方形庭院。科尔贝巧舌如簧，说服当时著名的意大利巴洛克派大师洛伦佐·贝尼尼来巴黎负责宫殿东面的设计工作。但由于意见分歧，贝尼尼不久隐退，由克洛德·佩罗领导的反对派为长廊设计了更具古典风格的建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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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罗负责修造的长廊富丽堂皇，是卢浮宫的门面。路易十四迁往凡尔赛宫的决定使得卢浮宫经费紧张，致使佩罗的修缮计划未能如期完成。亨利四世曾允许艺术家和工匠住在宫内，科尔贝领导的王家学者也被安置在这里。但宫殿此时遭到冷落，因此成群的边缘人物也在此定居下来，正方形庭院里到处都是他们搭建的简易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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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拿破仑将这些人赶出卢浮宫，将它修缮一新，使它更具政府官邸的外表特征。正是拿破仑三世将卢浮宫的修缮作为自己城市现代化项目中的一部分，才使得卢浮宫以现在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在正方形庭院的西侧，他修建了另一个庭院——骑兵竞技场庭院，并将连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之间的区域打开做公共露天广场。这就必须拆除从一开始就存在、隔开两座宫殿、肮脏且臭名昭著的出租房街区。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引火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却造成意外效果，使得卢浮宫西面直接通向杜伊勒里花园，通向香榭丽舍大街。正是第三共和国不再重建杜伊勒里宫的决定为卢浮宫创造了最伟大的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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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卢浮宫呈现给世人的是在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粗略的军事政权的象征，是从文艺复兴到第二帝国时期王家庆祝活动的中心，那么它日益形成的另一声望则是：其收藏品和建筑本身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文化殿堂。1737年巴黎艺术展在此举行，1793年第一共和国通过在此成立共和国博物馆奠定了它的未来，现今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馆之一。悬挂在卢浮宫宫墙上的艺术珍品同巴黎城一样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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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的“大卢浮宫”计划是他总统任期中“伟大工程”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一计划启发了国民对卢浮宫历史传统的回忆。各展览大厅经过彻底修缮变得更加适合观赏，将北侧财政部办公室迁往他处使展品的陈列空间更大。华人设计师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可以将卢浮宫的外部反射出来，这愈发加强了人们对周围历史建筑的印象。然而，“伟大工程”设计委员会却另有打算。他们要使密特朗总统如同腓力·奥古斯都一样在法国历史上一流的“记忆之场”中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嗅觉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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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年宣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国王写给巴黎的一封感谢信。尽管查理八世不悦，但巴黎已经而且仍将继续为瓦卢瓦战争提供重要的经济资助——该战争发生在1494年至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尽管这些战事的战场远在意大利半岛，却使法兰西成为统治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族的敌人。中世纪使双方获益匪浅的王权——首都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动摇之后终于恢复正常，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仍不时会有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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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重来的蜜月里，国王定期与城市元老聚会，商议国家大事。1522年，巴黎市政府贷款计划作为国家贷款体系开始实施，[106]目的是利用巴黎城市信贷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1525年，当弗朗索瓦在帕维亚战役中惨败并先后被囚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时，巴黎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526年，当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要求用他的儿子交换弗朗索瓦的时候，巴黎表现出它的慷慨大方。