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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三章 危机与崩溃 1776—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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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七年战争的灾难以来,法国人一直渴望目睹英国的傲气受挫,希望看到这个“现代迦太基”强权的瓦解。在路易十六即位的时候,事情貌似进展顺利,因为大不列颠与其北美13个殖民地的矛盾日深。法国观察家则兴致勃勃地观望着这一切,到1776年春天,外交大臣韦尔热讷确信“英格兰蒙羞的时刻来临了,此乃天意”。[1]他劝说国王,此时介入对法国有极大的好处。4月份,秘密补给开始运往美国,法国海军也开始行动。法英关系从此恶化,在1778年2月法美签订同盟条约时法英两国的关系跌入最低谷,随后则是长达五年的全面战争。当战争结束时,不列颠帝国确实被削弱,法国终于报仇雪恨,其国际声望也得以恢复,但这一系列举措也将国家推到了财政亏空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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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不可预见,杜尔哥早就意识到前几次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他在1774年任财政总监的时候就警告过国王,厉行节俭对于恢复财政健康至关重要,否则“第一声枪响将把国家打入破产的深渊”。[2]在1776年离职的前一个月,杜尔哥指责韦尔热讷关于介入美国事务的建议,他认为:战争的开销将使财政改革的希望彻底破灭,却不见得能真正削弱大不列颠。时间证明杜尔哥的两个判断都是正确的。但在1776年,杜尔哥手下的大臣们对他的政策和判断都失去了信心,况且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人们找到了一个自信能解开乱麻的继承者。1776年10月,内克被任命为国库总管。他并非是在默默无闻中被提拔起来的,而是非常用心地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有影响、有能力、能在杜尔哥的严苛政策之外提出新思路的人。人们对他的就职寄予了厚望。内克下定决心不增税,他相信通过节俭和调整预算结构,制止私人金融家牟取暴利,国家日常收支就能实现平衡。井井有条的财政秩序能够唤起人们的信心,而民众的信心使国王能够举债以保证非日常的开销,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战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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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克几乎完全靠借债筹措了法国介入美国战争需要的钱。他在职期间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直接税,债务利息被算作日常开支的一部分,而内克声称他通过节俭和“改善措施”能够支付这笔钱。自1777年上任到1781年5月离职,依靠这套体制,内克通过举债筹到了5.2亿里弗。绝大多数国债很快就被认购一空,巴黎高等法院只在第一次发行债券的注册问题上为其设置过障碍。借贷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较短的还款周期和高额利率,然而内克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大众对于其理财能力的信心。1781年2月,由于敌对大臣和心怀不满的私人金融家的政治诽谤,内克备受困扰,他企图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行动来捍卫人们对他的信心。在获得国王批准之后,他出版了《上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公开的法国王室财政状况的资产负债表。报告显示,在三年的战争和不增税的情况下,国家的正常收入比正常开支多出了1000万里弗左右。《上疏》十分热销,公众对内克心悦诚服。没有人询问非正常开支是多少,而战争的花销正是算在非正常开支里的。在接下来的七年中,每当大臣抱怨财政困难,人们就会说,在内克时期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这种信任使内克在1788年得以重返旧职,但在1781年,《上疏》却导致了他的下台。靠着《上疏》带来的民望,内克试图迫使国王批准他进入枢密会议,之前他因其宗教信仰而一直被排除在外。国王听从了莫勒帕和韦尔热讷的建议,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内克辞职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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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将内克的个人信用和国家信用等同起来,他的辞职为国家信誉带来巨大的打击。其继任者儒里·德·弗勒里[3]觉得有必要增税,当然这惹来了高等法院的反对,不过这些反对都被轻松克服了。不管怎样,新的收入使国王能拿出进一步举债所需的利息。因此从1781年5月到1782年年底,政府又筹到了近2.52亿里弗。美国独立战争总共花去了法国近10.66亿里弗,而且这笔开支并没有随着1783年和平的到来[4]而结束,1782年开征的第三轮廿一税[5]在战争结束三年之后就会停收,而1783年11月上任的新财政总监卡隆发现他也不得不继续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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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阔别十三年后,1778年卡隆回到故乡佛兰德省任总督。