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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维克多·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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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回忆说：1885年举行的维克多·雨果的国葬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第一件事，当时我八岁”。作家儒勒·罗曼还不能说他有这个记忆，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六个月的没有出生的胎儿，但是他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所有维克多·雨果下葬时在场的人都记得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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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的国葬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下王室葬礼的方式，有些方面则是在18世纪90年代第一共和国时期发展而来的民间仪式。第一，这种葬礼必须是为一个“伟大人物”而举行的，并且这个伟大人物必须是男性；第二，对伟大的理解有多种角度，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第三共和国的国葬记录中最多。例如，1882年的路易·勃朗，1882年的莱昂·米歇尔·甘必大，1893年的儒勒·费里，1899年的费利克斯·富尔，还有各种将军。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包括1878年的克洛德·贝尔纳和1895年的路易·巴斯德）、作家（包括1892年的勒南和1902年的左拉）以及艺术家（包括1893年的作曲家古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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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不论在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雨果都应该是佼佼者。早在他逝世前，他的著作就被作为法国文学界的天才作品而传诵。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保王主义者，但是雨果后来在政治上是同情左派的。1830年对他的《欧那尼》展开的剧本辩论打破了刻板的古典剧作传统，开辟了浪漫主义剧作形式，这种形式推动了人们的激情和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波拿巴主义作家，雨果在第二帝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被流放在沙纳尔群岛。1870年雨果返回巴黎，成为巴黎的一件大事：他与成千上万的狂热崇拜者握手，他感到，在他回到巴黎的头几个小时中，《马赛曲》始终在巴黎回响。1882年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被授予多项国家荣誉。雨果生于勃艮第，但长于巴黎。仅此一点，就说明巴黎应该为雨果举行一场合适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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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从来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哲学选择，但是雨果的著作中很多地方已经表现出其激进倾向，不仅仅是人们所熟知的《悲惨世界》能表现出雨果的激进思想。他神化了巴黎人民，也神化了巴黎的建筑，他把最好的建筑看成人民的直接情感。但雨果并不是奥斯曼建筑的痴迷者，而是一个早期保护主义者。他在1831年发表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告诫巴黎人要保护巴黎的哥特式建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一系列关于建筑问题的事件上都反对计划拆除者而站在保护主义者的立场上。有一次，他在论及是否应该拆除某建筑的时候说：“要拆除这个建筑吗？不！我们宁愿推翻这个计划者。”他的著作和行动对于值得拯救的“老巴黎”这一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个“老巴黎”的保护者本身已经成为老巴黎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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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在世的时候曾经恳求，在他死后用一个贫民的灵柩将他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贫民墓穴中。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却不想这样做。他们要把雨果葬礼作为争取法兰西民族特别是巴黎人民拥护共和与民主价值观的契机。最后，他们下令，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恢复从前的地位，继续作为埋葬法国伟大人物的先贤祠，并把雨果葬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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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闻记者在描述法国先贤祠发展史的时候绝妙地说：“先贤祠不是一个纪念性建筑，而是一个晴雨表。”在1791年，国民议会曾经下令把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改为伟大人物安息的地方，著名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骨都被安葬在那里。从1806年开始，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既是教堂又是墓地；1822年，复辟王朝将它重新恢复只作为教堂；1831年，七月王朝又将它改为墓地；1851年，路易·波拿巴又将它作为教堂。