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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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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塞维涅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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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年，著名书信作家玛丽·德·拉比坦—尚塔尔，即塞维涅夫人（1627——1696）以激动的心情给她的女儿写信说，她打算买下一所住宅并与她们共同住在那里。她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将有美丽的庭院、可爱的花园和友好的邻居。”这处住宅就是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之间塞维涅路的卡纳瓦雷公馆，如今它已成为巴黎历史博物馆，塞维涅夫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时光。巴黎历史博物馆选择的位置很好，因为卡纳瓦雷公馆在巴黎文化生活的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都是马莱的珍品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塞维涅夫人大量的书信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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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在马莱建造王家广场（现在叫孚日广场），极大地刺激了那里建筑业的发展，并使之达到全盛时期。诗人斯卡隆以这样的歌谣赞美了该广场上的每一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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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奢侈，外部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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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无数，绘画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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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阁稀有，誉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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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论也适用于王家广场上其他众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增添了马莱特有的风采。国王曾经试图使王家广场成为一个文化黏合剂，将难以驾驭的社会精英团结在一起，出生在该广场一处住宅里的塞维涅夫人也从这个好位置受益匪浅。作为一个金融家与一个古老贵族之女间不和谐婚姻的女儿，塞维涅夫人不仅进入了宫廷，还成为当地街区的一个活跃市民。尽管她的足迹踏遍了法国的山山水水，但她始终都是马莱的一名居民，事实上，她在巴黎的成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的地位和品格使她远离某些文化行为，按照这样的分析，她不可能去戏院这样的下层地界，同时，勇敢的怀疑论者梅森（有一段时间与笛卡儿和伽桑迪交好）、圣阿芒、西哈诺·德·贝热哈克和其他一些人也步其后尘。然而，如果说她没有去过任何巴黎的戏院，那么她肯定读过那些剧本，并在宫廷中看过剧本的演出。她“痴迷”于拉辛的朋友高乃依的剧作。据说她曾经宣称，她对高乃依的剧本就像着迷于咖啡一样，喝咖啡是一会儿一杯，读剧本是一会儿一本。同时，她还欣赏莫里哀喜剧中的道德说教。拉封丹的一个寓言就是描写塞维涅夫人的女儿的，塞维涅夫人把帕斯卡的直觉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在生活中，她还与作家斯卡隆交好，与其妻子的关系也不错，斯卡隆逝世后，其夫人以德·曼特农夫人名义成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塞维涅夫人的友人还包括诗人布瓦洛和瓦图、词典编辑者梅内热、詹森派神学家阿尔诺、作曲家吕里等当时著名的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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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涅夫人生活的马莱是当时法国文化发展的中心。许多艺术家（如维尼翁、拉伊尔等）和建筑师（如芒萨尔·阿杜安、利布莱尔·布里扬等）都住在这里装饰非凡的崭新建筑里。当地的剧院也大受欢迎，一班演员在勃艮第剧院——17世纪晚期形成的法兰西喜剧团体的核心——开始在贝托德路演出（在当今蓬皮杜中心的对面）。那里还举行各种沙龙，进行一些文化问题的探讨和思想问题的辩论。在方石街的一座建筑里，即当今的巴黎历史图书馆，拉穆瓦尼翁举办了一个沙龙，拉辛派的作家们、布瓦洛、拉罗什福科和物理学家居伊·帕坦等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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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传记作家圣西门回忆塞维涅夫人时说她是一枝“永不凋谢的紫罗兰”，她是“多么可爱、多么优秀的伴侣”。对塞维涅夫人的这种描述丝毫没有夸大其词。她热情支持当地那些为马莱争得骄傲的才女。在17世纪初期朗布耶夫人举办沙龙之后，斯屈代里小姐也在圣殿旧街举办了沙龙，而在托内尔街则聚集着尼农·德朗克洛那样的交际花，正是她勾引了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并导致他在决斗中死去，二十年之后又勾引了她的儿子。