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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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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6 启蒙时代无国王状态的首都（1715—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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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83年，巴黎就已经失去了它作为王室驻地的地位。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年方五岁的路易十五继位，将驻地从凡尔赛迁回到巴黎市内的杜伊勒里宫，他的叔叔、摄政奥尔良公爵则住到了罗亚尔宫。然而，年幼的国王被他伟大祖父的神圣光环弄得眼花缭乱，因此他再也不像孩童那样处理问题了，1722年，他将宫廷迁回凡尔赛，波旁王朝从此就在那里扎了根。路易十五的孙子和继位者路易十六也没有想把宫廷迁回巴黎。尽管1789年他曾住在巴黎城内，但那是在叛乱者的长矛和刺刀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那段经历我们留到后面再说。[179]在本章，我们所关注的是，巴黎围绕王国首都地位建立起的历史身份，当国王住在城内时享有的美好时光，以及如何应对国王不在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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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不认为巴黎是自己的家。在公共场合，他们感到很尴尬，他们缺乏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那种巧妙的无动于衷的神情。1744年，住在梅斯的路易十五突患重病，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人民送给他们的国王一个绰号：“受人爱戴的路易”。然而，这种情感既不深刻也不持久。1749年发生了一起儿童绑架案，据说这是宫廷官员利欲熏心所致，由此引发了一场暴乱。在经历了“失踪的孩子”事件之后，路易自己也很悲哀地说，他已经变成了巴黎人眼中“令人讨厌的路易”。[180]于是，他下令修建一条专门的道路，以便他能绕过首都往返于圣德尼和凡尔赛之间。此后，他再没有在巴黎过夜，没有在巴黎行使过国王的特权，不在巴黎圣母院或圣礼拜堂面对民众，甚至在卢浮宫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路易十六也没有改变这种做法。事实上，1770年5月，当时还是王太子的路易十六与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举行结婚盛典的那个晚上，在杜伊勒里宫附近的街道上发生了可怕的混乱事件，一百多人被挤死，这一不幸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国王与巴黎人民糟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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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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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5月30日，路易十六结婚时的人群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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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王室与巴黎的疏远和对首都继续发展的担忧联系在一起。从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开始，法国政府就担心巴黎很可能重演古代城市因规模过大而衰落的悲剧。正如治安理论家德·拉马雷所说，“城市因其规模而死”。[181]由于人们纷纷搬到郊区，城市中心犹如淤泥堵塞般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并缺乏有效的管理，巴黎城面临被废弃的危险。1727年，居住在凡尔赛并很少关心巴黎的路易十五开始对巴黎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正式采取路易十四1674年发布的命令，禁止在郊区建设新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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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8世纪，巴黎的发展既没有因为王室的离去而受损，也没有因为政府的禁令而停滞。事实上，18世纪的巴黎作为一个无国王的首都城市，是其城市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活力的时期之一，它的人口从路易十四晚年的50万左右上升到1789年的65万，甚至超过了这个数字；它的贸易和制造业蒸蒸日上；它作为消费中心的角色越来越明显；它的知识水准不断提高。巴黎成为欧洲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的中心。城市的文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欧洲其他国家不仅羡慕，而且开始仿效。马里沃在1734年写道：“巴黎就是世界的中心，地球的其他部分都不过是它的郊野”。[182]然而在上个世纪，拉布吕耶尔曾嘲笑这座城市是凡尔赛的翻版，[183]但是现在这种说法已经颠倒过来。到了18世纪80年代，戏剧家兼城市评论家的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描写巴黎与凡尔赛的关系时认为，凡尔赛犹如“围绕旋风的一颗卫星”。[184]游览巴黎的国内外游客也认为，要亲眼看看法国宫廷，应该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凡尔赛。正像梅西埃所宣称的那样，巴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夏尔·德·佩松内尔在1782年也同意“巴黎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城市，一个充满着奇迹、美丽、邪恶和荒唐的地方”。