正是雨果的逝世使国民议会最后决定将圣热纳维耶芙教堂作为法国的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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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右派担心葬礼可能会发展为革命日，但是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确保葬礼成为一种宣传共和观念的仪式。按照原计划，雨果的遗体先放在凯旋门下，因为葬礼举行过程中要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到国家剧场，并在那里诵唱由作曲家圣桑专门为这次葬礼而作的国家赞歌。但是，这个计划最后搁浅，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觉得给亲巴黎公社的激进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组织示威游行，结果采取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案。但是，当天的葬礼还是进行了八个小时，这主要是因为参加葬礼的群众人数太多，当然，活动还是和平而又顺利地进行完毕了。当时，大约有一两百万人参加葬礼，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多的人参加而没有发生混乱说明，一个新的共和政体已经建立起来了。巴黎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和平和政治观念。目之所及，没有一座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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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这个概念，不论是作为巨大的还是良好的男性巨匠，其神秘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观察才能发现，这是因为巴黎正在以其重要的方式发生变化。巴黎变化的最明显特点是年轻的、成年的和节俭的男性越来越多，总之，不论从人口数量来看还是从比喻方式来说，巴黎正在男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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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口一直稳定增长，除了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有些波动之外，在18世纪的增长趋势则更为明显。该城市的人口在1801年从原来的55万增长到60万，1817年又增加到70万，1831年达到80万，到了19世纪中期，则超过了100万。这说明，巴黎人口在50年内翻了一番。男女比例也发生了重大逆转：历史上巴黎男女比例为100∶117，到19世纪30年代，这个比例数字变成了110∶95，男女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女性明显减少。在18世纪，巴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持平，只是出生率在全国范围内略微有些波动。虽然出生率有所上升，由于接种天花预防药物而使产期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巴黎城市增长的人口大约有90%是外来的男性移民，其中以1831年至1836年和1841年至1846年最为突出，年龄主要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尽管也有一些来自南部利穆赞地区的移民，主要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但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北部和东北部，从圣米歇尔山、诺曼底、布列塔尼到瑞士边境地区的日内瓦一线。巴黎的外国移民也以北方居多，尽管也有一些移民来自意大利，但是巴黎的绝大多数外国移民来自北方的德意志、英国、荷兰和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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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哀叹，巴黎的“外国人和外省人比巴黎人还多”；同时，巴赞则坦言，他在确认巴黎人家庭来历的时候很难“找到土生土长的巴黎人”。[281]到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巴黎城墙以内的居民一半以上是外来人口，这还不算季节工人、旅游者、政治难民和学生等流动人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点在巴黎历史上由来已久。在巴黎城内，出生于巴黎的人从来都是少数。那些年到来的移民对巴黎的影响以及使原来巴黎人面临的挑战在当时就得到了证明，巴黎面对着新的形势和可怕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劳动大军同时也是各种危险阶层。[282]促使大量人口进入巴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地区无法安排大量的多余人口，但巴黎本身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巴黎人口大约占法国全国人口的3%，但其产值占全国的四分之一。1827年，占法国出口商品总价值的13%的产品是巴黎生产的，在以后的二十年间，这个数字上升到25%。在19世纪初，巴黎人口占法国城市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但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一。巴黎不仅有工作机会，工资也比其他省份高，尽管那些雄心勃勃的外省人有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支出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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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工业化的步伐比较缓慢，工场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形式。传统的奢侈品、半奢侈品和加工业所需要的熟练工人主要是巴黎当地人，新来的外地人主要在蓬勃兴起的建筑业和纺织业工作（1827年和1834年间的棉纺织业经济危机曾经导致大量纺织业工人失业）。