塞维涅夫人也是拉法耶特夫人的一名支持者，她在1678年发表的《克列芙王妃》是法语语言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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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阅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不仅仅是要了解她的智慧和活泼的写作风格（尽管她的作品被其后裔作了谨小慎微的删改），我们还要洞察她为我们提供的马莱那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当然，这一地位不久就被近郊圣日耳曼区所取代。另外，她的书信还记载了她了如指掌的乡村闲话，真可谓举世无双，其中包括这样的细节：谁嫁给了谁，谁破了产，岁月的流逝，宠物的命运，王家广场上的决斗（至少她曾经亲临其境），她的写作素材包罗万象。萦绕在她心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她自己和她心爱的女儿的健康问题。据记载，她曾经建议她女儿采取避孕措施。在她的信件中提到过六十名医务人员，从缺德的内科医生到莫里哀讽刺的不折不扣的街头庸医，无所不有。其中还有各种当时流行的民间治疗方式，从维希矿泉水到咖啡、巧克力、奎宁，以及各种可以想象的清洁方式，塞维涅夫人就是以这样的多种方式给古老的马莱带来了新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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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上半期，法国国家与私人资本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才使亨利四世的王家广场和主要的城市住宅得以发展，也同时使这一时期的教会建筑十分兴旺。1598年，亨利四世以《南特敕令》结束了宗教战争，并给予胡格诺派在法国的信仰自由，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从天主教和胡格诺派两派中选出他的顾问。法国的许多城市都允许新教徒进行自己的祈祷活动，但是，由于天主教信仰历史悠久，巴黎是不允许新教徒进行祈祷活动的。尽管在巴黎有两三万名胡格诺派信徒，他们绝大多数都住在位于牧师草地的学院街，在那里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到附近的沙朗东去做礼拜，从巴黎坐船很快就能到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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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新教徒在巴黎得以存在，但是加尔文把巴黎变成新教改革堡垒的愿望完全没有实现。事实上，在17世纪，伴随着1545年至1563年特伦特国际教会会议确立的信条原则，这座城市就已经成为反改革的风暴中心。根据该会议的决议，1622年巴黎主教被提升为大主教。至少在公众祈祷方面，巴黎已经成为一个单一教派的城市，就宗教体系来说，巴黎已经不是一个信仰多样化的城市。在宗教战争的那几十年时间里，全法国仅建成了一座天主教教堂，现在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改变：仅在巴黎一座城市，17世纪就有上百座教堂得以建立或者修缮。有些教堂完全是新建的。例如，建立于1629年至1740年间的现在巴黎第二区的维克多圣母院和建立于1630年至1685年间的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雅克高地教堂，都是为新增长的人口而创立的新教区教堂。由于宗教纠纷而陷入困境的宗教建筑活动重新开启。例如，圣梅里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圣厄斯塔什教堂和圣埃蒂安教堂等，都开始了重新修建工作。从建筑方面来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现在巴黎第一区圣奥诺雷街的圣罗克教堂和第四区圣安托万街的圣路易及圣保罗基督教堂，该教堂是1627年至1641年间建立的，现在叫圣保罗教堂。这两座教堂都具有典型的“耶稣会风格”，建筑物正面有三根古典圆柱。这些建筑物的规模和其他很多教堂一样过于庞大，因此存在很多问题而难以完成，例如，在1646年开始重新修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直到1788年法国大革命前才修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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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蜂拥而起的教会建筑的经济需求，神职人员定期举行大型捐赠活动。在整个16世纪，新的宗教用建筑十分不足，但从1600年至1660年间，就建立了六十多座新教堂，到1700年，又建了三十多座，而在1700年至1750年间，仅建立了十座新教堂。这些新建的教堂绝大多数在左岸地区。正如一个参观者所记载的那样，在宗教战争之后，巴黎郊区的大部分地方被“毁坏并彻底荒芜”，[156]但是到了和平时期，那些靠近城市中心的廉价土地基本上都被教堂的建筑者所获得。新的教堂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为妇女建造的。宗教机构有一整套精神使命，包括神秘的忏悔祈祷。例如，在现在巴黎第五区圣雅克街的田野圣母教堂，就有巴布·阿卡里1603年引入的天主教托钵修道士的这种活动。而在另一个极端，各种宗教社团则献身于实际生活，特别是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他们追求的是“现世”，而不是修道院围墙内的苦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伦特式的虔敬行为，这是指特伦特会议所同意的礼拜和信条改革，以及修道院活动的复兴等。其中，最著名的女性社团是由圣樊尚·德·保罗和圣路易·德·马里亚克1633年建立的“慈善之女”，其修女院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德尼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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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建的修道院十分简朴。