[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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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巴黎旅游指南论著都曾强调它所拥有的古迹和考古遗址。热尔曼·布里斯的《巴黎城市新描述》一书在当时备受欢迎，多次再版。[186]然而，该书所要强调的重点已经与从前不同，它强调的是城市的现在而不是它的过去，强调现实胜过历史，强调商店地址而不是过去那一长串纪念碑的名字。巴黎的伟大在于它是什么而不在于它曾经怎样。人们越来越关心巴黎具有活力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以一种并非传统守旧的方式将这座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布里斯的《巴黎城市新描述》率先使用了一幅巴黎地图。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公开出版的巴黎城市地图就有一百多幅，远远多于以前。那些地图将1702年的巴黎分成20个行政区，而不是从前的西岱岛、左岸、右岸这样三个部分，而且当时的地图、年历、指南都被制成口袋本，以方便游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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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面孔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传统上王室权威的视觉表达有所减弱。迄今为止，路易十四拆除防御城墙比王室军事力量的炫耀更为重要。法国周边坚不可摧的防御堡垒的建立使巴黎人民获益匪浅，在投石党运动和1792年之间，巴黎基本上没有遭到入侵。如同沙特莱要塞一样，查理五世时代的巴士底狱成为一座监狱。在旧制度被推翻后，两座建筑均遭破坏。巴士底狱在1789年7月14日被攻占后的几个星期里被毁掉，沙特莱要塞在1802年至1810年间被毁掉，这当然都是时代的错误，同时还有很多建筑物从巴黎人的视野中消失。在一个开放的城市里，它们的存在是不合时宜的。但也有例外，[187]在反宗教改革的高峰时期，波旁王朝神圣王权得到认可，那些天主教建筑作为手段之一被保留下来。尽管不十分明显，那些宗教建筑逐渐世俗化和唯物主义化了。在那里，一些宗教仪式程序现在变成了世俗娱乐活动的开端。1786年，英国参观者格拉多克女士对这种把宗教和世俗娱乐混在一起的做法感到吃惊，例如，在圣叙尔皮斯教堂外面，数以百计的神父参加的宗教游行竟然变成了街头表演，“一只猴子坐在一头骆驼身上，一个小丑边唱边跳，并向观众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娱乐活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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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不在首都的情况下，王室给巴黎的权限始终处在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绝不是对巴黎撒手不管，毕竟巴黎提供全国税收的六分之一。尽管巴黎在事实上没有国王居住，但还是认真地接受王权的权威和王室的命令，按照规定向王室纳税。欢迎外国大使和政府官员的仪式在巴黎的街上和凡尔赛宫中特殊装点的房间里举行。在这种场合，国王往往对巴黎赞不绝口。当国王不在巴黎时，那些王室血亲们，如奥尔良公爵、路易十五的表兄弟孔代亲王，也参加这样的庆典活动。巴黎高等法院重新获得了指责王室敕令的权力，并开始强调其作为巴黎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表者的职责，这很可能是一种不祥之兆。地方法官也卷入与路易十五的频繁的政治冲突之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18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及18世纪50年代，主要是围绕财政问题和法国教会内部的詹森派运动问题发生的。国王和巴黎高等法院都向巴黎人显示友好姿态，争相表现谁更爱护、更关心巴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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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王赞同的城市代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统治者不再强调国王是服从上帝命令的武士和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的传统说法，而是强调国王是仁慈的父亲，热心于为他的臣民造福，希望得到人民的热爱、尊重和感激，而不是恐惧和敬畏。因此，就个人而言，君主与巴黎没有任何关联，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按照王朝的形象塑造巴黎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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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路易十五建立军事学院，这明显是一个新的变化。军事学院的建立表明，国王将巴黎与王家关注的另一个群体——军事贵族——联系在一起。如同建立荣军院和硝石场医院一样，军事学院体现了王朝仁慈的形象。军事学院与荣军院和硝石场医院一样，都坐落在建筑稀少的塞纳河左岸，因为1674年和1724年王室对这块土地的使用进行了限制。该建筑由金融家巴里·迪韦里威和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侯爵夫人策划，其目的是给那些破落的乡绅提供职业培训场所。直到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学院历史一波三折：本来，该建筑计划由王室投资建设，但是从没有兑现，因此多年以后方才完成。但是，军事学院的建立为巴黎市区向西南扩展和许多人涌入圣日耳曼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军事学院和荣军院的存在，位于这两个机构中间的一个名为格罗斯·塞留的小渔村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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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学院和荣军院附近，一条条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街道建立起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巴黎那些著名的林荫大道。