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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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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重要一员的法国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冲击下动荡不安、困难重重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法国将向何处去？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法国右翼势力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当然，有些人是从“极左”转向极右）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即乞灵于法西斯主义。在一些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文人鼓噪下，以及在某些工商业、金融业巨子的资助下，一个又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在法国应运而生，并猖狂地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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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最初出现于20年代，特别是1924年“左翼联盟”第一次上台执政之后。当时，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左翼联盟”的选举胜利，引起了法国右派和极右派的恐慌，而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上台与英国保守党的重新执政则更助长了法国右翼势力的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开始第一次涌现，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1925年成立的以乔治·伐卢瓦为首的“束棒”，1926年成立的以皮埃尔·泰坦热为首的“爱国青年”，1927年成立的以莫里斯、阿诺·达尔托瓦为首的“火十字团”（后由拉罗克上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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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经济大危机蔓延到法国后，特别是1932年“左翼联盟”又一次在大选中获胜后，法国又有一批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纷纷建立，如仅在1933年，就在化妆品巨商弗朗索瓦·科蒂资助下，分别成立了以让·雷诺为首的“法兰西团结”和以马赛尔·比加尔为首的“法兰西主义”。“法兰西团结”公开扬言要横扫议会民主，建立独裁统治。“法兰西主义”则宣称要摧毁议会制度，用代表行会的立法机构取而代之。比加尔还代表法国在1934年12月参加了在蒙托洛召开的国际法西斯代表大会。这一时期的不少群众团体如“全国老战士联盟”、“农民行动委员会”、“天主教联盟”和“全国纳税者同盟”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法西斯分子的控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由拉罗克上校取代前任所领导的“火十字团”。这一组织最初由一战期间荣膺“战斗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组成，成员按军事编制组织，有严密的纪律。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像在前线一样联合起来”，“挽救民族、荣誉、秩序和财产”。该组织在30年代发展得很快，成员也由原来清一色的退伍军人扩展到各界人士。1934年春大约有成员35000人，同年夏天超过10万人，次年发展到20万人，到1936年初时成员多达45万人。火十字团除了拥有大量枪支外，甚至还拥有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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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反动思想家和政治家夏尔·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在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该组织成立于19世纪末，原是个反对共和、复辟君主的教权主义保皇组织，因出版《法兰西行动》而得名。两次大战之间逐渐演化为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组织。30年代初约有成员6万人，并建立了特殊的准军事组织“国王的报贩”，破坏左派的集会游行，甚至谋害某些左翼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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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意、德法西斯主义显然具有许多共同点。许多法国法西斯主义性质的“集团”和组织的纲领、口号以及活动方式都明显地表露出模仿意、德法西斯的痕迹。然而，由于法国国情与意、德等国有别，使法国法西斯主义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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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具有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传统。法西斯主义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也不例外。但是，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具有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波拿巴主义、布朗热主义与反德雷福斯运动。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分别以扩张主义、复仇主义或反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在继承传统民族主义方面，在形式上与意、德法西斯也有着不同之处。这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尽管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但它毕竟是战胜国。而战争的残酷又使法国人民渴望有长久的和平生活，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确保法国在战后的既得利益也希望维护现状。因此，两次大战之间法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不是向外扩张，收复失地，而是打着法兰西的伟大、民族的安全的旗号，力图巩固既得胜利果实，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这一点几乎反映在当时所有的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纲领和言论中。例如，“束棒”在1929年7月15日发表在《新世纪》上的《凡尔登纲领》中提出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中央集权国家的方法协调法国所有力量以实现其繁荣和伟大，170万法国人在1914—1918年曾为之献出过生命”。又如“法兰西主义”在自己的章程中也将其目标之一规定为“恢复法兰西的伟大和建设未来”。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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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作为国内一股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上要迟于意、德。法国不少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或色彩的右翼集团虽然创建于20年代，但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发展并起到政治作用还是在30年代上半期，显然迟于意、德。这是因为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地位和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于意、德，而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又较迟影响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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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始终未能形成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运动。这是因为危机对法国冲击的突发性相对较弱，带来的灾难相对要小。而且，法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传统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同专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巩固。这种精神遗产不仅被后来的法国人继承了下来，而且久而久之形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种特性。