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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两个对立的法国：维希法国与抵抗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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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法国被分成了“占领区”与“自由区”，前者由纳粹军队凭借刺刀直接进行统治，后者名义上由贝当政府统治，实际上却受到纳粹德国的控制。6月29日，贝当政府被迫撤离划入德国占领区的波尔多，迁往克莱蒙菲朗。7月1日又迁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将这座原先只有2.5万人口的小城作为首都。由此，贝当统治下的法国被称为维希法国。7月1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丧钟最终敲响。议会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赋予贝当以全权起草新宪法。贝当从7月11日起连续颁布了三个制宪法令，使存在了70年的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在彻底埋葬了议会制度之后，贝当以个人专政取而代之。大权独揽的贝当对内打出了“民族革命”的旗号，宣称要“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观念上去，对外则实行法德合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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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在1940年10月在蒙都瓦与希特勒会面后，确定了法德“合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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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法国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思想倾向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即从二、三十年代时较多地欣赏、仿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变为此期更多地欣赏和仿效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罗贝尔·布拉吉拉奇、吕西安·勒巴泰、德里厄·拉罗歇尔、加斯东·贝热里与马塞尔·戴阿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与战争前夕被达拉第政府驱逐出境，此时已以德国驻法大使的身份回到巴黎的奥托·阿贝兹打得火热，鼓吹法德合作与法德友谊。这些人原来多为莫拉斯的追随者，在战争爆发前夕即已对莫拉斯的君主主义和敌视德国的态度感到不满，但是当时面对莫拉斯巨大的威望，他们还不敢与法兰西行动的正统观念公开唱反调。法国的溃败与德国的占领，使他们终于有了胆量同法兰西行动的主流派最终决裂。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莫拉斯的智力权威使那些没有完全解放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总是感到局促不安”、从而阻止了许多勇敢的行动，使“法兰西行动”成了“法兰西不行动”。勒巴泰还在《瓦砾》一书中，对其原先的崇拜偶像作了这样的描述：“莫拉斯是个天主教徒，却无信仰、不领圣事，也不信教皇；是个恐怖分子，却非杀人凶手；是个王党分子，却被他所支持的王位觊觎者否认；归根到底，他本来只是个患意志缺乏症的华而不实的幻想家。”⑥这些知识分子对纳粹德国的极权制度，尤其是对所谓强大的国家、一党专政、领袖崇拜推崇备至。作家雅克·沙尔多纳在其作品美化法德关系之余，竟然宣称：“德国给我们带来了答案。”⑦菲利普·昂里奥负责维希政权的宣传，使电台、报刊和街头充彻亲德的言辞。而作为劳工部长的戴阿，则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德国人在法国强征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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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德国占领军和维希政权的支持下，法国的右翼知识分子再次掀起了反犹排犹的恶浪。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著名作家塞利纳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这个在1932年以《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一举成名的作家在法国战败后，在1941年循着《屠杀前的琐事》（1937）、《死尸学校》（1939）的创作思路，又抛出了《漂亮的床单》，在作品中表现出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强烈的排犹倾向。他还经常出席犹太人问题研究院组织的会议，甚至对在贝利茨宫举行的大型反犹展览《反对法国的犹太人》没有收入他的作品提出了抗议。从1941年至1944年，他还在《我无所不在》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反犹排犹，为此期法国反犹排犹的恶浪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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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希法国相对的，还有一个抵抗的法国。就在法国处于“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的紧急关头，戴高乐，一位戎马生涯平淡无奇，政治上默默无闻，仅在军界小有名气的普通准将，于6月18日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人民发出著名的“六·一八”号召，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六·一八”号召表明戴高乐第一个高举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号召向纳粹德国和卖国政府进行公开的抵抗。戴高乐在竖起反对德国侵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义旗之后，即在伦敦积极筹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组织武装力量，使伦敦成为当时法国国外抵抗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一批又一批的法国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投奔戴高乐以报效祖国，其中不少是作家、记者、律师等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抵抗斗争中，戴高乐的政治威望不断提高，“自由法国”运动在日益壮大。与此同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并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单个的分散行动到逐步的有组织的行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国内形成了一些大的抵抗组织或运动。这些组织或运动多以其出版的报刊命名，其中北部地区主要有5个抵抗组织：“保卫法国”、“解放”、“抵抗”、“解放北方”、“军政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有三个组织：“解放南方”、“战斗”、“自由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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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伦敦检阅“自由法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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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戴高乐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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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戴高乐在伦敦发出“六·一八”号召时，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准将。