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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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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8 在拿破仑与波拿巴之间（1815—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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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5年拿破仑下台到1851年波拿巴上台，这段时间是波拿巴家族的空位期。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后的三个政权：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复辟王朝、1830年至1848年的七月王朝和1848年至1852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上台伊始都乐观地自认为可以长治久安。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波拿巴家族将会卷土重来。巴黎人对于拿破仑1821年死于流放地圣赫勒拿岛这件事淡然处之，尽管有关拿破仑的种种传说不绝于耳，但几乎没有人想到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家族的路易·波拿巴亲王会成为窥视王位者。路易·波拿巴令人厌烦的外表及其复杂而又怪异的思想使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客。1836年和1840年，他曾经两次试图夺取政权失败，波拿巴家族重新在法国崛起的企图也多少损害了路易·波拿巴的声誉。然而，令巴黎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在1848年选举中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在1851年发动政变并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在1852年则登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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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即将看到，[262]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将重振拿破仑一世的雄威，在巴黎重建波拿巴王朝统治。与之相反，在两个拿破仑之间的各个政权对首都巴黎都既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细致的安排。拿破仑的“百日王朝”重建波拿巴家族统治以后，外国军队被赶出了法国。在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记述中，1815年时巴黎人嘲弄路易十八是“英国人手下的行政长官”“唯命是从的路易”。[263]但是，尽管其开局惨淡，但路易十八赢得了大众的欢迎，因为他的统治是在一个温和的宪章之下进行的，并使巴黎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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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国际争端的平息迫使法国将自己的边界恢复到1792年的原状。路易十八也不得不同意将拿破仑一世从外国抢劫来并装饰了巴黎的许多艺术品物归原主，如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抢来的铜马。巴黎不再是拿破仑寻求的帝国首都。路易十八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巴黎重新成为王家的巴黎？他决定拒绝把宫廷设在凡尔赛这个波旁王朝的统治中心，这是一个勇敢的举措。他在杜伊勒里宫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就睡在拿破仑曾经睡过的床上。尽管他在对外交往中注重礼仪上的热情好客，这种热情又让人觉得僵硬又笨拙，但复辟王朝还是开始打破旧制度下巴黎精英们与外国之间的隔阂。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的“全巴黎”这个词是巴黎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相互融合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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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12月15日，拿破仑的遗体迁入荣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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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算巴黎革命罪行的问题上，路易十八也奉行比较缓和的政策，在对自己的兄嫂被处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在回到巴黎后所做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到巴黎第八区安茹街的公共墓地去找回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的遗体。作家和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在1789年革命前夕访问凡尔赛宫的时候曾经得到安托瓦内特王后的赞许。作为一位作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经历，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这个悲痛的时刻认出了王后的头盖骨。[264]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圣德尼修道院，那里正在重新成为这个古老王朝的新墓地。虽然路易十六以前的王室成员遗体在革命期间曾经被从修道院迁移到公共墓地，但古文物学家亚历山大·勒努瓦还是保留了不少圣德尼葬礼纪念碑，并将这些纪念碑放在了巴黎第六区波拿巴街上古老的小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博物馆里，这些纪念碑现在也都被移放到了圣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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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八命令，在原来王家休息处的旧址修建一座“赎罪堂”，赎罪堂里安放了革命期间被革命法庭处死者的遗体。在西岱岛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还建立了一些纪念碑，那所监狱在1793年曾经关押过安托瓦内特王后，在皮克普斯公园还为其他一些在恐怖时期的遇难者建立了纪念碑。[265]另外，国王还命令，先贤祠重新作为安葬法国伟大人物的教堂，而不再是革命时期世俗的伟人纪念馆；在18世纪90年代被熔化后铸成大炮的王家骑士雕像也被重新塑造出来；1818年，亨利四世和著名的“铜马”也在新桥重新出现；1822年在胜利广场重新竖立了路易十四像。1829年，路易十三像被重新安放在孚日广场（如今再次改名为王家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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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象征王室的白色旗帜和王家军服随处可见，这使得对一些地方重新命名具有了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复辟的波旁王朝要使巴黎这个首都城市“王家化”。