强大的民主传统、深入人心的共和制度必然对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意、德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其侵略性、扩张性，使相当多的法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一战中饱受创伤的法国人对好战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好感，特别是对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蹂躏过法国国土的德国始终抱有警惕。这一因素亦使得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大为削弱。这也是大多数法国法西斯主义右翼集团并不像意、德法西斯那样公开宣布自己是法西斯，一般都否认信仰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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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法国法西斯理论的多元性，使法国法西斯始终没有一个系统的统一纲领，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法西斯政党组织。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都在20年代创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党——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这两个党的力量均大到足以与其国内的任何一个党派相抗衡，均具有足够的实力去逐渐地消灭异己力量。法国法西斯则不然。各种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或色彩的右翼集团虽然多如牛毛，但规模大多不大，无法单独与传统政党一决高低。同时，这些集团都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主张，都看重各自的自由，不愿受任何束缚，不愿放弃自主立场，相互间矛盾重重。因此，法国法西斯右翼集团始终未能结成联盟，更谈不上统一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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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从“二·六”事件到人民阵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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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给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右翼集团利用人民群众对危机后果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利用了一连串的财政与政治丑闻，在1934年制造了狂热的反对议会民主、反对革命运动的“二·六”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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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事件的导火线是1933年12月30日报刊揭露的一起长期诈骗事件——斯塔维斯基丑闻。斯塔维斯基是一个在1886年出生于俄国基辅的犹太人，20世纪初随全家迁到巴黎后不久，就多次参与诈骗活动。1912年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刑。他的父亲因对儿子的堕落感到绝望而自杀身亡。但斯塔维斯基出狱后不思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地从事贩毒、诈骗、伪造签名、倒卖偷来的债券等非法活动，甚至还持枪抢劫。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斯塔维斯基在非法获得巨额财富后，用大量的钱财去贿赂大批政界要人与警察、司法部门的头目，与他们过从甚密。他在一些部长的庇护下，伙同众议员兼巴荣纳市市长加拉开设巴荣纳市信贷银行，并以大量假珠宝做抵押，发行巨额债券。案发后，警方逮捕了一些同案犯，其中有巴荣纳市市长兼众议员，激进党的另外一名众议员和由斯塔维斯基资助的两家巴黎报纸《意志报》和《自由报》的发行人，斯塔维斯基却携带发行债券所获得的巨款逃之夭夭。1934年1月8日，警察在夏蒙尼包围了斯塔维斯基隐藏的住所，并宣布说斯塔维斯基已自杀。这一说法引起了公众的怀疑。不少人认为，有人为灭口而谋杀了他，以免泄露有牵累的要人。《疯鸭报》就如此概括斯塔维斯基之死：“顶着枪口被打死的自杀者。”对此，议会专门调查委员会在案发一年后作了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在警察破门冲进斯塔维斯基的别墅时，他开枪自杀了，但自杀多少是被迫的。”委员会肯定了警方不愿捉活的，也不进行抢救，让他慢慢死去，目的是不想保全他这样重要的被告。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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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很快地就意识到从这桩新的诈骗案中有利可图，并决意把这起财政丑闻迅速地变为像巴拿马丑闻一样的政治丑闻。1月9日早晨，《法兰西行动报》在头版竭力呼吁巴黎人民下班后游行到国民议会的驻地去，高呼“打倒强盗！打倒暗杀者！”当天傍晚，约有二千多人朝着国民议会的驻地波旁宫游行，但被驱散了。两天后，即11日晚上，一个市议员率领着“爱国青年团”会合“国王的报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局不得不出动机动骑兵警卫队来阻挡暴徒冲进议会。暴徒们捣毁了树木和栏杆，拦截汽车构成路障，把售报亭推倒后点火烧掉，还切断了给电车供电的电缆，使得电车和公共汽车全部停驶。嗣后，各极右集团天天在圣日耳曼大道、协和广场举行反议会、反政府的示威游行。1月27日，肖当政府被迫辞职。一个在议会两院均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的政府竟被示威游行所颠覆，这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月29日，达拉第组阁。达拉第一上台就答应去做肖当不肯做的事情：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调查斯塔维斯基事件，并决定撤销与右翼势力关系密切，并有同情极右派示威者之嫌的希亚普巴黎警察局长的职务，另任他为摩洛哥总督。希亚普拒绝了这一明升暗降的任命，一些右翼阁员也以辞职表示对希亚普的支持。“法兰西行动”等右翼集团决定利用希亚普易职之事发动一场更大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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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即在新内阁要在众议院通过投票认可以获取信任的那一天，《法兰西行动》等右派报刊均刊登了各右翼团体的号召，煽动自己的成员及同情者当晚上街，举行反政府示威大游行。一些报刊为了进一步煽动公众，竟刊载了假报道，说政府已秘密调进了坦克部队、机枪连、塞内加尔黑人部队，要对“和平的”示威群众进行“扫荡”。下午3时，当众议院开会对达拉第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时，各右翼团体开始在波旁宫周围的不同地点集结，“法兰西行动”在协和广场，“火十字团”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多米尼克街，“法兰西团结”在巴黎歌剧院前，“爱国青年”在市政厅和拉丁区。下午6点半，协和广场上聚集着数千名示威者，他们不顾骑着马、戴着钢盔的机动卫队的一再驱赶，固守自己的阵地。一些示威者把剃刀绑在棍棒的一头，向战马和骑兵的腿上挥砍，同时扔石弹和鞭炮。晚上七时，“法兰西团结”的一些暴徒冲破了最后一道警戒线，即通向议会的桥头路障，开始冲击波旁宫。为了不让暴徒冲进议会场所，警卫部队被迫鸣枪阻止，双方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大批人员的伤亡。就在暴徒冲击波旁宫时，达拉第政府以343对237票的多数获得议会的信任。但是，由于有关官员拒绝执行新政府的镇压命令，不少阁员力主辞职，加之激进党的老资格领袖赫里欧对达拉第不予支持，使达拉第感到无能为力，遂于2月7日中午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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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法国整个社会向左右两极分化。法国的右翼势力，力图趁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出现严重危机的关头，用具有法西斯主义因素的极右政权取而代之。“二·六”事件亦使左翼各党派和人民群众深感震惊，同时也更激起他们的义愤，决心奋起给予迎头痛击。正是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共同目的，成为30年代法国波澜壮阔的人民阵线运动形成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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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20年代中期，面对着意、德法西斯的先后崛起、国内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的恶性膨胀和新的战争威胁的加剧，富有民主传统和斗争精神的法国进步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就以各种方式同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1926年，罗曼·罗兰与亨利·巴比塞合作，组织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次年2月，第一次国际性的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在巴黎召开，罗曼·罗兰、巴比塞和爱因斯坦担任了名誉主席，而执行主席则是与法共关系密切的著名物理学家保尔·朗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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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法西斯的斗争过程中，法国进步知识分子提出了“法西斯就是战争！”