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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亨利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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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忘恩负义的城市！我对你的爱胜过我对妻子的爱！”亨利三世的这段伤心告白并不完全是对巴黎的一种恭维，因为他违心地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了婚，不久即弃她而去，一生中再也没有与她生活在一起，他的情人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有男性，有女性。不过无论我们怎样评价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亨利三世是最爱巴黎的法国君主之一，但是没有得到巴黎对他的爱。他在卢浮宫长大，并对它持有深厚的感情。亨利认真学习过巴黎历史，对它的学术和文化氛围推崇至极，闲暇时喜欢在大街小巷里闲逛，所以他也是一个有贡献的“漫游者”，他在最繁忙的街区欣赏那里的喧闹和社交活动，作为一个痴迷者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例如，每年春天的圣日耳曼大集，他喜欢一种叫作“比尔包开”[133]的游戏，因此发明了一种巴黎人十分喜爱的儿童游戏，叫作“杯球”。他的工作从建筑新桥开始，该大桥是连接巴黎塞纳河左右两岸的重要通道，而该桥的建设则是由其继任者亨利四世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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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认真地承担起文艺复兴君主的作用。他以音乐、宫廷假面舞会、节日和一个迅速夭折了的王家学院来丰富文化生活。但是，得到最大利益的是他偏爱的廷臣和亲信。亨利强调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宫廷娱乐活动切断了他与巴黎人民的联系，他对宫廷礼仪的重视也是如此，他所推崇的礼仪后来成为路易十四时代盛行的宫廷礼仪的雏形。他拒绝说明为什么在他统治时期不实行当时城市礼节中人们喜爱的仪式。他喜欢漂亮的服装、珠宝、耳环、面部美容品以及其他一些进口于意大利的巴黎人民不喜欢的昂贵奢侈品。由于国王特别依赖意大利的金融家，巴黎人民更加对外国人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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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责怪亨利对正统信仰不虔诚。他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国王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反改革的统治者。他很可能在圣巴托罗缪惨案中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却把新的宗教虔敬形式实施到巴黎城市中，尤其是效仿意大利米兰的圣嘉禄·鲍荣茂的集体忏悔。他竭力主张法国的教会采取特伦托会议的反改革法令。他有时会突然从一个享乐者变成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更加惹恼巴黎人民。1583年以后，在巴黎这座以漫游者而闻名的城市中，竟然发展到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就不能在街头闲逛的程度。1588年，他逃出了这座暴乱的城市以求生存，正如当时英国的一位叫罗伯特·达林顿的绅士后来所说的那样：“亨利由于逃得仓促，慌忙中只穿了上衣、裤子和一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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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充满宗教暴力的社会的统治者，亨利面临着一种十分严重的困难处境：他不仅无法掌控国家政府机构，而且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说，他不适合处理那种16世纪80年代形成的需要细心对待的政治平衡问题。他宣称：“我爱巴黎，我非常爱巴黎。”而巴黎对亨利却抱有相反的情感。早在1589年他死之前，小报联盟掀起的浪潮就破坏了他的名誉，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巴黎。虽然保王的巴黎高等法院以破坏国王名誉的罪名绞死了律师勒布雷东，但是法国民众还是跑去亲吻那摇摆在绞刑架上的尸体的脚。到1589年，巴黎的教士们纷纷要求处死“暴君”，并公开祷告，恳求上帝判处亨利死刑。当亨利真的死后，在他所心爱的首都巴黎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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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随意的性行为，最令巴黎人厌烦，也令几代刻板固执的历史学家们震惊。当时，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反常，也被认为是一种邪恶。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亨利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允许自己的对手随意指责自己，他是一个异性服装癖、伪君子、魔鬼信徒、邪恶的魔法师、杀人犯等。法国历史上很少有受到如此彻底责难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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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利三世很喜爱巴黎，但是他在这座城市中越来越不得人心。他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胆大妄为使虔诚的巴黎人民失望。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集中在宫廷的奢侈无度问题上，宫廷就是政府身上的一条寄生虫。当时的税收很高，国家对贫困者的补贴也不能定期发放，职权的滥用造成公职人员普遍腐败而失去道德的准绳。不能指望王室司法部门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率低，不公正。王室求助于意大利的金融家的做法也潜在地助长了巴黎人的仇外心理。自从1572年的大屠杀致使胡格诺派在巴黎根绝以后，绝大多数巴黎人支持以吉斯派为代表的“极端”天主教，并发现亨利三世对他的胡格诺派臣民的宽容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尽管国王被迫于1585年与吉斯派联合，接受天主教联盟，允许吉斯的支持者在各个省城建立自己的组织，但其结果是鼓励了极端分子对自己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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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市内，宗教狂热根深蒂固。