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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穆夫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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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夫塔街上的储粪池叫“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那些老公寓装的都是蹲式厕所，每层楼楼梯边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凸起的鞋形踏脚，以防住户如厕时滑倒。这些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进储粪池，夜里再由唧筒抽到马拉的运粪车中。每到夏天，窗扇洞开，我们就会听到唧筒抽粪的声音，那臭气真让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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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段话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20世纪20年代对现在巴黎第五区穆夫塔街的描写，当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从中我们可能看出，对于居住在穆夫塔街上的劳动阶级来说，当时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多么缓慢。但是，这并不影响海明威对穆夫塔街本身的热情评价，他认为这条街道是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商业色彩在这一街道上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从21世纪的任何一本旅游指南中都可以看到这类说明，因此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条街道的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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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夫塔街的早期历史也有光辉的一页。这条街曾是罗马卢特提亚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从西岱岛小桥到今天的加兰德街、拉格兰街、莫伯尔广场、蒙田街、圣热纳维耶芙街、笛卡儿街，一直可以到达里昂和意大利。在塞纳河南大约一千米的地方，从墨洛温王朝时期开始就有一座圣梅达尔教堂，该教堂就坐落在穆夫塔街与海狸河交叉的位置上，那里人口不断增加，南部不远还有一块墓地。这个曾经比较繁华的地方在9世纪的时候被维京海盗夷为平地，后来曾一度得到重新开发，例如，圣梅达尔和南边不远的圣马塞尔都有很大发展。从12世纪开始，一些主要教会组织和上层人士开始涉足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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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明威描述的难闻气味一直在该地存在着。事实上，鞣皮场的气味直到十几年前才消失。词源学家告诉我们，穆夫塔这个名字来源于拉丁文Mon Cetardus，是一座坟丘，位于今天的意大利广场上。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研究早期巴黎的学者都认为，该词语事实上源于法语词mofette，意为“腐烂的臭味”。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海狸河附近的那些鞣皮场、淀粉场、染料场和屠宰场将穆夫塔街地区变得臭气熏天。但是，这些产业使那里的雇佣工人大为增加，穆夫塔街从此也开始成为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这条街道的分支也开始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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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期，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曾经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到该地区去，那肯定不是由于好奇，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历史遗迹，没有任何可以吸引我们的东西。”1724年，该地区被并入巴黎，带有令人厌恶的城市边缘地带的特征。巴尔扎克在几十年以后的评论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巴黎的各个地区中，这里是最为恐怖和不知名的了。”拉丁区的居民偶尔可能会到那里看一看，例如在16世纪，位于现在护城墙广场的松果酒店是拉伯雷、龙萨以及其他一些名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到了18世纪，这一地区以暴力和野蛮而闻名，所以梅西耶写道：“这里的人和塞纳河两岸文明的巴黎居民没有任何联系。”1561年，所谓的“圣梅达尔教堂的钟声”成为宗教战争早期的一场暴力冲突。当时，为了阻止外面的新教徒聆听其传道士布道，这座天主教教堂的敲钟人连续不断地敲钟，结果酿成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悲剧。18世纪20—30年代，该教堂的墓地成为詹森派歇斯底里发泄自己情感的地方。19世纪以后，这一地区的大众舞厅因怂恿街头斗殴和民众暴力而出名。