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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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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巴黎公社社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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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社员墙是巴黎悠久的历史中最令人胆寒、最令人不适的政治暴力见证之一。其残暴性使1834年的特朗斯诺南街事件黯然失色。从1870年3月开始，巴黎国民自卫军就已经形成为一个“联合组织”（federations）。从巴黎公社一问世，fédéré这个词就成为“巴黎公社社员”（Communard）和公社支持者的代名词。1871年5月28日，在政府军对拉雪兹神父公墓疯狂搜查之后，最后147名公社战士在该公墓东南侧的围墙处被枪杀。从全城其他地方运来的近1000名公社社员尸体也被埋在那里，那堵墙也因此被革命者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从这一罪恶行径被确认之日起直到今天，巴黎公社社员墙始终是左翼人士的朝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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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左翼人士而言，巴黎公社社员墙象征着资产阶级政府因惧怕无产阶级革命而做出的残暴行径，同时它也是记录工人阶级英勇行为的历史场所。在巴黎公社运动后期，凡尔赛政府派军队去解除巴黎公社反叛者的武装。当然，在军队离开市中心后，公社社员也有一些过激行为，他们不仅进行放火和其他各种破坏活动，还枪杀了一些人质，包括巴黎大主教达尔博伊。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许多暴行，但从死伤人数上看，政府军更为残酷，他们杀死了2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集体枪杀的，还有许多人被捕入狱；而政府军死伤人数仅有约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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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左翼人士通过巴黎公社社员墙要纪念的人和事却成为作家、学者攻击的对象，而且词汇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一个作家说巴黎公社社员是“一伙儿追求权力、美酒、女人和血腥的人”。也有人认为，巴黎所有的麻烦都是外省的那些移民造成的，还有一些人则简单地将根源归于一个历史悠久的神话，说巴黎如同古巴比伦一样，人们只能从那里看到最糟糕的事。这种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巴黎公社社员的行为是巴黎历史上最残暴的行径之一。尽管后来进行的重建工作起到一定恢复作用，但是公社社员在市中心燃起的熊熊大火使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建筑永远成为人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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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通过照片和雕刻艺术品，巴黎公社社员之死和公社社员墙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但是，由于1871年以后巴黎的左翼势力士气低落，公社社员墙显得有些不那么重要了。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仅有一些亲属向死难者献花，到了70年代后期，政治家们才开始关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年轻人竟从墙周围不深的坟墓中掏出死者的头盖骨当球踢，真是奇耻大辱。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在此定期举行，但这些活动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聚会民众与警察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更为糟糕的是，自称受巴黎公社起义鼓舞的左派不同团体之间也冲突不断。不过，当市政府意欲将包括公社社员墙在内的公墓土地卖给房屋开发商时，左派各团体团结起来联合抵制。他们定期在此处举行一些纪念活动，例如在扣眼上插一枝雏菊，在墙边放上玫瑰花，为死难者敬献花环，进行政治演说，仪式之后集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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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社会党人、人民阵线领导人、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1936年的说法，哀悼日已经逐渐变成庆祝日。1936年5月，有法国共产党参加的、由布鲁姆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此后情况更加如此。5月24日，大约有60万人在巴黎街上游行，这些人鱼贯走过公社社员墙。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法国共产党起了带头作用。历史证明，在每一次纪念活动中，共产党员都是多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纪念日发展成为悼念纳粹集中营中法国人的日子。1971年，在参加巴黎公社诞生100周年纪念日的6万人之中，六分之五是共产党人。当天，最后一位巴黎公社幸存者阿德里安·勒热纳的骨灰被埋在墙边，他于1942年在苏联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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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为公社社员墙举行纪念仪式的活动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这与有组织的劳工数量的逐渐下降、法国共产党势力的式微以及其他一些不同形式的政治庆祝活动的出现有关。巴黎工人阶级周末的休闲活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1983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决定，赋予巴黎公社社员墙以“民族象征”的历史丰碑地位，而过去人们只将它与各政治派别中的一个方面相联系。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不是对这座历史纪念碑的致命一击，因为它从此永远失去了唤起政治回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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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意欲改变法国民族政治特征的愿望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枉然的。