媒体广泛报道那些令人震惊的奇迹和潜在的灾难，奇怪的光、飞腾的龙、云中打斗的人等怪现象到处传诵。有人断言，巴黎城内有大约三万个巫婆，她们被一个国王掌控着。[134]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无辜者墓地旁边一棵死了的山楂树突然开花。人们认为，这是上帝对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认可的表现，因而纷纷到这棵树下进行朝圣活动。于是，一种游行的狂热席卷着这座城市。在16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一些农民认为当时流行的瘟疫是上帝发怒的表现，于是他们举行“白色游行”以求“平息上帝的恼怒并保护那些贫苦人免受瘟疫的传染”。[135]对所有参加巴黎列队游行的人来说，白天的时间真是太短了，于是他们在半夜里叫醒教区神父，让他来领导穿着睡衣的队伍在街上游行，不过由于某些意外怀孕，这一行动不久被叫停。游行通常是由宗教社团来领导的，这种古代社会的精神交往形式曾经在反宗教改革中再现，并被证实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事实上，亨利三世曾经亲自参与宗教忏悔社团活动，并在隐蔽了自己真正身份的前提下做了有益的工作。极端主义的宣传把巴黎誉为新耶路撒冷。那种试图把巴黎作为新罗马式的文艺复兴城市的理想显得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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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米歇尔·德·蒙田在其作品中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描写简直就是对巴黎这座城市辛酸的悼词。在人道和宽容的心绪之下，蒙田的言辞中布满了怀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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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多么反对法国，我依然热爱巴黎。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我的心就在巴黎……我见到的美好城市越多，我心目中的巴黎就越美。我爱巴黎，仅爱它一个。我爱它的一切，甚至爱它那细微的瑕疵。我是这座伟大城市的一员，巴黎始终都是法国的荣耀，全世界最崇高的地方之一。愿上帝为巴黎驱逐一切灾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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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种对巴黎的虔诚期望，这种期望越来越以巴黎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和堡垒”，[137]严格地说应该是天主教国家的顶梁柱。从16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天主教事业被交给了一个秘密组织委员会，那个委员会以“十六”的名字而著称。所谓“十六”是指巴黎全市十六个居民区都支持它。这些拥有坚强的后盾、坚实的资产阶级背景的人结成一个联盟，不断扩大对下层社会的影响。该组织出版恶毒的宣传单，揭露所谓胡格诺派的暴行和目标，使印刷厂加班加点地工作。皮埃尔·德·埃图瓦尔称之为“暴乱之源”，是一种在“讨论、答辩、备忘和辩解”中生存的政治组织。[138]该联盟还与教区神父相勾结，那些神父在布道中以炼狱之火的语言攻击国王和纳瓦拉的亨利。该联盟传教士的激情给威尼斯驻巴黎大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惊讶地记录道：“他们说，我们只要三四个小时，甚至吐口痰的工夫，就可以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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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5月，民望颇高的吉斯家族公开表示不服从国王，于是，亨利三世试图以武力进攻首都，派遣王家雇用的瑞士军队进入所有街区。但其结果是引发了民众暴动，街上布满了路障，街垒也修建起来，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禁止军队流动、不许违法分子采取任何行动的重要事件。瑞士兵被大批杀害。龟缩在卢浮宫的亨利意识到，游戏已经结束了，该是逃离这座城市的时候了，而且事实证明他是永远地离开了，剩下来的就是联盟事业的成功了。从此，巴黎开始了无国王状态。1589年，纳瓦拉的亨利成为法国国王，是为亨利四世。1594年，亨利四世来到巴黎，无国王状态方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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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人民支持吉斯家族的思想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既反对亨利三世，也不支持亨利四世。1588年12月，亨利三世给这种思想以巨大的打击。国王巧施妙计逃出巴黎，由此取得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支持，并且建立起遍布法国的反联盟组织。在1588年12月的三级会议期间，他将吉斯公爵和他的兄弟吉斯红衣主教召入他所居住的布卢瓦城堡中秘密杀掉。据说，亨利三世当时曾用脚踩着自己对手的尸体说道：“巴黎的国王死了。”后来他对自己的母亲说：“是我杀死了公爵，因为我不想做奴隶，也不想当俘虏，我想当国王，现在我又当上国王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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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暗杀事件在巴黎引起了一场反君主恐慌，“男女老幼失声痛哭”。[141]联盟宣布，纳瓦拉的亨利的叔叔，极端天主教红衣主教查理·德·波旁为合法继承人。从法律程序来说，此举是值得探讨的，因为这样做至少是暂时将亨利三世置于新教阵营中了。1589年夏季，他与纳瓦拉的亨利一起向巴黎进发。问题很清楚：要在整个法国重新建立政治权威，就必须遏制首都巴黎的疯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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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既是潜在的受害者，又是主要的战利品，宗教战争行将结束。无论如何，政客们寻求支持呼声的机会至少暂时没有了。1589年8月2日，亨利三世被暗杀。凶手是修道士雅克·克莱芒，他在巴黎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被看成上帝派来的神奇使者。