此外，居住在穆夫塔街的人还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革命者的队伍中，后来，在1830年、1834年、1848年和1871年革命的内城街垒战中，也有他们的身影。1920年，乔治·杜亚美曾经这样评论说：“穆夫塔街有自己的习惯和规则，这些习惯和规则对旁边的蒙日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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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男爵及其助手通过大胆的城市化措施尽最大努力驯服了这一桀骜不驯的地区。尽管建立奥斯曼林荫道并将该街一分为二的计划无果而终，但是，蒙日街和克洛德·伯纳德街的建立还是缩小了邻近的穆夫塔地区的面积，并使更多的资产阶级人士进入该地区定居。穆夫塔街的一些小分支的发展倒是有一些影响，那些小分支现在已经变成了戈布兰路。尽管它的部分不卫生地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发展的对象，但是穆夫塔街仍然保持着它的大众性和乡土感。该地区住房低廉，因此吸引了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等许多穷困作家。奥威尔在1933年发表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呈现出穆夫塔街未曾暴露的一面。过去的政治激进主义正在走向衰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穆夫塔街最后的激进时期，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六八党人”控制这里并开始了一些地方工程，包括建在废旧公共汽车里的街道剧院等。但是，激进派的辉煌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正在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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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市场日益成为该地区引人注目的亮点。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作家乔治·杜亚美在《忏悔之夜》中将其比作北非或中东的露天市场。“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肉类、蔬菜和水果都可以在街上看到；还有法式糕点……胡萝卜堆成墙，马铃薯堆成山，卷心菜堆满地……”这是21世纪巴黎漫游者的确切描述，如同现在流行的寿司店、快餐店、网吧和其他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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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60年代卢梭写下了这些第一印象时，巴黎城市中的贫富差距已日益明显地摆在人们面前，但是，学者们对巴黎社会的不平等和人际关系冷漠的批判更为重要，卢梭是其中的主要角色。他的《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批判了社会发展和城市文化必然带来快乐的假设。在他的畅销书，如《新爱洛伊丝》和《爱弥儿》中，卢梭提出这样的观点：像巴黎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是文明的灯塔，不如说是“人间地狱”，不满和不幸由此而生。[219]当然，卢梭并不是攻击巴黎不和谐的城市生活的第一人，但是他以一种惊人的方式使批评具体化。人们读他的著作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地狱”中的居民成为卢梭最忠实的读者。在卢梭看来，是炫耀和享乐主义加剧了巴黎的贫困。一位评论者写道：“由于富有、享乐、快活和喜庆都是那样的卑鄙，人间天堂正在变成人间地狱，因为在那里除了对痛苦的可怕回忆以外他们一无所有。”[220]因此，旧制度的最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在人们向往世界大同和追求巴黎文明价值的热情中度过的，巴黎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十分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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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也有其黑暗的一面。该城市曾经发生过的最致命的危机似乎都已经结束，例如，1652年的鼠疫、1709年至1710年的大饥荒等，但是，贫困和失业尚在，巴黎这座消费城市消费的是穷人的生命。尽管平等主义者声称，按照当时的各种标准，只有三分之一的巴黎人被视为贫困，但是这个比例会急剧增长，因为1725年至1726年、1739年至1741年、1765年至1775年和1788年至1789年都发生了严重灾荒；1715年、1748年、1763年和1783年又由复员军人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巴黎出生的大多数婴儿被送到农村由那里的奶妈喂养；产期婴儿死亡率达到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都很正常。城里弃婴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调动相当数量的马车将这些弃婴运送出去，1740年运送了3150人。十几年后，被运送的弃婴人数翻了一番。勉强活下来的婴儿在三个月的时候又开始容易得病，主要是天花。天花是上个世纪流行鼠疫之后出现的最大流行病杀手。梅毒也对儿童构成严重威胁。婴儿往往在出生时就已经得了这两种灾难性的疾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卖淫和性病得不到控制。人们估计巴黎大约有两万多卖淫者，如果将临时卖淫者和商业妓女都包括在内，这个数字会更大。