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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给第四共和国的政坛注入新的活力的孟戴斯—弗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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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6日,国民议会授权独立党人比内组阁。这是右翼在战后的第一次执政。从比内上台到1956年1月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先后执政的6届政府基本上由右翼的独立派和中间派的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结成的联盟组成。因此,这一时期亦称右翼中间派政府时期。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法国各党派矛盾加剧引起的。在国际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冷战上升到热战,美国为了增加自己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抗衡的实力,加强了对法国的拉拢和控制,这就为法国右翼势力的抬头提供了外部条件。在国内,由于法共和社会党先后被排斥出或退出政府,并同人民共和党彻底决裂,导致议会和政府中左翼和中派力量的削弱。而一向与政府作对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现在却开始逐渐支持右翼分子执掌的政府,右翼势力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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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时期的执政者一样,右翼中间派政府在上台后也力图通过法兰西联邦的新形式继续维持法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为了使法兰西联邦这条随时都会沉没的破船勉强维持在水面上,他们对殖民地软硬兼施,交替使用着军事镇压与玩弄政治手腕的手段。然而,不管他们的手段有多么高明,仍难逃四面楚歌的困境:法国殖民军在印度支那与北非连遭败绩;国内反对殖民战争的情绪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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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比内组阁后,次第受命组阁的先后有激进党人梅耶和独立党人拉尼埃。但这几届政府均在执政后不久就告垮台。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殖民地政策不得人心。如拉尼埃政府,虽然在财政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最终却因法军在越南奠边府的惨败而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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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奠边府战役于1954年3月13日打响。是日,越南人民军开始包围困守在奠边府的一万多名法军。一个多月后,奠边府与外界的地面、空中联系均被越南人切断,里面的法军已成瓮中之鳖。5月7日下午,越南人民军对奠边府发动总攻。傍晚时分,包括守军司令在内的上万名法军官兵被迫打出白旗,宣告投降。奠边府惨败在法国国内引起的反响是爆炸性的。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各家各户还不能收看这一令法兰西民族大感“屈辱”的场面,但是,所有的报刊,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不过他们抨击时的立场和观点正好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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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的愤怒声讨中,拉尼埃政府在6月12日宣布下台。几天后,年富力强、讲究实效的激进党左翼领袖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力图革新法国政治的他在组阁时起用了不少年轻人担任部长。这一为第四共和国政坛注入新的活力的举措不仅使他能激起年轻的国家公仆们发自内心的忠诚,而且还使自己在广大法国知识分子中口碑极佳。在后者看来,启用新人才能使国家政权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才能使政府机器高效运转,活力永存。新内阁的许多措施带有左翼联盟政策的色彩。社会党虽没有参加政府,但却是政府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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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戴斯—弗朗斯此番执政最为引人瞩目的政绩就是果断地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早在上台前,他就多次明确表态,应尽快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他在执掌政柄后,更是把使法国从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作为当务之急,在6月17日的就职声明中,他在议会的讲坛上掷地有声地宣布:“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到了7月20日,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日内瓦谈判还没有结束的话,我就重新回到这里来,代表我的政府向国民议会辞职。”①由于中国、越南和苏联的努力,也由于孟戴斯—弗朗斯内阁的积极态度,7月20日深夜,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7月21日,签订了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印度支那殖民战争是第四共和国的一个沉重包袱,法国历史学家、《第四共和国》的作者福韦算了一笔总账:6年半战争、3万亿法郎、死92000人,伤114000人。孟戴斯—弗朗斯上台伊始即果断地解决了这一持续多年的问题,大大提高了他在公众舆论中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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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孟戴斯—弗朗斯意欲在政坛上继续大显身手时,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使他的政治生涯遭到了致命打击。鉴于阿尔及利亚自沦为法国殖民地以来,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的延伸,其与法国本土的密切联系超过所有的殖民地,孟戴斯—弗朗斯在事发后表现出来的态度与半年前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时的态度判若两人。他一再扬言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声称“我们对叛乱决不姑息,决不妥协……不论哪一届议会,哪一届政府永远不会在这个基本原则上让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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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孟戴斯—弗朗斯坚持在阿尔及利亚推行顽固的殖民主义政策,但在不少法国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帝国的败家子”。这些人甚至还把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归咎于他前一时期在突尼斯问题上采取的政策。与此同时,他在欧洲防务集团、限制家庭酿酒特权等问题上的做法也日益使众多反对派欲除之而后快。1955年2月15日,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在议会以319票对273票被推翻。就这样,这位曾被不少国人寄予厚望的政治家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执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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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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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之际,法国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德国的占领和对法国的肆意掠夺,加之大战期间多次重大战役在法国本土进行,使法国经济遭受灭顶之灾。