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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特朗斯诺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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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岁那年的某一天，站在特朗斯诺南街上的一个杂货店门前，他目睹了那些士兵端着的步枪刺刀上沾满了鲜血，枪托上沾满了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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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对1834年4月12日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后悲惨景象的生动描写，摘自福楼拜1869年发表的小说《情感教育》。那次大屠杀使人们回想起巴黎“稳定”了一段时间后，“人权协会”与里昂丝绸工人起义的后果。当时，在塞纳河右岸的圣德尼街、圣马丁街和博堡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街垒，那里距离1830年革命发生的地区很远。在七月王朝统治期间，巴黎下层工人的生活因为霍乱而十分困难，石匠马丁·纳多后来回忆说：“人们全都对政府做出的承诺感到失望和愤怒。”那些街垒是巴黎人民反抗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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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类似事件一样，国民自卫军在路易—菲利普的命令下非常不情愿地来到那个地区，并带着同情起义者的心态在那里待了好几天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据说有一个狙击手从靠近最高、最显眼的街垒的一座房屋——特朗斯诺南街12号楼——向政府军开枪。于是，比若将军命令部队进入那座建筑（后来比若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他们打开楼门，开始向居民开枪，尽管有些士兵没有向人群射击，但还是有12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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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起义几乎马上就停止了，但是这一事件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政府解释说，是武装分子首先向政府军开枪的，政府军不得不采取自卫的行动，但在报纸上发表的大量目击者的说法与政府的说法完全不同。几个月后，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发表了一幅著名的石版画，画面上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子穿着睡衣，戴着睡帽，死在一个幼小儿童的尸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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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暴行中，市民与军队的力量对比可谓天地之差。那次大屠杀不仅使左派感到震惊，甚至在比若的军队内部也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给他的部队起了一个外号叫“特朗斯诺南街屠夫”。有时，其他部队都躲着他的部队走。福楼拜认为，那次事件已经成为一种城市传奇故事被流传。司汤达在其小说《吕西安·娄凡》中说，在该小说主人公到达现场时，被打死的人的血还是热的。该小说在他1842年逝世时还没有写完。那次大屠杀使司汤达猛烈抨击了那种试图依靠军事生涯成为英雄的思想。雨果在1862年发表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以及此前发表的大量小说都是以那些起义事件为背景的。在《悲惨世界》中，年轻的格夫罗舍惨死在街垒上的情景刻画了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引发的强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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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发生在巴黎老城区里一个动乱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一种早已经形成了的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那里同时也是这座古老城市中最贫穷的地方。奥斯曼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那里旧房屋的时候，似乎既要解决激进主义问题，又要解决贫穷问题。结果在那拥挤的居民住宅区建设了许多笔直宽阔的街和马路。从特朗斯诺南街向北是博堡街，这两条街道被重新调整并拓宽。同时，在那里还新建了一个十字形的图比哥街，被拆除的还有沿途的一些商场和共和广场。奥斯曼借机将特朗斯诺南街合并到博堡街，力图消除巴黎工人阶级记忆中那个巴黎地图上的敏感名字。现在博堡街79号的一个旧街牌和几所房屋就是特朗斯诺南街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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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消失了，那么这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对街道的重新命名，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巴黎的激进传统必将导致更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一点在不久后发生的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镇压就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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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三天”和19世纪30年代早期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重建了巴黎在世界范围内的名望，因为革命是以社会进步的名义发生的。不论是善良还是罪恶，巴黎似乎成为革命的化身，一个不可抗拒的精神动力源泉。奥古斯特·巴赞在1833年把“暴乱”这个词定义为：“几乎是我们必须呼吸的自由空气中反复出现的骚乱，我们把这种骚乱吸进肺部，带着它行走在街道上，带着它进入梦乡。”