整个18世纪，巴黎的私生子女比例从以前的十一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一，可见未婚生育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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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死亡率高，尤其是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巴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实现，因此，巴黎需要周边地区大量的移民来补充人口。巴黎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来自外地。到18世纪80年代，每年大约有3500人涌入巴黎，主要是进入比较贫困的市郊，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农村伙伴的劳动网络，巴黎区域劳动的专门化由此开始形成。例如，利穆赞人主要是建筑工人，萨瓦人是运水工人，里昂人是石料粉碎工人。这些外来人口被巴黎人看成半开化的野蛮人，尽管1787年的一个外省人曾经明确地说，“巴黎人一点也不比外省人聪明”，[221]但是巴黎人并不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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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世纪，人们一直认为瘟疫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是从外部传到巴黎的。现在，到了巴黎从自身寻找疾病来源的时候了。与其说是移民导致某种疾病在巴黎流行，不如说是该城市自身的各方面条件太差了。医学工作者梅努雷·尚博尔曾经写道，巴黎就像“一个人们都在其中游泳的大脏水坑”。[222]另一个医生则认为，导致严重流行病发生的原因是巴黎附近有菜市场、古老的无辜者墓地和垃圾场。当时，社会医疗问题在贫困地区更为严峻，财政困难和用品欠缺使医疗人员很难提供相应的服务。约翰·劳改革的失败使当时许多医院的财政受到重创，慈善机构也因通货膨胀而朝不保夕。而作为巴黎主要医疗单位的主宫医院当时声名狼藉。据说，该医院在一个床位上安排四至六个病人，进入该医院的人有四分之一会死掉，而且经常是在入院后染病身亡。可见，对穷人的关怀已经迫在眉睫。意大利作家维多里奥·阿尔费耶里曾经说，进入巴黎就像“被塞进恶臭的下水道”一样难以忍受。[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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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巴黎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流行病起因日益严重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程，尤其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更为突出。一个医疗团体呼吁，必须改善城市的卫生条件，空气必须净化，道路应该整修，障碍物需要清除，水供应亟待提高，而且必须向污染宣战。卫生运动与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要使城市居民更加富有的愿望紧密相连，改革运动中还包含着一些艺术成分。哲学家伏尔泰是“美化城市运动”的代言人，尽管当时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的思想尚未出现。在1749年的《美化巴黎》中，伏尔泰将人类学、卫生学和实用性融入城市美化的理念之中。国王、财政人员和市政当局都曾经由于未能将城市改造得“尽可能便利而且壮观”而遭到严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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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比羞耻地目睹着那些狭窄街道上的市场展示肮脏、传染疾病、导致混乱……我们需要重开市场，修复喷泉，整顿秩序，革新剧院。我们必须加宽街道，清理街道上的垃圾，将巴黎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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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这段话表现了他的一种愿望，一种希望那些被巴黎城中层层障碍所阻隔的“宏伟”更好地再现的愿望，一种重现启蒙运动时代理念和路易十四时代古典主义建筑宏伟风貌的愿望。伏尔泰积极主张街道改造运动还与加强巴黎城市空气清洁和流通相关，这正是医生们所关注的城市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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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街道的特殊关心是那场改革运动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在路易十四时代，菲尔蒂埃尔词典用极为简单的功能性术语将“街道”定义为“房子之间的、供众人通过的地方”。[225]现在，人们对街道的认识不断提高，认识到街道是塑造城市卫生、美观和实用环境的关键。参观者和游客仍然震惊于巴黎人从窗口将排泄物倾倒到过路人头上的行为，但警方对滋事、堆放障碍物、照明的管理日益严格。在1700年，巴黎街道是每周一次，现在是每天一次清理垃圾。18世纪50至60年代，城市中的大部分垃圾被运到城外的指定地点。后来又采取了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措施。尽管人行道的路面铺设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毕竟开始了。