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但落了个油滑世故、野心勃勃、趋炎附势的名声。卡隆和宫廷显贵的关系很好,并且博得了彼时权臣韦尔热讷的信任。凡尔赛对卡隆就职持欢迎态度。不同于杜尔哥和内克,卡隆完全没有要在宫廷推行节俭的意思。确实,他相信为了“有价值的奢侈”而挥金如土能够增加信用度。这似乎比较有效,从1783年到1787年,卡隆借到了6.53亿里弗。但到了1785年逐渐有人质疑这样的政策是否能长久。同年,内克出版了《财政管理》一书,书中他既为自己过去的做法正名,又含蓄地指责了卡隆的做法。而自从1777年以来就从未犹豫过注册国债的巴黎高等法院,却在1785年强烈反对注册新债,以致其成员被集体召往凡尔赛。国王明确告诉他们,他对自己的财政总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即便如此,此次国债虽然条件优厚,但认购仍然非常缓慢,而且1786年的春天整个巴黎一直都在谣传卡隆将被免职。尽管王后及其亲信大力支持卡隆的政敌,但有韦尔热讷为他撑腰,卡隆还是安全的。“现在看来,这个王国的财政不会向节俭发展。”1786年8月24日,目光敏锐的英国事务专员心怀嫌恶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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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购买大量奢侈品,在各种的王家场所大兴土木。靠着他的“慷慨大方”和谄媚功夫,卡隆在他最关键的时刻得以屹立不倒。但和他前任各届中最腐败堕落的人一样,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和降低国家需要偿还的利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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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专员并不知道,就在四天之前,卡隆向路易十六递交了卡佩王朝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全面的改革方案。卡隆声称,在递交之前他已经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财政改进计划》。毫无疑问,路易十六花了好几个月才弄明白并认可该方案。在一开始,卡隆必须说服国王改革是非常必要的。1786年这位财政总监解释道:该年将会有1.12亿的财政赤字,接近预期岁入的四分之一,可是在年底第三次廿一税就到期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政府每年都将承受巨大的债务负担,此负担来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以来法国发行的短期债券,而来年收入的一大半都已经被预支了,这笔钱又是以预期的税收收益为担保、以短期借贷的形式从金融家们那里筹措来的。这样的做法本身司空见惯,但数额之巨大却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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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隆总结道)进一步举税是不可能的,总是借债也不是办法,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改革也是不够的。事以至此,通常的手段已经不足以达成我们的目标。唯一有效的措施是纠正整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切弊端,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使财政秩序重回正轨的唯一方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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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有三个部分:首先,是一系列的国家财政和行政改革计划,目的是“确立更一致的秩序”。它们主要围绕废除现存的三个廿一税及其各种附加税而展开,另外还针对特权阶层和特权团体享有的免税权、复利以及专门供给品。“领土税”取代了这套复杂结构。它是一种针对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的永久实物税,无人可免,在收获季节上交。此项新税将由省代表集会中的纳税人与地方总督合作征收和管理。卡隆估计新税带来的收入会比廿一税多3500万里弗,而且通过一系列其他的改革措施的推动,诸如新开征印花税以及更有效的管理王室领地等,新税制将会带来更多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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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纳税者生计兴旺,政府甚至还会有更大的收益。卡隆希望通过改革计划的第二部分着眼于经济刺激。卡隆听取杜尔哥前任助理杜邦·德内穆尔的建议,采纳了因杜尔哥1776年下台而搁浅的几项重农主义政策。他提倡取消对谷物贸易的控制和国内关税壁垒,在未能将徭役折算成税金的地方推行以税代役。1786年9月,韦尔热讷和英国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有利于法国农业的发展。但这些措施和财政改革都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能通过继续借债来争取时间,避免眼前的危机。