这一口号。1932年，在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成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1932年8月27日至29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反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2244名代表。其成员包括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的法国代表团的阵容为最大，达585人。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和朗之万等被选为国际反战委员会正、副主席。罗曼·罗兰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号召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政见的党派、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后，罗曼·罗兰等进步知识分子即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纳粹政权。罗曼·罗兰本人还毅然地在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斗争援助委员会”散布的标题为“打倒棕色瘟疫！”的传单上签名。同年，当纳粹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时，法国知识界中不少的进步人士也积极地展开斗争，一方面谴责纳粹党的无耻，另一方面积极地营救季米特洛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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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4日，在德国、意大利、波兰革命工会的倡议和法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积极筹备下，在巴黎普莱埃尔大厅召开了欧洲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3700名代表，其中法国代表2562人，8月20日，国际反战委员会和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通过了两大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的决议，成立了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亦称阿姆斯特丹—普莱埃尔委员会，法国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因此，法国反法西斯运动得到了有力推动和广泛开展。在运动中，各个党派、工会间的接触日益增多，这为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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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事件的发生，使法国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意识到了国内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决心奋起给予迎头痛击。“二·六”事件发生后不久，法国知识界的三位著名人士发起创建了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他们是著名哲学家阿兰（埃米尔·夏蒂埃）、著名的人种学家保尔·里韦和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在很短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的成员迅速达到了八千多人，并在1935年年底运动达到最高潮时拥有二百多个地方性委员会。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针对当时右翼报刊丧心病狂地大放厥词，混淆视听，编写和散发了大量反法西斯的传单与小册子，如《二·六事件与新闻界》、《何谓法西斯？》，等等，由于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的三位发起人分别与左翼的三大政党激进党、社会党与共产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一委员会的建立与活动为左翼党派下一阶段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开了一个好头，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是波澜壮阔的人民阵线运动的萌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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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图尔大会以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法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执行着一种“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法共不仅把资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敌人，而且也把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在法国广大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有着巨大影响的社会党视为自己的敌人，甚至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并人为地在整个法国工人阶级中划分共产党工人和社会党工人。及至1934年5月，法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了策略转变，对与社会党的联合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对此，社会党领导人勃鲁姆等人虽对法共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及真实意图疑虑重重，但还是接受了联合行动的呼吁。同年7月27日，两党代表在巴黎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相约共同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在统一行动中，两党均应互相节制，停止攻击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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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这一公约的签订奠定了两大无产阶级政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统一的基础，迈出了人民阵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为组成坚强的反法西斯屏障，必须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此，积极争取与在农民和中间阶层中有巨大影响的激进党的联合，便成为建立人民阵线的另一重要步骤。1935年5月，激进党在市政选举中受挫，党内矛盾激化。为了确保激进党在未来选举中的地位，并由于党内外压力的影响，激进党领袖达拉第及其领导的主流派接受了人民联盟的主张。达拉第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表示：“我代表小资产阶级。我声明，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天然的同盟者。”至此，左翼三大政党在人民阵线问题上趋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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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普莱埃尔委员会的发起下，由包括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在内的各左翼党派和团体联合发出号召，决定在7月14日在巴黎和外省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将是日作为显示法国人民团结力量的日子。这些党派团体还组成了人民联盟组织委员会，由巴黎大学教授、人权联盟主席维克多·巴什任委员会主席。7月14日上午，69个党派团体的1万多名代表在布法罗体育场集会，并进行庄严宣誓，“决心为给劳动者以面包，给青年以工作，给世界以和平而斗争”。下午2时，在红旗和三色旗的指引下，从巴士底广场到民族广场的游行队伍集中了50万因左派大联合而欢欣鼓舞的人们，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的领袖勃鲁姆、多列士、达拉第肩并肩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全国各主要城市也在同一天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7月14日的集会和游行，标志着法国人民阵线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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