1848年，在巴黎的35万名工人中，大约三分之一在服装和纺织业工作，九分之一在建筑业工作，十分之一在家具业工作，还有十分之一在金属业工作，珠宝首饰和印刷业的从业人员大约占工人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尽管有人对所谓“危险阶层”提出担忧，但是外来移民成为巴黎新财富的创造者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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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巴黎的产业地区分布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圣安托万区仍然以家具生产见长，其他传统强项也在某些地区保持着。例如，神父街和现在阿布科尔街的纺织业，现在巴黎第一区中央市场的食品业，奢侈品和半奢侈品业则分布在现在巴黎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圣德尼街、现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的圣马丁街和第一区以及第八区的圣奥诺雷街。但是，交通行业的发展为临时工提供了契机。1825年，拿破仑在拉维莱特建立的储水池与圣马丁运河相连，此后又延伸到圣德尼运河。这样一来，许多比较重的商品就可以通过河运从上下游运到巴黎。过去总包税所城墙外的廉价土地上建立了一些工厂，以满足市场需求。从19世纪20年代就在塞纳河上往来运行的汽船也增加了巴黎运输业的活力。到了19世纪30年代，巴黎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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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是七月王朝单独完成的具有纪念性的建筑，而不是继续前人的工程，它在巴黎工业调整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37年至1840年建立的圣拉扎尔火车站、1843年建立的巴黎北站和1847年至1850年建立的东站使巴黎塞纳河右岸的工业得以扩展。左岸也是一样，主要火车站点成为经济发展的枢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黎东南地区在1838年至1840年间建立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和1847年至1850年间建立的里昂火车站；巴黎西南地区在1848年至1849年间建立的蒙帕纳斯火车站。到19世纪中期，大约有600万法国居民乘坐火车。巴黎铁路网络形成的中心与外省的中心城市相连接，可能对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巴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到1850年为止，到达巴黎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是步行、乘马车或船而来，而并不是乘火车来的。巴黎人乘火车出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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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早期，巴黎的大量外来人口面临着如何融入和适应当地生活的问题。由于巴黎长期以来就没有市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主要官员是塞纳区行政长官。塞纳区行政长官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受到巴黎选举代表的制约，而那些选举代表又具有独立性，代表性也很不普遍。拿破仑曾经赋予塞纳区行政长官以广泛的权力，其经济预算也比其他许多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还要多。预算款额主要来自城市税收，其中包括总包税所城墙的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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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之间，两位最著名的塞纳区行政长官分别是1815年至1830年间在任的沙布罗尔·德·沃威克伯爵吉贝尔·约瑟夫·加斯帕尔和1833年至1848年间在任的朗比托伯爵托克劳德·菲利贝尔·巴尔特洛。他们都不会像拿破仑时代的前辈和后继者那样，支持致力于重大城市改造的专家们，都青睐小规模而非大规模的工程。朗比托尤其鄙视“将给城市及其居民带来恶果的宏观框架”。[283]但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长远角度考虑城市转型的宏伟愿景，他们才得以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取得很大成就。与拿破仑一世相比，沙布罗尔用在维护和翻新公路及铺设马路上的时间是其六倍，用在疏通运河以解决水供应问题上的时间是其两倍。这些工作大都是在完成拿破仑时期的遗留工程，其中包括乌尔克运河、许多城市市场、饮水喷泉以及其他一些设施等。在饮水设施、排水设施、街道照明设施（1822年巴黎引进了煤气灯用于街道照明）以及城市道路铺设等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在1822年，巴黎自称其人行道只有267米，但仅1824年至1825年间，就新铺设了3000米。这两任行政长官还在巴黎各个街道两旁的房屋建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严格限制新建房屋的位置，使之必须与原有的房屋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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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比托曾经以自己在巴黎修建道路以及在街道两旁种植树木而自豪，有人说他完成了为巴黎人带来新鲜空气、水和绿荫的使命。沙布罗尔有一次说：“使人民生活美好、幸福安康才是真正的政治。”[284]修建新街道是他们建设巴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的兴建同时还使更新比较落后的地区、改善交通和修饰城市形象成为可能。1841年的一个立法使行政长官更容易征收个人房地产税，因为当时巴黎的公共福利事业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问题还没有解决。朗比托在道路建设方面的最大功绩是现在巴黎第一区至第三区朗比托街的建立。