如同1848年的六月工人起义和1851年至1852年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示威活动一样，巴黎公社再次表明，法兰西顺服巴黎的政治导向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帝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第三共和国及其选民并不打算宽恕巴黎，1876年以前一直对巴黎实行有效的军管状态，执行严格监察和宵禁。直到1879年，法国政府才重新从凡尔赛宫迁回巴黎。在帝国之后的政府过渡期间，巴黎抓住时机选出市长，首先是科学家埃蒂安·阿拉戈当选，随后在1870年11月至1871年6月间，温和派政治家儒勒·费里曾任市长。但是巴黎公社之后，巴黎失去了推选市长的权力，从此以后巴黎再也没有自己的市长，直到1977年。尽管当时巴黎拥有选举产生的市政议会，但它始终由塞纳区行政长官控制，而20个行政区的长官一直都由国家首脑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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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月前还在猛烈抨击奥斯曼并极力要将他赶下台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欣然接受奥斯曼计划留下的遗产，仿佛奥斯曼已经确定了城市建设的模式，任何人都无法更改，这一事实似乎证明，这位前行政官仍在继续负责巴黎的市政建设。正如政治家儒勒·西蒙所言，“由专制当局所开始的事务应当由我们来自由地完成”。[349]巴黎公社纵火之后，城市重建迫在眉睫，当局采取了照搬的做法，恢复并完成了奥斯曼男爵的建设项目。例如，圣日耳曼大道、亨利四世大道以及共和广场四周放射形道路等出自第二帝国的设计手笔的建设项目，现在全部被第三共和国付诸实现。夏尔·加尼叶设计的歌剧院及其周围复杂的街路系统建设也一并得到贯彻。歌剧院大道的修建涉及要拆毁穆林岗这个中世纪时期以来的垃圾场，整个项目是在1876年完成的。歌剧院建设框架本身在巴黎遭围困时期曾经被用作食品仓库。在歌剧院的落成仪式上，很可能是作为一种反对帝国的政治宣言，该剧院的设计者加尼叶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听首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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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时期的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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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展的主题仍然在奥斯曼城市改建规划的风格中得以进行。新的住宅建设主要是一些资产阶级住宅的建设，与道路建设相辅相成，这一建设与奥斯曼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为优化城市景观，奥斯曼在1859年和1864年延续了历史上的做法，对1783年至1784年路易十六时期下达的有关建筑高度和街道宽度的规定进行了重新启用并稍作改动。这种对传统的尊敬与奥斯曼对历史常常漠不关心的态度截然不同，[350]它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使新巴黎略微融入了许多复古特征。奥斯曼拥有授予建筑许可的权力，这意味着他有能力迫使建筑者们遵循几个世纪以来个人和公众建筑中具有城市审美的一些主要特征从事建筑工作，同时他还从头至尾地大力提倡典雅朴素的古典主义风格。一般来说，新建筑模式一楼为商店，二楼为一些小商号，再往上是又三层房屋。在一些林荫大道，有的楼房可能会再接四层甚至更高的楼层，顶层为露天平台。各种建筑物的外表，包括众多楼面和阳台，都要保持平展而又和谐，装饰风格要保持最低限度的古今兼容并包。最好的建筑物大都继续使用经过加工处理的石灰岩。由于巴黎附近的石灰岩供应量不断下降，现在这些材料是由火车从遥远的采石场运送进来的。这也增加了建筑的连续特征。从19世纪90年代起，悄然出现了装饰上的变化，[351]如希腊罗马式装饰风格的女像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黎城市的建筑之中。此外，“新艺术”装饰风格也在巴黎城市建筑中初露头脚。总体来说，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出现的典型奥斯曼式的建筑比第二帝国时期的还要多。奥斯曼式的建筑比其他类型的建筑更为突出地标记了巴黎的城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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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式建筑的内部与外表都有许多标准。例如，奥斯曼式公寓楼是投机性的，而不是为个人客户建造的，目的是让资产阶级租客居住而不是让业主居住；因此奥斯曼式公寓建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特异性，强调了标准化。它们是“租赁物业”，即旨在创造利润的建筑，建筑物的阁楼（通常给仆人居住）和底楼可能会有他用，但是所有其他楼层往往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划建造的。这种公寓建筑还有一个公寓门卫，他必须训练有素，保卫住户安全，由此他也成为现代巴黎最具有戏剧特色的人物之一。从19世纪80年代起，电梯的引进意味着最理想的楼层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一楼、二楼，而是更高的楼层。公寓建筑开始不断增加新的标准模式。例如：为仆人和商人提供各自单独的入口和楼梯；有一个装饰华丽的门厅；从一条主要的走廊可以来到具有不同功能的房间；最好的卧室和客厅享有楼房前面的景观；以及逐渐普及到各个楼层的自来水、煤气灯、锅炉驱动的集中供暖设备和体面的盥洗室、卫生间等“便利设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曾气愤地说，这种公寓设计是在“扼杀建筑艺术，使其屈服于方便和舒适”。[352]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建筑师和设计者们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因为方便和舒适已经开始成为巴黎公寓建筑群里中产阶级房客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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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欣然接受第二帝国提出的城市美景建设运动。巴黎需要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自己的优势，需要弥补或者遮掩巴黎公社社员对城市建筑的破坏，而这需要时间。市政当局最后做出一个决定：拆除已经严重毁坏的杜伊勒里宫。外交部办事处所在地奥塞宫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还是一片烧焦的废墟。市政厅到1882年才完全重建起来，整体结构扩建了很多，它的外观模仿的是19世纪的后哥特式艺术风格，而没有艰辛地恢复文艺复兴风格。许多巴黎人对第二帝国时期的二十年中巴黎成为一个辉煌的建筑工地有些失望，但是直到第二帝国垮台，这种建造风气也没有停止。拿破仑三世就曾主持修建了10多处公共花园和广场。到1911年，第三共和国已经成功地建成37处这样的花园和广场。落成于1878年至1888年间的建筑物的数量是1860年至1869年间的三倍多。[353]奥斯曼式风格不仅在巴黎以外的城市受到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建立自己的“巴黎”。从某种意义来说，巴黎已经成为现在城市规划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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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第三共和国政府还沿用了拿破仑三世的政策利用世界博览会来展示巴黎作为世界之都的形象。