卡隆方案的第三部分旨在树立发行新国债的信誉。卡隆还建议,在将改革计划送往高等法院注册之前,首先应该获得举国上下的一致认可,这样能够提前打退批评者,并告诉债权人,他的这套使国家财政重回正轨的做法已经获得了全体国民的支持。显而易见,寻求这种支持的平台应该是自1771年政治危机以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三级会议。卡隆考虑过三级会议,但他觉得它太难以预料,太不受控制,所以放弃了这一选择。来自高等法院的抗议已经够糟糕了,而那些自视为民选代表的人所制造的阻力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之前还有另一种代议体制——显贵会议,与会者全都由国王提名,因此可以精挑细选。他们必须都是“有身份地位、值得公众信任的人,他们的认可将会极大地影响舆论”。[8]仅被选为代表这一无上的荣耀就足以使他们俯首帖耳,更何况有王国精英对该计划的公开支持,卡隆确信实施计划的贷款肯定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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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最终于1786年12月29日认可了改革计划。而显贵会议将于1787年1月29日在凡尔赛召开,旨在讨论国王就“减轻人民负担,恢复财政秩序以及关于各种奢侈消费的改革”等问题的看法。政府没有泄露更多的细节,人们便议论纷纷。显贵会议一直拖到1787年2月22日才正式召开,因为卡隆和韦尔热讷先后患病,而且唯一毫无保留支持改革的韦尔热讷在2月13日去世了。在1月29日到2月22日这段延滞期,144名提名人有足够的时间互相接触了解,而64个外省代表则能够探知首都的政治氛围。代表中的非贵族不到10人,另外有18名教士,7名亲王,每人被指派去主持一个小组会议。36名公爵以及其他贵族和领主中的大部分人是将军、省区长官或有执政经验的人,在他们之中还有自封的美国战争英雄、野心勃勃的名流拉法耶特。另外还有12名高级行政官员、38名高等法院法官、12名税区代表以及25名大城市市长。当这群显贵共聚一堂听到财政总监的提议时,他们显然不会像卡隆预料的那样唯命是从。卡隆对于管理政治会议毫无经验,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也不知如何驾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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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备受争议的政治生涯中,卡隆树敌无数,而这些人都列席了显贵会议。高等法院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和当时针对高等法院中央集权的改革关系密切。和外省高等法院法官一样,巴黎高等法院的第一任法官也是卡隆的仇人。自1783年以来,带头的高级教士们就被强行离间拆解,以威胁教士向王室交更多的钱。但在挑选教士代表团的时候,卡隆却满足于听从图卢兹主教洛梅尼·德·布里耶纳的建议。布里耶纳掌控教士议会和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多年,经验老到,而且善于隐瞒自己的执政野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卡隆的同僚中,只有韦尔热讷对他的计划了然于胸,而其他人觉得并无义务支持卡隆。有的人想利用显贵会议扳倒卡隆,其他人则是内克的拥趸。尽管这位来自瑞士的奇迹先生本人不在显贵会议中,但自从会议开始他就成了议论焦点。在会议上,他有很多崇拜者,当卡隆在开场演讲中提到当前国家正经历一场严重赤字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疏》。如果内克能在三年战争之后仍能做到盈余而且不加税,那么为什么在三年的和平之后会有赤字和廿一税呢?卡隆的挥霍无度和大举放债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完全有理由做出以下推论:且不说他尚未拿出数据证明危机的存在,如果当前有危机,那么理当由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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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提议不是由卡隆提出的,那么它在显贵会议上将会更受欢迎。正如塔列朗所言:这份计划“毕竟是众多聪明人研究了多年的结果”。[9]其实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得以顺利通过,批评集中在“领土税”、外省议会和强迫教士偿还团体债务的提案上。当时显贵们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支持最基本的纳税平等和按纳税额度、比例来确定代表的原则,但是基于其地主身份,他们质疑将一种永久的、可变的税金完全加诸他们身上是否公平,征收实物税是否可行。此外,显贵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属于本国的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认为应当确保贵族和教士在外省议会中占有相当比例,而且如果要做到具有代表性的话,这类组织的决议不应屈从于督察的否决权。最后,主教们将偿还教士债务看作大臣们攻击教会行为的延伸。教士们很清楚,假如他们支援政府的债务被还清了,那么他们长期以来的自我征税权将得不到保证。他们表示,如果没有教士大会的允许,他们无法批准这些改革。与此类似,法官们也表示不能预先决定高级法庭的意见。实际上,绝大多数显贵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说话。拉法耶特后来给华盛顿写信说,“我们并非这个国家的代表”,“但我们表示,尽管没有权利阻止任何事,不过假如我们认为某事不合时宜,我们有权利建议不做此事,除非我们得知政府开支所产生的成效以及财政计划,否则新税对于我们就是不可想象的”。