例如，作为詹森派信条精神发源地的王港修道院，17世纪30年代起，那里的奥古斯丁虔敬活动又发展起来，而且相当朴实无华。然而，就在巴黎城市的最南端，距离这里不远就有一座豪华的圣恩谷修道院。从1624年起，王后奥地利的安娜买下一块地方并为该修道院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这主要是为那些保佑她能生个儿子的人从事祈祷活动修建的。结果，安娜王后真的在1638年生下了路易十四，当时她已经将近四十岁。小礼拜堂顶部呈穹形，这实际上是意大利风格，出生在意大利的红衣主教马扎然极力主张建立这种巴洛克式的建筑。其他穹形顶部的建筑还有黎塞留在1642年修建的索邦小礼拜堂、1641年在马莱建立的圣路易及圣保罗教堂、1670年建立的荣军院和硝石场医院以及1688年建立的法兰西学院。[157]巴黎的天际线无法磨灭地转变成意大利式与哥特式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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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炫耀奢侈的宗教建筑追求使巴黎成为“天主教化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要敌视胡格诺教派，如同与这种发展紧密相连的政府一样，这是人们心知肚明的。在法国，执行彻底改革天主教会的特伦特会议敕令的进程由于宗教战争而延缓下来，但在世纪之交后，随着天主教复兴活动的膨胀和神圣君主政治的重新立足，天主教虔敬活动也再次开始。后特伦特会议时代的教会和世俗精英似乎放弃了公开对胡格诺派采取暴力行为。在宗教战争中为同盟宗派活动充当精神先锋的那些社团现在转而追求慈善、教育和更稳妥的虔敬目的。1614年，黎塞留在三级会议上诚恳地说，现在宗教皈依已经不再使用暴力，而是通过“自己树立样板，通过教育和祈祷者们，这是我们希望的唯一武器”。[158]这是恰当的观点，四年前亨利四世遭到一个狂热信徒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暗杀就是宗教战争的遗产。然而，黎塞留的评论也被证明不再使用暴力的说法是夸张的。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以后，全法国对胡格诺派的宽容都结束了，伴随而来的当然是公开的暴力行为和赤裸裸的侵犯活动，这种活动在外省比在首都更为突出。当然，总体来说，天主教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自身改革，并更多地呼吁那些世俗人士保持善意。天主教会对自己的敌人和世人提供了情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教堂和修道院都扮演了改宗的代理人角色。在各个教堂内部，都以丰富的绘画、雕塑、着色的玻璃制品进行装饰，管风琴音乐和宗教赞美诗异常兴盛，前所未有。在16世纪80年代，具有浓厚职业和礼仪色彩的文化还十分流行，尽管现在末世论的因素已经减少，但是巴黎作为新耶路撒冷的概念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特伦特会议以后的天主教会也没有放弃在信条差别问题上与新教的斗争，包括神职人员训练的彻底改革。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神学研讨会，其中最著名的是1611年圣奥诺雷街的祈祷会，1625年圣德尼街的圣樊尚·德·保罗遣使会，1642年的圣叙尔皮斯会。这样，天主教的布道活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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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4月5日至7日，在王家广场上为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娜举行婚礼所进行的竞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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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出版物也受到极大关注，从最著名的神学论著到最基本的宗教信条和普及作品，无所不包。波旁王朝虔诚地忠于教会。事实上，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娜本身都是忠实地按照特伦特会议原则行事的统治者。然而，宗教和思想讨论的空间被天主教联盟规定的范围严格限制，统治者不希望神父成为自己的政治对手。亨利四世完成了由其前辈瓦卢瓦公爵开始的对大学的教化，大学的处境十分糟糕，由于宗教战争，大学的数量迅速减少。黎塞留通过成为索邦神学院的圣职人员而使神学控制具有双保险。当然，他也参与了该神学院建筑的整修。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权期间，于1631年创办了法国第一份报纸《法兰西公报》，主编为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但同时，他也加强了审查制度。《法兰西公报》只报喜不报忧，内容完全在政府的操纵之下。黎塞留还使用王家拘捕令逮捕那些政治和思想上的对手，使巴士底狱要塞因为拘押不同政见者而声名狼藉，该要塞的恶名直到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群众攻占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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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历任首相都秉承前任的衣钵，继续极力使巴黎市政委员会成为王权的附庸。自1415年起，巴黎市政委员会有两个办事机构：一个叫小办事处，负责办理城市的常规事务，其成员包括商人市长和四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委员以及三个拿薪水的官员；另一个叫大办事处，负责讨论重大问题，成员是在小办事处基础上再加二十四位城市名流。百年战争后，法国国王开始限制巴黎市政机关的发言权。后来，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都确定，没有国王的批准，任何市政选举都无效，这两个干涉选举的做法后来都延续了下去。到了16世纪末，除了高级职位可以选举之外，其他职位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影响、相互间的合作、贪污贿赂等手段来获得。