[272]在巴黎土生土长的激进派中，突出代表是拉丁区的那些学生，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简朴、热望、浪漫、轻佻等），在亨利·米尔热1851年发表的小说《放荡形骸》中被称赞地展现出来。在政治流亡者中，每一个潜在的革命者都把巴黎作为自己的祖国。卡尔·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5年间曾经居住在巴黎，他正是在巴黎罗亚尔宫的一个咖啡馆里遇见了终身同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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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们赞扬或者谴责巴黎是政治动乱传统的载体，同时，当代的一些其他人则认为，巴黎是真正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这一形象在巴黎可以清楚地见到。在巴尔扎克看来，巴黎是“世界的首领，天才的头脑，文明的领袖，最值得崇拜的故土”。[273]巴黎还以其名望成为思想和艺术的中流砥柱。1815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时代精英的艺术品买卖，使巴黎变成了欧洲艺术品交易中心。尽管失去了许多珍宝，但卢浮宫仍旧保存有世界上最知名的艺术珍品。同时，那里的美术陈列馆也展出一些新作品。当时，巴黎还取代维也纳成为世界音乐之都，吸引了欧洲众多最杰出的作曲家。在欧洲，法语以其传统名望成为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用语，巴黎的文化生活同样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各时期的法国政府都为科研机构提供资金，如自然历史博物馆、国立综合理工学院、法兰西学院、路桥学院、艺术工艺学院以及巴黎那些忙于现代医疗科学发明的医疗机构等。巴黎还成为所有年轻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向往和追求的地方。巴黎是一个人人都识字的地方，据说，有位访问者见到一个车夫在阅读古罗马著名诗人奥拉斯用拉丁文写的诗歌。[274]另外，巴黎便宜的书刊、繁荣的出版业和繁忙的邮政业也向来访者展现了公共事业的发达。巴黎人口占法国人口总数的3.2%，但每天收发的信件数量占全国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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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最吸引人的地方要数呈现给步行者和过路人的明快的城市风光。1846年的一本《旅游指南》描绘巴黎是“欧洲的心脏，文明的首都”。[275]类似的指南向读者提供人们津津乐道的巴黎万花筒般的城市地形图：赛马用的“练兵场”，动物格斗用的“搏斗场”（包括以老鼠为靶子的射飞镖游戏），最好玩的去处是专设剧场、咖啡店、舞厅、饭馆、赌场和高级妓院一条街，还有适合休闲散步和举行庆祝活动的蒂沃里花园，法语叫“花房”，等等。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专门场所和用地，如供露天演剧和跳舞的地方、露天娱乐活动的地方、放焰火的地方、举行阅兵式的地方、狂欢节狂欢的地方以及演木偶戏和举行假面舞会的地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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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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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在马路上，人行道上，花园里，广场上，码头上，桥上桥下，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或动物，各式各样的车或船在走、跑、徘徊或游动。巴黎的空气在颤抖，那里突发的和不断的声音几乎撕开了巴黎的天空，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发出巨大而又奇怪的声音，转眼又突然消失了。巴黎的街道上总是有杂乱的声音，铺设马路的石头碰撞声和抱怨声、砸碎石头的响声或刺耳的嘶嘶声等随时都可以听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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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科夫斯基把他描绘巴黎城市的文章命名为“大都市地面上的生理考察”。生理学成为19世纪20至30年代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法国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1782年至1788年发表的《巴黎的景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生理学体裁杰作。《巴黎的景象》是一部多卷本古典小说，其中有一卷名为“漫游者”，作品将巴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放在同一个“漫游者”的视角中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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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漫游者是指那些游览巴黎以体验城市风光的人。漫游者是一个典型，因此也成为19世纪早期巴黎文化的一个突出形象。漫游者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体会城市人群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经历，见到酒馆就会进去喝一杯，按照巴赞的说法，漫游者“是整个巴黎仅有的、真正的权威”。他认为这是“一种室外生活，是一个敞开的空间，一个交往的机会，一个相互评论和祝愿的时刻，一个流动的社会”。[277]这个城市人群没有等级差别，是一个践行民主经历的地方。它给街道生活一种活力，使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放荡”。[278]如果说一个真正的漫游者就是一种留恋不舍的享乐主义者，那么这个漫游者也正是在寻求体验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新现象。巴尔扎克曾经自言自语地说：“啊，在可爱又令人高兴的巴黎散步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个漫游者是一种科学的存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饱眼福。”