许多更为奇特的革命名字已经被拿破仑改了。协和广场现在被重新命名为路易十五广场。附近被重新命名的还有：协和街改为王家街，1792年至1814年间的蒂永维尔街改为王子街，铸币厂河堤改为孔代河堤。这些地方在1830年以后又都恢复了复辟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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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志化地重占巴黎的过程中，路易十八并没有像一些极端保王主义者所希望的走得那么远。他认为，过分强调巴黎给予王室的补偿定将遭到多数市民的反对，并引起人们对王室的不满。但是他特别强调，必须恢复天主教作为巴黎人品行端正的衡量标准。事实上，一些宗教仪式和公共祈祷的街头活动在巴黎的精神复兴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一些新教堂开始兴建，特别是在城市边缘时髦漂亮的地方，如1822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二区的圣母领报教堂、1823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洛雷特圣母院和1826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圣礼圣德尼教堂。[266]1830年，一个名叫凯瑟琳·拉布利的“仁慈之女”宣称，她曾经在其母亲住所的礼拜堂里见过圣母，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七区的巴克街。不久，类似的圣迹在整个巴黎乃至其他地方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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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王朝复兴宗教的做法使巴黎那些本来中立于天主教和怀疑“王权加圣坛”统治模式的人极其愤慨。更为重要的是，自从复辟王朝不再实行最初的宽容政策以后，首都的政治分化日益严重。1820年路易十八的侄子贝里公爵被暗杀，在这种情况下，阿图瓦伯爵又促使国王采取更为过激的政策。阿图瓦伯爵是路易十八的弟弟、王位继承人，在他继承路易十八王位后，那些同情逃亡贵族和教会的极端政策比其前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图瓦伯爵即查理十世，1824年至1830年在位，他成为法国与“国王病”有关联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十世在位时采取了反对新闻自由和立宪的政策，因此1830年在巴黎引起三天暴乱，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光荣的三天”，即1830年7月27日至29日，最后查理十世被推翻。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暴乱者摧毁了遍布巴黎城的波旁王朝的象征，这些象征曾经是该王朝试图使巴黎这个革命的首都“王家化”的重要手段。王家军队遭受攻击，人们设置了街垒，以防王家军队控制街道，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均遭到抢劫。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波旁王朝的白色国旗就都被换成了三色旗，在商店前台摆放的王家军服因停止出售而被撤下，贵族馆舍遭到攻击，市内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也被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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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纪念1830年革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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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暴乱者试图消除巴黎城市的王家标记，但是“光荣的三天”既没有造就心惊胆战的资产阶级所期待的共和，也没有复辟拿破仑政权。一些精英人物在市政厅进行政治谋划，拉法耶特深思熟虑地准备使1789年革命重演，他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自卫军司令（国民自卫军在1827年曾因难以管教而解散）。结果是使王朝以一个新国王上台的方式继续存在，“七月王朝”的王冠被呈给了奥尔良公爵，他欣然接受。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奥尔良家族就在巴黎争取得到支持。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既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国王，也是最后一个国王。路易—菲利普是菲利普—平等的长子，后者被称为“革命公爵”，因为他曾经使自己的住宅罗亚尔宫变成激进主义的温床，并投票赞同处死路易十六。路易—菲利普本人在1793年恐怖时代逃亡国外，在那以前曾经参加过共和军的不同部队，1815年以后搬回罗亚尔宫居住。做了新国王以后，路易—菲利普放弃了祖先长期居住的罗亚尔宫，居住在杜伊勒里宫。其实，这座宫殿当时条件不是很好，一些基本设施（如自来水）也直到1848年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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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荣的三天”里，巴黎使法国换了政府，而巴黎本身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只有600个暴乱者和150个士兵在动乱中死亡。巴黎由于帮助路易—菲利普上台而得到王室的青睐，这种说法有下面的事实为证：新国王宣布巴黎是“我的故乡”，他封自己的第一个孙子为巴黎伯爵，他保留国民自卫军，他住在杜伊勒里宫，他经常胳膊上挂着雨伞在街上漫步。早在1830年权力归属谈判的时候拉法耶特就告诉路易—菲利普：“现在，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受欢迎的国王，这个国王应该是在共和制度之中的。”[267]因此，路易—菲利普实行了更为自由的宪法，并尽量培养自己良好的形象。他拒绝参加任何“王权加圣坛”统治模式的活动，以表示自己不热衷于复辟旧王朝。为了证明这一点，查理十世街被改为拉法耶特街；旧有的王室家族被遣散；国王招摇地拒绝参加每星期日的公共弥撒；巴黎的公众宗教仪式被禁止；王家庆典仪式变成为世俗式的，并且在大众场合举行。例如，在1840年纪念“光荣的三天”的活动中，国王在讲话中盛赞了七月战士在巴士底广场的英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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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温和的政治宣言一样，七月王朝在对待巴黎的公共纪念性建筑上也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在纪念性建筑问题上，七月王朝主要不是创建，而是进一步完成。在它的主要成就中，绝大多数是继续前人没有完成的工程，因为自1789年以来，许多正在建设中的纪念性建筑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些没有完工的建筑全都在巴黎的西半部。例如，1842年完工的位于巴黎第八区的圣玛德莱娜教堂就是从路易十五时期开始修建的，新希腊风格的殿堂式交易市场则是从1827年开始兴建的。在七月王朝时期进一步兴建和完成的建筑还有1836年完工的星形广场凯旋门和协和广场。1836年还完成了一大景观，在路易十五骑士雕像旧址上的卢克索石柱是公元前13世纪的作品，它成为千年以来巴黎最古老的建筑。