这条街13米宽，笔直畅通，经过了巴黎人口稠密的地区，从巴黎中央市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一直到马莱地区的法兰克·波兹瓦兹街，将那里中世纪以来就形成的迷宫般的小巷都连接在一起。奥斯曼后来对巴黎的改造将从这种做法中汲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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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比托和沙布罗尔都注意到了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那些岛屿。复辟时期出版的一本卫生地理学书籍曾经这样描述巴黎的西岱岛：“那里破旧不堪的建筑物拥挤在一起，里面既阴暗又潮湿。”[285]1834年，朗比托在西岱岛修建了阿科尔街，开始了该岛的改建工作，此后，他在1838年又拓宽了卢雷斯街。由于将卢维耶岛与塞纳河右岸隔开的狭窄河道已经淤塞，他在1843年在那里修建了莫尔朗街。朗比托在左岸与右岸相互连接的问题上可谓煞费苦心，因为西岱岛事实上是在堵塞和妨碍交通而不是便利交通。沙布罗尔在1827年修建了格勒纳勒桥，1828年修建了大主教桥，1829年修建了荣军院桥，朗比托在1833年修建了路易—菲利普桥，1833年至1834年修建了骑兵竞技场桥。此外，他还在贝尔西修建了一座桥梁和一些供人们步行过河的浮桥，但可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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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比托和沙布罗尔在任期间，即从1815年至1848年，巴黎共新建了大约150条街道。但是，这种将巴黎历史上的心脏地区纳入交通和交往的轨道之内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一致好评。在拿破仑时代，巴黎共有房屋大约24000所；经过各届行政长官连续不断的努力，到1848年已达到31000所。然而，同一时期巴黎人口翻了一番，而那些新建的房屋却有30%空闲着。进一步说，为资产阶级所建的豪华住宅过多，造成了极大的房地产浪费，特别是在巴黎的西北地区，而同时在巴黎的西部地区却呈现住宅拥挤、条件恶劣的相反景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尽管需求迫切，但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巴黎政府为穷人救济所拨的款项毫无增长，该城市的医疗和救济机构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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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那些最为拥挤和贫困地区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亟待改善，另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却不希望与那些具有危险性的贫困阶层居住在同一地区，问题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外来旅游者对巴黎城市居住条件的两极分化如此严重感到惊讶。一名美国游客说，在巴黎，“宫殿与平房为邻，大教堂与养鸡场相对”。[286]在传统上巴黎人所居住的房屋是“垂直分层”的，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穷人通常住在高层，而富人则住在低层。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人们居住的房屋变为“平行分层”，也就是说穷人住在一个地区，富人居住在另一个地区。这种现象早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到了19世纪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尽管在巴黎的中心地区还有一些上乘住宅，如马莱地区就是这样，但一个细微的变化已经出现，那就是富人和权贵逐渐开始远离城市中心而愿意到偏远的西部去居住，而巴黎的东部和中心地区则逐渐被认为是穷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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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一些旅游指南往往向游客介绍巴黎的中心地区是如何转移到北部和西北部的林荫大道一带的，诗人阿尔弗雷德·德·马瑟尔曾经说：“哪里是中心，哪里就充满快乐。”[287]在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修建的那些纪念性建筑主要集中在巴黎西部。[288]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里曾经是人们购物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梅西埃赞誉它是“首都的首都”，早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以此而闻名，但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浪潮中它的声誉急转直下。1828年，法国政府下令禁止卖淫；1836年，又下令禁止赌博，这两项措施导致其他形式的消费活动出现了，人们的精力和能量开始转移到拱廊。那些新的消费设施是无损于人们身心健康、相对道德、容易适应、比较时髦的娱乐场所，可以为那些闲逛者提供所追求的消费乐趣。它们往往靠近剧院或咖啡店，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当时，巴黎的大众剧院和舞厅主要集中在现在巴黎东部第三区的圣殿大街，但是，从圣马丁街向西到第二区的蒙马特路，一些剧院也为爱好者和富裕人家演出情景剧。从蒙马特路到意大利路，有许多特别时髦的餐厅和咖啡馆，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巴黎咖啡馆、以提供冰水而闻名的托尔托尼店、梅森金色青年店和英格兰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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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拱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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