[10]这确实是显贵会议召开第一周时的代表性观点。卡隆在开始主张,既然国王已看过账目,那么大家就应该相信国王。显贵们则针锋相对地说这和征求他们的意见是两码事。最后,在3月2日,卡隆极不情愿地公开了他的估算,并同时明确指责1781年的《上疏》是虚假和误导的。内克派因此勃然大怒,而其他心怀疑虑的人则要求看到更多详细的账目以便下定决心。3月3日第一次有人公开声称显贵会议无权批准新税。如艾克斯高等法院的检察长勒布朗·德·卡斯蒂隆所言,这项权利,只属于三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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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公众非常渴望获知显贵会议的消息,一时流言四起,也有大量还算可靠的消息泄露出来。小册子被四处发散,其中大部分对卡隆怀有敌意。当时众人皆知的笔杆子——放纵的米拉波伯爵指责卡隆专制蛮横,还奢侈挥霍,渎职无能,甚至还涉嫌倒卖股票。这种气氛刺激显贵们进一步要求公布详细账目,并对卡隆的计划吹毛求疵。因此,3月12日卡隆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国王很高兴看到显贵会议取得了一致,显贵们对他的怨愤更深了。面对激烈的抗议,卡隆还是发表了讲话,这预示着其策略的第一次重大改变。既然在私下里未能恫吓显贵,那就利用公众关注的压力来使他们就范。3月18日卡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提议将显贵会议的议程完全公开。3月31日,基于前段时间的铺陈,他发表了整个改革提案的原稿,并且还附上了一个简介(即《通告》)。《通告》是单独印刷的,在教区教士手中自由传阅,并敦促他们在布道坛上诵读,其目的显然是引导公众质疑那些批评卡隆者的动机。文中暗示,显贵们的所谓疑虑,全都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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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付更多的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谁是“我们”?只是那些付得不够的人。他们要按照公正的比例缴纳税款,没有人会负担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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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会被牺牲!是的,这是公正的需要,是当下境况的需要。难道将负担加诸无特权者的肩上会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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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出现强烈的抗议!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如果不牺牲少数个人的利益,怎么实现大众的利益呢?世上哪次改革不会招来怨言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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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针对批评卡隆者的大胆举措彻底失败了。显贵们向国王发出更加愤慨的抗议,而公众则对卡隆的呼吁无动于衷。大家将此举视为一个毫无信誉可言的政治投机家的最后一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即使是国王本人也开始感到气馁了,会议议程毫无进展,他的总监看起来也没有办法让他人信服自己的诚意和好意。廷臣、政敌和野心勃勃的人都想要落井下石。路易十六为了改革坚持到了最后。4月8日早上,他将侍奉其时间最长的司法部门首长米罗梅尼尔革职,因为后者明显没有支持卡隆。但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财政总监本人也被罢免了。国王已经表明,只有新人才能全力推进改革,而大家对卡隆下台以手加额也预示着政治气氛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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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找到接班人并非易事。米罗梅尼尔的后继者是显贵会议成员——拉穆瓦尼翁,他一直是巴黎高等法院较有能力的法官,也是司法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这次任命受到普遍欢迎,但是国家面对的问题是财政困难,一时间无法找到愿意担负前任免职总监的改革计划的人才。内克仍然是公众的首选,但是国王并不喜欢他。就在卡隆被罢免当周的周末,国王轻蔑地指示,内克的《上疏》遭到卡隆的抨击,王室不应替他说话。内克因其厚颜无耻而被逐出巴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候选人是布里耶纳,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显贵会议作为自己升迁的垫脚石。国王也不喜欢他,但在将财政交给一个官僚气十足的庸才[12]打理了三周之后,他还是妥协了。国王获知王室股票正一路下滑,如果再不采取应对措施,其信用度必会一落千丈,于是在5月1日任命布里耶纳为王室财政总管,信用度立刻回升了。