因此，1528年宣言加强了王权与首都之间日益发展的契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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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岱岛上天主教联盟的游行，弗朗索瓦·比内尔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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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巴黎城市之间的这种新的契约关系有两个象征物：一座新王宫和一座新市政厅。旧有的卢浮宫巨大防御主塔被拆毁，建筑师皮耶尔·莱斯科负责重建工作。他建成的卢浮宫西南角后来被修成正方形庭院。老卢浮宫主门对着塞纳河，现在被移至东面，使王宫直接面向城市。卢浮宫的周围形成王宫建筑群。弗朗索瓦买下附近的纳维尔宫送给他母亲萨伏伊的路易丝。16世纪60年代，亨利二世的遗孀凯瑟琳·德·美第奇接手了宫殿及其周围的建筑物，她责成建筑师菲利贝尔·德·奥姆为她建造一座新宫殿——杜伊勒里宫，后来其花园因幽深的曲径和人工洞室而世界闻名。16世纪70年代，她迁居另一座豪华住处，即靠近巴黎中央市场的苏瓦松宫。该宫殿位于现在的巴黎第一区，其遗址上建立的天文塔就在商业交易市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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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宫发展历程中体现的古典建筑风格，例如，莱斯科责成让·克卢埃为卢浮宫的正面提供的精妙绝伦的雕像，也反映在弗朗索瓦1529年责令修建的市政厅上。从埃蒂安·马塞尔时代起，市政府就在沙滩广场（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市政厅广场）上的所谓“柱厅”办公，那座新建筑就在广场对面，即现今政府大厦（市政厅）的位置（后者是原大厦的复制品，1871年原大厦遭巴黎公社社员焚毁之后重建）。市政厅于1532年开始动工，持续几十年才得以完成。它由意大利建筑师博卡多尔设计，古科林斯式的大柱子和壁龛雕塑使它拥有极强的意大利建筑风格，并与法兰西传统的斜屋顶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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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和市政厅金碧辉煌，符合弗朗索瓦对文艺复兴时代王朝的理解。像当时欧洲其他统治者一样，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们越来越追求外在的东西装点自己的声望，如仪式、建筑物和王室活动等。如同其他统治者一样，他们希望通过发现古迹为其文化活动提供依据。从14世纪开始，人文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自由运动的主导思想，即从古典时代寻求最真实的主题思想，并以此作为追求知识的路径，很快席卷整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但是法国经历了一个错误的开端。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纳瓦拉学院和王家档案馆是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追求一种更为个性化的观念，即所谓的“现代笃信”。但是，从15世纪40年代开始的百年战争使这方面的发展成为泡影，只是到了15世纪末，巴黎的知识分子才再次投身到更广泛的欧洲文化运动中来。从1494年起，意大利半岛的军事行动使王朝及其政治英才有机会直接接触到文艺复兴文化及其赖以存在的古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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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欧洲甚至法兰西人文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印刷业的发展。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德意志印刷出版的书籍在巴黎即可买到，1470年正是因为新印刷技术可以让世人读到更多的古典文献，才使索邦神学院的两位学者下决心邀请德意志工人到巴黎创办全国第一家印刷中心。15世纪80年代，巴黎在书籍出版方面排名全欧洲第七位。1500年，排名仅次于威尼斯。在整个16世纪，巴黎是全欧洲最多产的印刷中心，印刷出版约25000种书目，而威尼斯只有15000种。16世纪早期，巴黎拥有102家印刷厂，大部分坐落在左岸，特别是圣雅克街一带，在那条街道的80座房屋中曾经发现有160家印刷店。起初，宗教书籍是出版物的主要内容，范围从托马斯·阿康皮斯的《基督再现》等典型的现代笃信宗教作品、有关彼岸世界的手册到重要的神学著作等无所不有。但不久，更多种类的书籍即被出版发行。15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主要书籍包括古典作品、亚瑟王和他的圆桌武士们的传奇故事、维庸的诗歌、伦理道德方面的书籍、王家庆祝活动介绍，甚至还有查理八世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战况报道等。