宗教战争期间，巴黎市政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权威，一些宗教笃信者集团竟然公然蔑视市政委员会的主张。从长远来看，巴黎市政委员会还发现，原来巴黎曾经拥有的对沙特莱要塞的权力现在也失去了。巴黎的商人市长必须由有头衔的贵族来担当，因此，他作为巴黎市长的权限扩大并成为王权的代理人。关于巴黎的军事问题，在亨利四世及其以前的时代，一般都是归王室家族成员或其他贵族所控制，而这些人基本上不管市政机关本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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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人市长能够按照国王的意愿行事，那么他还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例如，弗朗索瓦·米龙从1604年到1606年能够作为巴黎市长，就是一个实例。米龙是沙特莱要塞长官的儿子，曾经在巴黎高等法院工作，从1596年起其本人又成为沙特莱要塞长官，正是得到亨利四世本人的举荐他才成为巴黎市长。据说，国王在一次评论中提出，巴黎城市事务缺乏管理人才。他说：“我知道米龙干得很好，不是贪官，与其他官员相比较，他也很少讨价还价。”[159]米龙和他的后继者弗朗索瓦·桑甘（1606年至1612年为巴黎市长）成为亨利四世想使巴黎恢复活力的有效工具。他们承认巴黎的财政在宗教战争中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打算在国王的支持下一方面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要以文艺复兴精神重塑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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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社会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巴黎市政委员会都在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城市精英正在脱离商业和制造业。[160]某些措施证实并加剧了这种趋势。1563年巴黎商业法庭的建立减少了巴黎市政委员会在贸易方面的权限，这种权限本来属于水路商人行会。1615年的法令规定，在四个巴黎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中，至少要有两个是商人，但是这一点几乎没有人重视。1554年又规定，禁止“机械艺术”行业的成员进入市政委员会，这又使一些人不得不退出该委员会。结果，该委员会成员都变成忠于国王的穿袍贵族，而不再是独立的商人，而那些穿袍贵族通常对自己的贵族身份津津乐道。1577年，国王决定允许贵族作为巴黎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委员，而这些人的父辈就是市政委员会委员。1614年，巴黎市政委员会中的大部分委员同时又是巴黎高等法院或其他权威法院的成员，这些位置都是花钱买来的。官位买卖之风自上而下愈演愈烈。1633年，买卖国家行政官员职位的腐败行为扩散到下一级官员，巴黎各种区级管理人员的官位也开始被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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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驯服了巴黎市政委员会，改变了巴黎的城市风貌，控制了那里的思想和精神氛围，社会和宗教界的精英们似乎都已经被国王驯服了。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宗教信仰仍然各异，这证明宗教很难控制。尽管大多数天主教徒拒绝天主教联盟鼓吹的暴力行为，但仍有许多天主教好战分子，他们被称为“笃信徒”，呼吁采取比亨利四世更为激烈的反对新教徒的行动。在他们的影响下，17世纪20年代，路易十二和摄政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为了减少法国北部和西部胡格诺教派的军事自治权而采取了特殊手段。那些天主教笃信者还严厉地批评了波旁王朝开始实行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就是要通过与新教国家结成战略伙伴来反对法国长期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他们认为，这是在考虑基督教世界和谐之前先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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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波旁王朝的国家建设规划使法国社会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笃信徒的批评具有更大的政治危胁性。最初，法国并没有公开卷入三十年战争，只是秘密地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对手。但是，1635年法国参战，这就意味着，法国与奥地利的冲突将一直延续到1648年；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冲突将延续到1659年。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意味着战争的花费不断上升，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提高税收、巨额借款以及财政上的其他谋略手段来筹集更多的款项，还采取国家对实际商品和服务少付金额的办法减少支出。一旦发生歉收或出现鼠疫疫情，人们就会面临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从1620年到1650年，每年都会发生至少一次各种形式的抗议斗争。农民起义、市民暴动、贵族密谋，在法国各地时有发生。1648年至1653年，群众的反抗斗争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达到高峰：一桌由农民造反、城市叛乱、贵族阴谋、宪法混乱构成的内战大餐摆在政府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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