拿破仑曾经对伦敦水晶宫举办的1851年大不列颠博览会十分欣赏，所以决定将很有传统特色的法国工业博览会改变成更为壮观的形式。以前那种传统的博览会形式要追溯到1798年，那是弗朗索瓦·德·纳沙托的灵感。[354]1855年和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博览会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并巩固了巴黎作为观光胜地的声誉。例如，巴黎在法国对外出口中的份额在博览会之后急剧上升。主要在香榭丽舍大街举办的1855年博览会规模空前，吸引了约500万参观者，包括各国首脑和其他国际要人。1867年的博览会规模更加壮观，几乎占据了战神广场的全部地盘，吸引了700万来访者。第三共和国也没有自甘落后，而是极力热情地宣扬国家已从1870年至1871年的屈辱中恢复元气，并确信1878年的博览会将更加壮观。结果那次博览会占地面积前所未有，从战神广场到塞纳河右岸的特罗卡德罗，并沿着塞纳河左岸一直到荣军院。1889年的博览会是永远值得纪念的盛会，因为它是埃菲尔铁塔的落成典礼，此次吸引人数不下3200万，是1878年参观人数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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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博览会颂扬了对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崇拜，这既是因为那些博览会中展示的钢铁建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因为展览中出现的机器和设备那近乎恶魔般的能量，同时代的人对此刻骨铭心。一位参观者后来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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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机车守卫着机器大厅，那些机器仿佛是埃及神庙入口处的狮身人面像。展厅里到处都是铁、火和水，声音震耳欲聋，令人眼花缭乱……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人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羊毛的梳理、布匹的折叠、纱线的修剪、谷物的脱粒、煤炭的提炼、巧克力的提取等等。[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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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一些参展者对博览会的评价也带来了全球性的感觉：“儒勒·凡尔纳梦想着80天环游世界，”1889年博览会的官方指南宣称，“而在战神广场，您6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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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主要展品是一些完全本土性的东西，即巴黎本身，对此时来说也就是一派奥斯曼式的权力景观。这所城市有超出想象的巨大改变，并自豪地用竞争对手无法模仿的方式展示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在这种活动中投入过如此巨大的资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有效地利用这种活动来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1855年博览会上首次展出了有轨电车。1867年，博览会上展示了游船服务。1878年的博览会第一次展示了电力路灯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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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8年博览会前夕，英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参观了巴黎，并钦佩“法国具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可塑性”，尽管有巴黎公社及其余波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但他还是认为，“今天的巴黎外表一片光辉灿烂，繁荣昌盛的景象仿佛这片天空从未有过乌云”。[357]不管遇到了多少麻烦，这些国际性博览会都为坚持永恒巴黎这一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将巴黎这座光芒四射的现代化城市迅速恢复成为“文明的聚焦点”，正如雨果所说，将使巴黎成为法国“全部历史的缩影”。[358]在1878年博览会上，意大利参观者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也赞叹个人在奥斯曼式巴黎的全新文化体验。各种感官过载，他几乎溺毙在巴黎这座现代城市的过度壮观之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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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来自都灵、米兰和佛罗伦萨等孤独而又僻静小城的人都无比惊讶地发现，在家乡，每个人都站在商店门口，觉得似乎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如果说昨天我们一个小湖上划桨，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在海洋上航行了。[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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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曾讽刺地评价1855年博览会：“整个欧洲都跑去看货了，还对产品和原料品头论足。”[360]勒南这种看似粗鲁的态度事实上反映出博览会与大众消费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原始生产力的展现，还有这些技术与生产力似乎越来越适应个人消费需求和舒适度的方式。因此，辛格缝纫机、照相机和家庭用电在1855年博览会上成为最抢眼的项目之一；冰箱、打印机、电话、电梯和最原始的留声机在1878年也深受欢迎。这些物品很快就在巴黎上市销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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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博览会的巨大成功是一种现象的延续，尽管这种成功显得有些夸张，有些不可思议，但零售业的崭新形式，尤其是百货商店，给了它更为平实的表达。分别于1867年和1870年建立在右岸新桥附近的美丽花园和莎玛丽丹百货，1883年建立在左岸巴克街麻风病医院和性病医院旧址上的乐蓬马歇百货公司，还有1895年建立在昂坦马路上的老佛爷百货公司等等，都是这种零售商店。1862年创建的规模更大的巴黎春天百货公司于1905年在奥斯曼路开业。基于高营业额和低利润率的原则，这些多层大商场拥有大量不同种类的消费品库存，并制订了固定的价格。它们的销售额随着邮购商品目录的出现而增加，这种新的销售方式将巴黎现象传到全国。商品需求量的增加极大地刺激了巴黎当地工业的发展，其中主要是半奢侈品的生产不断增加。巴黎新、老行政区的手工生产都卷入大商场疯狂的销售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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