下一个工作是将过去建立在桥上的房屋搬迁走。1718年，西岱岛小桥上的一场大火使该桥上的四所房屋荡然无存。在1789年革命前夕，一本小册子的作家在对当地死者的详细记载进行调查后宣称，通风降低了桥梁地区的死亡率，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拯救了两万人的生命。于是政府规定，不允许在桥上修建任何房屋。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桥上已有的房屋都要拆除。早在18世纪60年代，巴黎就开始注意码头和河堤的建设，包括拆毁那些地方的简陋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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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改革者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处理城市中众多的病人和病死者的尸体。1772年，主宫医院大火引发了一系列旨在将该医疗机构从市中心搬到更加卫生的环境中的调查，但是无果而终，死亡率继续居高不下。重要的是，在改善医疗的努力中，改革者试图避开如何改革主宫医院的问题，而是走另一条路。从1778年到1788年间，巴黎又兴建了十几家小医院，每家都有100张左右的病床。建立更多的医疗机构并使之成为“治疗机器”[226]而不是寻找病源，似乎是一个更为可取的举措。在众多的努力中，将病人尸体转移到城市边缘地区的努力最为成功。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巴黎禁止将尸体埋在教堂，教堂越来越被认为是传染疾病的根源。建筑师、城市理论家帕特非常强烈地主张根据卫生学和美学的标准对所有哥特式教堂（如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进行一次实质性筛选。结果有些教堂保存了下来，但是，古老的无辜者墓地并没有幸免。在一场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之后，该墓地在1780年被禁止使用。从1786年开始，那里遗留下来的尸骨全部被送到城南新建的伊索尔墓地，那是一处地下墓穴，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十四区。[227]腾空的原址成为一个与巴黎中央市场相连的蔬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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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用性与卫生性相结合的特点，此时的巴黎特别注重街道的宽度和房屋的高度。18世纪60年代后，新街道建设掀起狂潮，建设法规越来越多地坚持保证道路的宽度问题。街道加宽不仅有利于保持路面清洁，而且可以像伏尔泰倡导的那样，使房屋之间的空间更为宽阔。成功的实践被编入1783年至1784年的建设法规。至少在理论上，房子的高度应与道路的宽度相匹配。当时规定：木制房屋不得高于48英尺，街宽介于24—29英尺之间；石制房屋的高度限制在60英尺以内，街宽介于30—45英尺之间。这些规定后来又经过不断地重新制定和应用，对巴黎城市的外观产生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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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巴黎城市风貌的发展是由私人企业家、天主教教会当局、巴黎高等法院和巴黎市政府共同考虑的问题，但是市政府越来越居于支配地位。法国的各位国王对首都建设问题的态度反复无常，正如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那样，[228]但无论如何，国王们都希望巴黎的外表能够更多地体现王权，印证王家在18世纪初曾经采取措施为巴黎人民造福。王室希望市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不能容忍它自行其是。当时，巴黎城市的财政事务在财务总监的直接控制之下。那时的巴黎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长，商人市长由城市的各个部门每两年选举一次，而候选人通常是由国王提出的。这些市长及其手下官员们在政治上无所事事，经济上却花天酒地，因此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229]实际上，他们的享受也开始受到限制，从18世纪60年代起，国王采取措施减少政府官员所享有的服饰礼仪开支的权力，例如，市政预算不得包括市政选举之后的宴会开支、车辆开支、购买长袍的开支甚至庆典警卫的制服。从1768年开始，沿袭已久的在市政厅广场举行圣约翰之夜仲夏篝火的活动被取消了。看起来，巴黎人民参加的庆典活动只能是由王室而非市政部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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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年建立的警察总署成为国王反对市政府的仪式荣誉和政治权威的主要角色。[230]由国王任命的警察总监负责城市的警备，这个词后来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警察，甚至具有某种引申意义的理解。警察官员吉约特宣称，现在的警察已经不会再通过无数禁令“将社会变成修道院”，而主要是冷静、理性地管理社会，并通过“关注市民既不放心又感到不适的大量细节问题”来推动城市文明生活的发展。[231]公共秩序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巴黎街道通常被视为是安全的（交通除外）：警察在18世纪50年代粉碎了最后一个重大犯罪团伙后，他们最为关注的食品骚乱也基本不再发生了。巴黎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还负责管理食品供应、商店和市场、印刷和书籍交易、监督陌生人员、道路维修、慈善活动以及许多其他事务。