在军事学院外边，有一块本来是菜地的地方建立了战神广场，用来进行阅兵和军事演练，这一建设使那里进一步发展。由于塞纳河的一个小分支流经此地，使这个地带得到延伸，从前的天鹅岛也被包括其中，这就把战神广场与塞纳河连接起来。在这个位置，后来又建了埃菲尔铁塔。许多人有机会并真正聚集到这里，参加军事演习、赛马和其他一些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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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广场的建立反映了国王继续重塑巴黎这座城市的愿望，同时也表明，国王更加关注如何通过那些公共活动来自我推销和宣传自己的慈善形象。后来的一些小工程和积极行动也体现了这一政策。例如：作为一种姿态，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里花园对公众开放，就像罗亚尔宫花园和卢森堡公园一样。国王还计划将现今巴黎第六区圣叙尔皮斯和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前面的广场（即现在的卢浮宫广场）进行扩建，以便给人民提供一些集会的场所。那些公共广场，例如著名的王家广场，已经成为缔结和平条约、宣战、王室大事等大型公共庆祝活动的场地。塞纳河沿岸的港口也被重新设计，以便使更多的人能在公共节日里观看水上娱乐节目。例如，1739年，为了庆祝国王的长女与西班牙王子的婚礼，在塞纳河上举行了水上比武竞赛，尽管没有王室成员来观看比赛，但场面还是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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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更加显示了王家的高贵。在政府部门，对复古风格的追求要归因于马里尼侯爵，他是蓬巴杜夫人的弟弟。在18世纪50年代，他参观了意大利。返回法国后，马里尼成为王室建筑的负责人，主持艺术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工作长达二十年。18世纪70年代的王家铸币厂就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的成果之一。该建筑是在他的指导下，由建筑师雅克—德尼·安托万设计建造的，位于塞纳河边一个很显眼的高地上，[189]基本上是一个略加改造的希腊神殿风格的建筑。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外科学院，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医学院街，该建筑在国王的资助下由雅克·高迪斯负责兴建；另一个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玛德莱娜教堂，该教堂于1764年由贡斯当·伊乌里开始建造。王室还介入了另一座仿希腊神殿风格的建筑新法兰西剧院，即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奥德翁剧场周边的扩展工程。1773年，路易十五从孔代亲王手中购得这块土地。但是工程一直进展很慢。路易十五死后，路易十六将此工程交给他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负责，伯爵就住在附近的卢森堡宫。这个位置以剧院为中心，四周的街道呈放射状展开，这样做是为了开发剧院前面的广场。更受欢迎的是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谷物市场，该建筑兴建于18世纪60年代，具有罗马风格，与位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苏瓦松宫位置上的竞技场平行。[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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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复古建筑的最大成果和杰作是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1744年，住在梅斯的路易十五重病初愈，发誓要重修残破的圣热纳维耶芙修道院。该修道院是存放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遗骨的地方，那里也安放着克洛维和墨洛温王朝其他统治者的遗体。新教堂由雅克·热尔曼·苏夫洛设计，他曾经是当年马里尼意大利文化之旅的随行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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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堂的奠基仪式在1764年举行，1773年完工。后来，它成为存放法国历史伟人遗骨的地方，改名为先贤祠。再后来，极少数伟大女性的遗体也存放在那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那里记载着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但是历代国王和王后的遗体并没有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安放，这正是1789年那场大革命的结果。为了使先贤祠交通便利，特地修建了现在巴黎第五区的索夫罗特街，该街道直通卢森堡公园。尽管新街道仅仅延伸到圣雅克街，但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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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城市结构中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对另一个重要王家工程的选址产生了影响，那就是路易十五宫，该宫殿是一个将君主家长制、壮观的纪念性和希腊—罗马风格融为一体的建筑。为了纪念路易十五在1740年至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胜利，城市管理部门提出要修建新的王室广场的计划。一些建筑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就建筑的位置和设计方法展开了讨论。一百多个申请人参与到该建筑的位置选择和设计之中，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富有想象力的建筑位置，包括西岱岛、市政厅广场，甚至有人荒唐至极地提议巴士底狱。所有这些待选的建筑位置绝大多数都将使市中心更加宽广，使巴黎中心地带交通更加便利。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困难，那些设计思路未被采纳。