但重要的是，垂死的君主承认纳瓦拉的亨利是他的王位继承人——这是一个大手笔，胡格诺派的宣传竭力利用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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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用了近十年时间去稳定政治制度和确立宗教和平。这些年里，他花费很多时间在全国进行活动，其中军事行动的成功是最重要的部分。亨利把成功地取得巴黎看成继承王位的基本证明。但是巴黎并不那么容易得到。巴黎人民很难友好地对待胡格诺派的“王位觊觎者”，尤其是亨利四世前不久还站在野猪似的亨利三世那边围攻他们。纳瓦拉的亨利决定付诸武力。他在诺曼底召集新部队并再度围攻巴黎。他在阿奎兹战役中击败了马耶纳，夺取了圣德尼，占领了附近的所有村庄，并击溃了巴黎近郊的防御，所到之处均遭大肆破坏。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塔楼上俯视巴黎这座敌对的城市，但是他的大炮在那里无法摧毁腓力·奥古斯都城墙，他不得不承认武力难以征服巴黎，不得不停止围攻这座居住着“不驯服、不懂礼节、没有规矩、缺乏理性的民众的城市”。[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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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年的围攻给巴黎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在失去吉斯家族领导人的情况下，巴黎人民建立了四十人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当地名人组成的战争内阁，包括三名主教和七个高级贵族，任命吉斯的弟弟马耶纳公爵作为军事首领。作为联盟的狂热支持者，教区教士举行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以鼓舞士气，但是结果无济于事。由于干旱，塞纳河水位持续下降，城内食物短缺，居民们不得不将城墙内的各种活着的动物捕来充饥，从吃马，到吃猫、狗和老鼠。一个意大利人目睹了巴黎遭受围攻的惨景。他说：“我亲眼所见，由于买不起木头进行烹饪，一些人竟然把活狗撕着吃。”另一个目击者说：“还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吃猫。”[143]在那个物资极其缺乏的条件下，3万多人死亡，再加上逃走者（最初亨利是允许出逃的），巴黎的人口从30万减少到20万。最初仅仅是被抑制的厌倦战争的呼声现在可以听到了，人们高喊着“面包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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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尔马公爵带领的西班牙军队来到巴黎附近，并迫使亨利四世撤退后，围攻才得以解除。联盟领导人还在发号施令，实行一个更为恐怖的精神复兴计划。不论在哪里，只要是反对他们的，都被认为是政治阴谋。在1591年11月的一次事件中，他们甚至判定巴黎高等法院的官员已经投敌。处死议员的做法震惊了资产阶级，也遭到马耶纳公爵的强烈反对。但是，因为是要惩罚联盟的极端分子，他只能精神高度紧张地看着。作为王位觊觎者、联盟的积极拥护者，步履蹒跚的查理十世，即红衣主教查理·德·波旁，使联盟雪上加霜，由于王朝已经没有王位继承人可以选择，而西班牙国王又对法国王位越来越感兴趣，人们开始担心巴黎会成为西班牙的傀儡。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权宜之计，而联盟却处于严重的内讧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表面忠诚于极端统治的形势下，一场和平运动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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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年3月，联盟内部矛盾明显扩大，因为马耶纳已经开始与亨利四世进行谈判。纳瓦拉的亨利公开放弃新教信仰的事很快大白于天下。1593年7月，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主教，仪式在圣德尼举行。他选择此地作为公开皈依的场所是因为圣德尼与王朝密切相关。要估量一个人宗教信仰的程度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在某种冲突的压力之下更是如此，这种冲突的压力来自三十多年的信仰斗争。然而，他对巴黎的著名评价是，“一个有价值的地方”，这话或许听起来没有说的那么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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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4年3月22日，亨利进入巴黎。由于怀疑有军事反抗，他采取了谨慎的策略，但是并没有人声称要进行军事反抗。巴黎人现在似乎对他更加顺从，事实上他们都感到高兴。他很好地扮演了一个天主教国王的角色来表明自己的善意。他直奔巴黎圣母院去听取民众的意见，在濯足节洗脚，接触“国王病”，炫耀地参加复活节圣餐。通过有计划地利用最具有历史性和天主教特色的君主制仪式和礼节，他要使这个国家分裂的身体重新变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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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赢得巴黎人民的支持，新国王极力炫耀自己的宽宏大量。他向巴黎人发出的第一个声明就是要表示，王室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这在宗教战争期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他是要说：“作为国王，陛下希望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巴黎市民，允许他们友好、和谐地相处，希望过去的苦难不再重演。”[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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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取得法国首都意味着他结束宗教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通过1598年《南特敕令》的颁布，他重建了宽容的宗教多元化统治，以证明自己的长久打算。尽管没有人反抗自己，但是亨利一想到新王朝会不会失去首都的问题就不寒而栗。他意识到他过去曾经使巴黎人民受尽苦难，所以现在应该给他们以补偿。亨利四世的统治证明，这次巴黎的重生要比文艺复兴时期更有意义。他和他的继承人所进行的改革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统治比宗教改革更为持久，在令人震惊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的映衬之下尤其如此。巴黎的未来一定是新罗马，而不是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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