[279]当然，漫游者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方式，巴尔扎克还试图深入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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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令人激动的、神秘的个性化的整体，巴黎现象的更新在诗作、政治宣传、旅游指南、漫游者的探究和无数的生理和生理学体裁作品中得到发掘。但是摄影技术的发明告诉人们，对巴黎的科学理解只有从摄影作品中才能真正实现。1838年，立体布景制作人和视觉艺术大师路易·达盖尔在他的工作室鸟瞰巴黎第三区的圣殿街，第一次得到了巴黎的照片，这种照相方法后来被称为“达盖尔银版照相法”。在此后一年里，天文学家阿拉戈重新解释了这一发现对科学界的重要意义。在此后几十年间，巴黎成为摄影方法先进性的实验室。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巴黎才可能拥有其早期的一些照片，包括巴黎的那些纪念性建筑、街道和不起眼的小人物——长途旅行者、手风琴演奏者以及卖雨伞者等，这比其他城市来说要早很多。亨利希·海涅在其《卢提斯》一书中认为：“正是摄影艺术为城市分析家对漫游者的认识提供了支持，达盖尔照相法再现了巴黎上下两层各界的人物，我的《卢提斯人的来信》就是一部有关照相史每天如何描述它自己的作品。”[280]照相机被誉为“城市的眼睛”并不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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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透过城市生活经历的表面记录来探求对城市生活深层次的理解，也会觉得是对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一种复活。杜洛尔的《巴黎史》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新教政治家基佐在1822年兴建的巴黎文献学院为档案整理和保护做出了贡献。1834年，法国考古学会建立。这个时期，保护主义者游说团体也出现了，蒙塔朗贝尔、普罗斯佩·梅里美和雨果等著名作家都成为其成员。雨果在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引起了对过去人们不注意的巴黎中心或者说那些被新建筑遮挡的中世纪遗产的兴趣。大量社会调查作品的出现也成为证据。还有一个重要事件是1829年《医学卫生年鉴》的创立，该年鉴为那些寻求捕捉疾病、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社会改革家们提供了阵地。政治上更为激进的观点则是由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勃朗、蒲鲁东和布朗基所提出的。政治激进观点的主题在侦探小说的基本形式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巴尔扎克和埃德加·爱伦·坡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在他们的笔下，熟练的侦探把巴黎深层次的东西揭露出来。在其小说《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同样以出神入化的手法把探索巴黎出现的追求控制权的斗争体现出来。在小说的结尾，巴尔扎克让他那省悟了的男主角拉斯蒂涅望着脚下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对巴黎说：“现在咱们来较量一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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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维克多·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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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回忆说：1885年举行的维克多·雨果的国葬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第一件事，当时我八岁”。作家儒勒·罗曼还不能说他有这个记忆，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六个月的没有出生的胎儿，但是他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所有维克多·雨果下葬时在场的人都记得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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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的国葬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下王室葬礼的方式，有些方面则是在18世纪90年代第一共和国时期发展而来的民间仪式。第一，这种葬礼必须是为一个“伟大人物”而举行的，并且这个伟大人物必须是男性；第二，对伟大的理解有多种角度，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第三共和国的国葬记录中最多。例如，1882年的路易·勃朗，1882年的莱昂·米歇尔·甘必大，1893年的儒勒·费里，1899年的费利克斯·富尔，还有各种将军。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包括1878年的克洛德·贝尔纳和1895年的路易·巴斯德）、作家（包括1892年的勒南和1902年的左拉）以及艺术家（包括1893年的作曲家古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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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不论在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雨果都应该是佼佼者。早在他逝世前，他的著作就被作为法国文学界的天才作品而传诵。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保王主义者，但是雨果后来在政治上是同情左派的。1830年对他的《欧那尼》展开的剧本辩论打破了刻板的古典剧作传统，开辟了浪漫主义剧作形式，这种形式推动了人们的激情和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波拿巴主义作家，雨果在第二帝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被流放在沙纳尔群岛。1870年雨果返回巴黎，成为巴黎的一件大事：他与成千上万的狂热崇拜者握手，他感到，在他回到巴黎的头几个小时中，《马赛曲》始终在巴黎回响。1882年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被授予多项国家荣誉。雨果生于勃艮第，但长于巴黎。仅此一点，就说明巴黎应该为雨果举行一场合适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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