在勒努瓦总监执掌权力的1775年至1786年间，警察总署在诸如道路清洁、照明、紧急服务、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方面消耗了五分之一的开支和总署的四分之一警力。此时，城市工作的负责人是警察总监而不是城市长老。例如，在旧制度的最后二十年，警察总署的职权范围扩大到管理慈善机构，为患梅毒的婴儿建立医院和为穷人建立慈善性当铺等许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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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做法没有使王权得到他们所期望的意识形态上的信誉。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不能展示他们个人对于巴黎已经兴起并存在的世界主义文化的兴趣，他们更热衷于凡尔赛的秘密仪式；第二，巴黎城市的许多“进步”工作明显都是在牺牲了市民利益的前提下取得的，例如，拆除桥梁上的房屋和清除无辜者墓地的贫民窟确实为清洁巴黎做出了贡献，但是毫无疑问，同时也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第三，那些代表王室利益并在巴黎为国王做事的人给国王招致许多不满，例如，尽管警察总监也曾经扮演过仁慈的角色，但人们还是认为他是邪恶的和专横的，他掌控着大批的警察、情报人员和间谍以及各种监察人员——并被普遍认为是该市的副市长。勒努瓦本人曾经抱怨他该管的事情太多了，“我相信，巴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在警察总署的掌控之中”。[232]这种自信可能是一种威慑，但也可能是一种愤怒和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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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的那些机构不是简单地不关心巴黎人民的安危，实际上是在给巴黎人民造孽，这种思想在1789年大革命前的几十年中甚嚣尘上，这使旧制度忐忑不安。平民阶层日益壮大，更加开放的思想倾向，以及巴黎城市平等主义的思潮，其中越来越多的是反抗，都使波旁王朝面临着一种选择。尽管政府把福利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但国王和他的廷臣给人们的总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政治印象，而对大众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私人享乐没有任何积极性。那些出身于古老家族的宫廷权贵完全致力于自己的商业利益。由于有王权保证和特权在身，他们的利益得以先在巴黎协商，然后再由凡尔赛盖章，从而得到保障，这逐渐引起了民众的注意。看来问题是难以逆转的，甚至巴黎市长在1787年也评论说：“舆论的确在不加选择地谴责一切哪怕是最轻微的特权，但民众的看法绝不是一种偏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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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在巴黎当王室园艺顾问的苏格兰人托马斯·布雷克后来写道：“当时人们对王室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无礼。”[234]流言蜚语、议论和对特权的攻击，不论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途径都已经被媒体曝光。越来越以巴黎人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自居的巴黎高等法院频繁发难，抨击不断被提及的“大臣独裁”。地方法官鼓励巴黎人民相信，那些最令人痛恨的人终将会被赶出凡尔赛。他们指责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卡隆简直就是个骗子，为了他的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他操纵股票市场，一手制造了1785年至1787年的股票危机。该大臣还卷入了由城市水供应问题所引起的严重政治冲突中。在这个问题上，由商人和政界人士达成的两项书面协定被看成赤裸裸的以巴黎人民为代价而谋取一己之利，而且警察总监和许多王室大臣也参加了协议的签订。在面对“一家公司向我们出卖塞纳河水”时，梅西耶不无惊叹地说：“在这座离奇的城市里，还有什么不会被出售？”[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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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政治体制中的道德沦丧和腐朽堕落之风日益影响到王室家族。18世纪70年代，反奥地利王室派曾经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说国王阳痿，王后滥交。到18世纪80年代，这些指责已经在巴黎乃至全国广泛流传。1786年，巴黎人公开支持巴黎高等法院在著名的“钻石项链事件”中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裁定，看起来这足以证明王后放荡的性行为。[236]主管粮食贸易的监察官——曾经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遏制了饥荒威胁的人——每当面包价格上涨时都备受质疑。尽管国王地位崇高，但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被指控卷入了所谓“灾荒协议”之中，当粮食价格上涨引起普遍饥饿和痛苦时，国王及其廷臣和金融家却大发其财。由此推论，王室所进行的“城市建设”和1760年后出现的建筑狂潮都被视为局部的、自私的和反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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