亡命英伦的他开始时既无部属，又无组织，可谓是孑然一身。尽管如此，戴高乐凭借他非凡的意志和品格，竟使东道国战时首相丘吉尔接受了他的那个在当时不少人眼中近乎荒诞的建议：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高乐在抵抗运动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使丘吉尔在同年6月28日承认他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过，虽然戴高乐在“自由法国”草创之时得到了丘吉尔难能可贵的支持，但这两位均极具个性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在“寄人篱下”的戴高乐看来，英国的一举一动往往显得盛气凌人；而在自感居高临下的丘吉尔眼中，戴高乐似乎过于目空一切、桀骜不驯。此外，戴高乐与仍和维希法国保持外交关系的美国的总统罗斯福的关系更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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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伦敦筹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时，曾向法国殖民地的总督，海外驻军首长发出电报，力邀他们参加该委员会，但竟然没有一个人作出响应。让他聊以自慰的是，募兵工作却进展顺利，到1940年7月底就组成了一支7000多人的部队。8月，戴高乐派人向法属非洲殖民地进行游说，成功地把反对维希政府的喀麦隆等国家争取过来。紧接着，他又派兵攻占了加蓬。10月，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在德国羽翼下建立的维希政府违反宪法，同时颁布法令，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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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深知，如果他不能把国内抵抗运动争取过来，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是海外法国的代表，他就难以理直气壮地以全体法国人的名义讲话。为此，戴高乐在“自由法国”创立不久就通过“自由法国”的“情报和军事行动总局”同国内抵抗组织建立联系。1942年1月，戴高乐把到伦敦投奔他的前埃尔—罗亚尔省省长让·穆兰空投到法国境内，让他以“自由法国”在国内的总代表身份同各个国内抵抗组织接触。同年7月，“自由法国”易名为“战斗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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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让·穆兰卓有成效的工作，法国国内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各种抵抗组织协调就绪，并在1943年5月在法国本土成立了以让·穆兰为首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到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的游击队的承认，同时，它又承认“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由此，戴高乐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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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至此时，戴高乐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事实上，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在北非的另一位法国抗德运动领导人吉罗将军也力图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为此，两人一度闹得不可开交。1943年1月，在英美的压力下，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和吉罗会谈，并当着丘吉尔、罗斯福的面，和吉罗作了象征性的和解。同年5月，戴高乐应吉罗的要求，来到阿尔及尔。6月3日，双方在阿尔及尔共同创立了由两人共任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刚一成立，即获得美、英、苏等国的正式承认，从而成为实际上的法国临时政府。不久，戴高乐不顾罗斯福总统的强烈不满，凭借着自己在该委员会中掌握的多数，千方百计地排挤掉了吉罗，单独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至此，戴高乐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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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法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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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大批飞机和舰只的掩护下，大举在诺曼底登陆。由此，被美英两国一再推迟的西欧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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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无疑为法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祖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因而，戴高乐在诺曼底登陆之日即发表演说，号召法国人民投入“解放法国的战役”。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极力主张，“战斗法国”的军队应尽早、尽可能多地参加解放本土的战斗。不久，大批“战斗法国”的正规军分别在诺曼底或法国南方的一些港口登陆，投入了解放祖国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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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祖国的解放，早在1944年初，国内的各种武装抵抗组织就组成了内地军，并以自己的游击活动困扰着德国占领军。诺曼底登陆开始后，内地军更是积极配合盟军，同德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尽管内地军武器不足，装备低劣，但他们在与装备精良的德军交战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与所取得的战绩，则给了盟军和“战斗法国”正规军的官兵以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支援。对于内地军此期所起的作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如果没有他们（指内地军——作者）的巨大支援，法国的解放以及敌人在西欧的失败，将会延缓很长时期，而我们的损失也会更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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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法国境内出现了民族起义的浪潮，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推巴黎起义。8月19日，在法共的极力推动下，全国抵抗委员会常委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正式通过开始举行起义的决议。当天，巴黎人民就行动了起来。至22日，全城已遍布街垒。当时，巴黎城内尚有配备近80多辆坦克的数万名德军。由于缺乏武器，起义者不得不用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匆匆赶制出来的燃烧瓶去迎击德军的坦克。戴高乐在知悉巴黎起义后，速派勒克莱尔率领的第二装甲师前往巴黎增援。不过，当他们赶到时，巴黎人民在经过数日的浴血奋战后，已基本解放了全城。25日下午3时，德军城防司令向勒克莱尔将军和巴黎内地军司令罗尔—汤居上校投降。次日，戴高乐率“战斗法国”的正规军进入巴黎。当这位民族英雄重新回到首都时，受到了巴黎市民的夹道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