最后，国王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方案，他捐赠出位于巴黎西部、杜伊勒里花园末端的一块祖传土地。比起17世纪的孚日广场和旺多姆广场等王家广场来说，新建的路易十五广场（即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协和广场）为巴黎的城市更新所提供的空间要小得多。本来，该广场可以直通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是人们的娱乐场所，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纳伊的新桥。然而，由于护城河将它与香榭丽舍大街分开，广场被视为城市的外部边界，所以直通计划未能实现。有一名作家曾经这样描写该广场：“坐落于城边的广场花园似锦，绿树成荫，装饰典雅，成为一个舒适的乡村休闲地。”[191]由埃德梅·布沙东精心设计的路易十五骑马塑像矗立在广场中央（在大革命期间被毁掉），这个王权建筑具有一种深刻的含义：它表示国王对改进城市状况十分关注。18世纪80年代修建的路易十六大桥（即现在的协和大桥）将右岸的圣奥诺雷区和左岸的圣日耳曼区连接在一起，为巴黎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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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8世纪，圣奥诺雷区和圣日耳曼区是巴黎最时尚的地区，远远超过了时髦一时的马莱——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那里已经是过往烟云。尽管王室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凡尔赛宫，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繁荣表明，法兰西王国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也接受了巴黎人民的生活方式。出入宫廷当然是贵族地位的重要象征，但他们不久就发现王室生活是那么枯燥无味。那些曾经在凡尔赛宫出席国王仪式的贵族宠臣现在也离开凡尔赛转到了巴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对他们也无能为力。如同富有的穿袍贵族和金融家一样，佩剑贵族也在巴黎建立了私人官邸。穿袍贵族和金融家是当时在法律和行政部门工作的新兴阶级，而佩剑贵族是因军功获得爵位的旧式贵族。当时各个有产阶级之间相互通婚并在文化生活中共享利益，加之居住地比较靠近，使各界精英涌向巴黎成为一种趋势，而这两个近郊区为不同出身而又追求相同生活方式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相互结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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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府组织机构基本都在巴黎，这对于财富精英聚集首都也至关重要。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法国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外交部还没有迁到凡尔赛，即使此后这些机构迁到凡尔赛，但是财政部及其下属机构仍然留在巴黎。再者，巴黎仍然是国家司法和财政体系的中心。在精英阶层内部，控制巴黎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有坚固的根基，像财政部门的官员一样，他们喜欢巴黎而不是凡尔赛。负责间接税征收工作的农业部门官员的办公室就设在现在巴黎第一区的让—雅克·卢梭街，位于圣厄斯塔什教堂和旺多姆广场之间。但是，圣日耳曼区是旧贵族常去之地。在1789年，十分之九的农业部官员住在圣奥诺雷街及其附近。这一地区后来发展成巴黎的金融区，股票交易市场就在附近。另外，它也是一个文化机构云集的地区，那些金融界的精英以城市文化基调的设定者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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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年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只有圣日耳曼区和圣奥诺雷区是适合杰出人物居住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新住宅增加得如此之快，装点得如此豪华，有些简直可以说是宫殿了。”[192]这两个地区空气清新，可以修建花园，社会治安良好。左岸圣日耳曼区的那些与塞纳河平行的街道是发展的明显标志，依次可见的是波旁街、里尔街、德沃纳尔街、学院街以及南部稍远一点现在巴黎第六区至第七区的圣多米尼克街和格勒纳勒街。所有这些街道都保持着明显的18世纪街区建设的风格。在18世纪后期，时尚的圣日耳曼区开始向圣叙尔皮斯和奥德翁剧场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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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国王住在杜伊勒里宫，奥尔良公爵住在罗亚尔宫，结果吸引了众多的政治精英们来到附近的圣奥诺雷区居住。当时，在法国财政部任职的苏格兰投机商约翰·劳曾提出一个大量发行纸币来刺激商业繁荣的建议，尽管这个臭名昭著的“系统”在1721年可耻地破产，但是它开启了这一地区的主要建筑热潮。随着1739年至1767年运河工程和大排水沟工程的完成，这一建筑热潮顺利发展，[193]大排水沟延伸到北部，与巴黎的各条林荫大道平行，不仅排除了这里的臭气和疾病传染源，而且使这里的工作环境更加惬意。更多的人开始在圣奥诺雷街南面建造屋舍，从他们门前的花园出发，可以直接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例如，1718年至1722年建造的埃夫里克斯公馆在18世纪40年代成为国王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寓所，她在圣奥诺雷街开了一家奢侈的商店，在她的店里可以看到当时最好的丝绸、家具和服饰。埃夫里克斯公馆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爱丽舍宫。1871年以后，该宫殿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官邸。从现在巴黎第九区的昂坦马路到黎塞留街的西北地区是附近另一个受欢迎的地区。在摄政时期，曾经作为草场、奶制品厂、市场花园的这个地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金融家等富有阶级的美丽住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