另外，前政权还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在1829年作为外交礼品送给查理十世的一座方尖碑。当时巴黎著名的纪念性建筑都是王朝政府重地，例如，在现在巴黎第七区重新修建的波旁宫是众议院的所在地，第五区的卢森堡宫是参议院所在地，第四区的市政厅是巴黎市政府所在地，西岱岛是司法宫所在地，第五区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在1830年成为纪念法国伟大人物的先贤祠。巴黎用来修建教堂和恢复1789年革命期间作为国家财产被拍卖了的教会建筑的经费预算也很可观。第五区的穷人圣尤利安教堂在1826年曾经被用来当作仓库，第一区的圣礼拜堂则被用来储藏面粉，1837年才重新作为祈祷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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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巴黎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决定把拿破仑的遗体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1823年，拉斯卡斯发表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该书使人们对拿破仑的评价更为褒扬。在当时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拿破仑在巴黎下层工人中间很有声望，因为那些工人认为拿破仑皇帝为他们提供了工作、面包和娱乐。经过与英国政府几年的磋商，1840年，拿破仑的遗体终于运回了法国，历经海洋和陆地的长途跋涉之后，运送皇帝遗体的灵车在1840年12月15日经过巴黎漫长而又寒冷的街道。灵车是由设计师亨利·拉布鲁斯特设计的，豪华的装饰高8米，宽4米。灵车从星形广场凯旋门下经过，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来到遗体安葬地荣军院。沿途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观看了这一壮丽的场面。雨果曾经写道：“当时，就好像整个巴黎城的人都来到城市这半边，犹如把花瓶倾斜后里面的水都淌到花瓶一侧。”[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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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七月王朝以前的各个政权相比，路易—菲利普采取的温和政策有增无减。路易—菲利普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毫无自信，小到巴黎，大到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他都心怀疑虑。路易—菲利普以前的政权留下的大量纪念性建筑似乎使他也有了标志化首都的同样感觉。但是，路易—菲利普十分清楚，政治运动余党的煽动活动目前还在攻击以前那些政权，因此自己应该引以为戒。英国作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里在1840年拿破仑遗体运回的时候就在巴黎。他写道：“在安葬仪式过程中，‘皇帝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这同时预示着对路易—菲利普的轻蔑。”[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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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做出最大努力，路易—菲利普在巴黎还是命途多舛。他先后六次遭人刺杀，也成为讽刺作品描绘的对象。谋杀不仅仅来自投石器和弓箭，还有意外。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就死于交通肇事。当时，巴黎平均每年有20起交通事故发生。巴黎人讽刺地说，国王的钱主要花在枫丹白露、贡比涅、圣克卢、纳伊以及凡尔赛，而不是巴黎。路易—菲利普在凡尔赛宫投入大量资金，把那里建成了法国历史博物馆，普遍认为这是他不受法国人欢迎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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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从1830年政权更迭中看到的主要是巴黎人民的力量和精神，巴黎人民的行动被认为是革命代言人能力的再现，而奥尔良公爵的重要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巴黎展现的一个奇特且令人意想不到的特点是，巴黎本身竟然有其性别变化，即从女性巴黎到男性巴黎的变化。巴黎曾经长期被寓言般地拟人化，被认为是女性。[270]例如，在883年，修道士编年史学家阿博曾经称巴黎为“诸城中的女王”；在16世纪宗教战争的高峰时期，蒙田曾经宣称，他只爱巴黎“她一个”。比起其他文学流派，19世纪早期法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更加喜欢把巴黎人性化，他们对巴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形容和描绘。1828年，雨果曾经把巴黎想象为一个“女巨人”，但是到了1831年，他又赞扬巴黎是一个“男巨人”。[271]这可能是因为1830年革命展现出巴黎并不是一个柔弱女子。女性“群体”现在转变成为男性“人民”。因此，巴黎的左派人士通常积极赞扬并神化巴黎是一个威严的“英雄”、“角斗士”、“战士”、“哨兵”和“斗牛士”。虽然巴黎的右派人士侮辱性地说巴黎是丑陋的巴比伦娼妓，但现在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巴黎是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因为他们说巴黎是一个“暴君”、“总督”、“暴发户”、“乞丐”、“杀人犯”或者是一个“骗子”、“小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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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7月28日，朱塞佩·菲埃希试图刺杀路易—菲利普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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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黎比起来，路易—菲利普是一个渺小而又荒唐的形象。具体说来，当我们将其视为一个集体特征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路易—菲利普试图把巴黎控制在自己手中，结果使自己更加不受欢迎。七月王朝政府不愿意审判查理十世时期的官员，结果在首都引起轩然大波，激进组织以新自由观重新形成。当时，波旁王朝的支持者做出一个挑衅性决定，他们要在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为贝里公爵举行被暗杀周年纪念活动，结果导致该教堂被反教会的无套裤汉的后代抢劫并烧毁。虽然1832年发生的流行性霍乱使事件平息，但1833年和1834年还是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对抗行为。在1834年那场被称为“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的可怕事件中，政府军对暴乱者和旁观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如果说普遍暴乱在30年代中期被镇压下去了，那么它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最终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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