面对这场一错再错的改革试验,除了显贵中间最有能力、最聪明也最灵活的布里耶纳,似乎没有其他人能够力挽狂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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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耶纳自己也相当有信心。他认为领土税可以用现金缴纳,预先固定税额,在一定年限内征收,而且如果能保证教士和贵族在各省议会中占有席位,显贵们必然会心满意足。5月9日他向会议的头面人物提交了修正方案。但在上个月官员更迭的时候,显贵会议除了检查账目什么也没干,随着过目的账目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困惑。他们没有批准卡隆计划的修正方案,首先要求毫无条件地公开国家的财政状况。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要做到账目公开,最好办法就是建立由审计员构成的常设委员会。布里耶纳并不反对这个提议,但国王认为这侵犯了他的权力,否决了此项建议。他的决定终结了显贵会议一切有建设性的行动。显贵们现在表示:他们不具备同意或者批准新税的权能。5月21日拉法耶特在会议上说:“在我看来,为了赋予国王各种必要的手段,以及确保其结果的良善,现在是我们恳请他召开一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时候了。”[13]“什么,先生?”国王的兄弟阿图瓦伯爵喊道,“你难道是说三级会议?”“是的,阁下,”这位年轻的荣誉追求者回答道,“甚至比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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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呼吁变成了普遍的呼声。布里耶纳立刻意识到显贵会议不可能再有进展了,必须要在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之前将其了结,于是5月25日显贵会议解散。在一场毫无争议的闭幕演讲中,布里耶纳宣布他将全力推行修正后的领土税、省级会议和卡隆原方案中的各种举措。由于已经高调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人,显贵会议也不得不随之解散。蒙托邦的市长解释道,“至少,没人能说我们投票赞成过任何税制。”[14]无论如何,显贵会议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一场只能靠革命解决的政治危机的开始。召开本次会议旨在解决一系列迄今尚未弄清的财政问题,而三个月的议程极为清晰地向全法国乃至全世界表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其结果就是使公众怀疑绝对王权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并鼓励人们反对王权的政策提案。布里耶纳把这一切看的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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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显贵会议解散时还没有达成收支平衡(4月16日他需要向国王汇报),那么在解散之后,就只能重回征税的老路,届时我们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召开本次会议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会上达成的意见能克服各种障碍,但若达不成意见,其效果和直接的反对无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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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声音已经存在,而且它通过呼唤三级会议达到了顶点。在其本来的策略中,卡隆认为三级会议是一项危险的举措,未将其考虑在内,但对于日后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而言,呼吁三级会议却构成了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而且广受群众欢迎。显贵会议史无前例的政治场面将公共舆论推向了1771年以来的又一个高潮,而这一次的高潮再没退去。由于判断失误,卡隆向显贵施压的《通告》结果为公众舆论推波助澜。在公众眼中,他的离职使其信誉扫地,反之又为显贵会议做了绝佳的辩护。高等法院很清楚,公众正期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对即将在高等法院注册他的计划的修正版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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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耶纳内阁(他在8月份被任命为首相,该头衔自1726年以来从未被启用)也觉得改革迫在眉睫。毕竟,最初迫使卡隆制定改革方案的难题,即第三次廿一税即将终止,巨额债款即将到期,仍然存在。5月上旬枢机主教的就任又使得王室恢复了一点信誉,借到了一笔新债,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另外,国际环境在当年春天急转直下。荷兰共和国已经在内战边缘风雨飘摇了四年之久,因为国内自称“爱国者”的人想要剥夺奥兰治总督威廉五世的政治地位。韦尔热讷时期的政策一直支持爱国者,但是英国和普鲁士正在煽动亲王反攻。进一步支持爱国者可能意味着军事干预,也就意味着庞大的开销,所以想办法解决预算危机便愈发紧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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