到16世纪30年代，城市地图开始出现，对于宣传巴黎自身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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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代的景仰与国王以一种合作的新精神对巴黎城市再认识的愿望和谐一致。弗朗索瓦一世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对意大利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邀请莱昂纳多·达·芬奇和著名金匠本维努托·切利尼为他工作）。目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的城区建设，他下决心要将巴黎改造成一座新罗马——事实上比罗马还要更胜一筹，灵感出自对城市历史的兴趣，突出它的特洛伊城起源。一些作家甚至宣称巴黎可以追溯到大洪水以前诺亚的儿子雅弗的时代。1532年吉勒·科罗泽对历史渊源的追寻似乎要更可信一些：巴黎创建于大洪水之后的一千年左右——比特洛伊城年长70岁，比所谓“永恒之城罗马”还要年长498岁。[107]这些富于幻想的家谱更多的是政界人士而非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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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卢瓦王朝对城市建设新思想贡献的一个早期文化标志是建起了一座桥梁以代替圣母桥，因为圣母桥在1499年遭暴风雨袭击而坍塌。新桥建于1504年至1512年间，石头结构，由意大利人弗拉·乔康多设计。像其他巴黎市内的桥梁一样，桥上建有房屋，但不同的是建在上面的68间房屋为同一造型，完全对称，有生活区、商店和拱廊。桥的两端各有一个对称的巨大石拱，更具古典色彩。因为当时人们追求一种开阔视野的时尚，所以该桥的视觉空间受到赞赏。西岱岛上的犹太人街（现今的西岱街）被加宽取直。1530年，老圣马丁街上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假门”被拆除。城市在美好、有益、建设和装饰等方面的这些追求使从左岸圣塞味利教堂到查理五世城墙圣马丁门之间形成了一道笔直的风景线，这种变化极富感染力。1533年，政府下令拆除右岸所有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大门，目的是使街道更加笔直，更加畅通。[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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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巴黎对外开放，目的是更好地展示王家权威。尤其从14世纪开始，国王在入城时通常举行正规仪式，这已经成为惯例。最重要的是在入城仪式之后还要举行加冕仪式，此时全城人都要向国王致敬，同时国王要宣布对城市特权的认可。入城仪式中还有一些其他庆祝活动。活动当天会有外国人参加，有专门的出版物介绍游行的顺序、参加者和走过的各个纪念性建筑等。从15世纪晚期开始，人们将入城仪式称为凯旋仪式，这种称呼反映出当时日益增强的国王意识和古罗马精神，国王入城时需要经过的凯旋门建筑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变化趋势。从1531年开始，游行路线被更改，意欲让国王的浩荡队伍通过拥有富丽石拱的圣母桥。桥上房屋的上层窗户均租给市议员，可以在游行当天当作他们和客人的大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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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思想影响着庆祝活动的内容。游行的沿途曾上演耶稣受难复活剧，从1549年起，巴黎高等法院宣布禁止上演这种剧，将其称为“愚蠢而无意义的仪式”，[109]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神话色彩、更含有讽喻意义的活人造型或戏剧表演。尽管入城仪式内容具有讽喻色彩，但这些意义深远的仪式在巴黎城市历史上的重要性，即使巴黎最有学问的人也难以理解。例如，如果看到五匹身上带有“和平、友爱、理智、快乐、安全”字样的马走过的时候，人们就会联系到巴黎，因为五个词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即为“Paris”。但在路易十一的入城仪式上，没有人能够弄清楚游行队伍中三位上身赤裸的妇女寓意何在。一名困惑的观众评论说，她们“胸脯挺拔，皮肤白皙，身体健硕（而且赏心悦目）”，[110]也许这本身就是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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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的市容改善工作超越了城墙、城门和桥梁的范围。左、右岸的码头得到了修复、加高，以减少洪灾的风险。从16世纪20年代末开始，巴黎的主要道路都铺上了路面。供水系统得到格外关注。到1500年，全城拥有17座公共喷泉，之后又添加了一些，并将它们装饰一新，后建起的喷泉中最有名的是无辜者墓地附近的无辜者喷泉，这座喷泉位于1549年亨利二世入城仪式的途中，用让·古戎雕刻的女神塑像进行了装饰。城市规划中看似平常实则重要的方面是使房屋正面整齐划一，并拆除城市主要道路上的障碍物。1554年和1560年的市政法令禁止房屋屋檐伸出来，目的是增加街道日光照射。不断有指令要求各家各户夜晚将蜡烛靠近窗户安放，以增加街道夜晚的光亮，减少危险。1506年，开始征收所谓的“泥税”，用于清洁街道和垃圾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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