据统计,大战给法国经济带来的损失高达近5万亿法郎。全国约有100万公顷的耕地因战火而荒芜,有1/5的房屋毁坏,牲畜减少了一半,大批工厂被摧毁。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铁路桥几乎全部被毁,铁路线近一半无法使用。与此同时,土伦、布列斯特、勒阿佛尔等重要港口陷于瘫痪。战争不仅使法国工农业生产下降了55%以上,而且还给法国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其中最大的后遗症就是,由于法国在大战期间死亡63万5千人,伤残88万5千人(其中包括大批青壮年),使这个向来劳动力紧张的国度在战后恢复经济时进一步痛感劳动力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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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这是一副很难收拾的烂摊子。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法国不仅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在经济恢复方面成绩喜人,而且在整个50年代使经济持续迅速发展。这一可喜现象出现的原因固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无论如何,莫内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此期法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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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莫内是一位不乏组织才干、擅长国际谈判、精通盎格鲁—撒克逊事务的实干家。大战期间,他曾出色地主持过抵抗运动的后勤供应和美援的组织工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实干家还富有远见卓识。大战结束之际,他关于恢复经济与实现现代化同步进行和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设想,深得戴高乐的赞赏。1946年1月,法国新设了计划总署、现代化委员会等机构,莫内出任了首任计划总署署长,并主持制定了《现代化与装备计划(1947—1953)》,简称莫内计划。第二年,该计划经过政府批准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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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内(前排右一)在审议其计划的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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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内计划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全国性计划。它以发展煤、电力、钢、水泥、运输、农机、石油和化肥等基础部门为重点,规定全国生产在1948年要达到1929年的水平,1950年超过1929年水平的25%。经过几年努力之后,莫内计划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从1947年至1953年,煤炭生产从原来的4700万吨增加到5800万吨,发电量从210亿千瓦时增加到400亿千瓦时,钢产量从6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遭到战火破坏的交通运输设施得到了修复和改善。莫内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战后法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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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内计划旗开得胜之后,法国从1954年起又开始实施为期4年的第二计划(1954—1957年),该计划又称伊尔斯计划,由莫内的后任得名。第二计划规定了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等部门的全面发展指标,要求外贸平衡,注重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科学技术研究,第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法国经济在50年代中期继续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令法国人感到欣喜的是,在第二计划执行期间,法国农业也实现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仅使长期止步不前的法国农业生产在农村劳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仍得到明显的发展,而且还使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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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第一、第二产业,法国的第三产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步伐显得更快。商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直线上升,对外贸易额迅速扩大,公路和水上运输量成倍增加。铁路已广泛使用电气机车,1954年时就已占全铁路线的42%。最具象征意义的是,1955年底,“密斯脱拉风号”列车开始在巴黎—马赛的铁路线上运行,它的平均时速为108公里,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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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必然给法国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如由于劳动力紧张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在生育观念上开始抛弃了“唯有独子好”的想法,法国的出生率大幅度提高。又如,同样是因为劳动力紧张,社会各方普遍鼓励外籍劳工移居法国,鼓励农村青壮劳力流入城市,而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法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不过,后一现象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一些大城市因人满为患,一度秩序混乱。这方面问题最为严重的首推巴黎及其郊区。作为国内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巴黎及巴黎地区在1958年就拥有800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由于外来人口过多,城市秩序混乱不堪,而住房建筑和城市设施的发展更是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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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的是,在此次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或社会群体从中受惠的程度却极为不平衡。就地区而言,北部的经济发达地区更为发达,而西部、中部、西南部仍为“经济荒漠”。就社会群体而言,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第三产业(商业、广告业及其他服务行业)的职员和大企业的工人是这次经济大发展的主要受惠者。他们在过上小康生活之后,开始关心起汽车流行式样、旅游度假、购置别墅。相形之下,广大农民、城市中的小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却未能捞到任何“实惠”。前者倒霉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日益扩大,后者则是苦于垄断资本的压榨和当局征收的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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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的驱使下,这些经济大发展中被遗忘的人们分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抗议运动。1953年7月,南方葡萄种植农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各地筑起街垒1500多个,并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同年10月,40多个省的农民拒绝向城市提供农副产品;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一位名叫彼埃尔·布热德的小店主纠集一些杂货店和酒吧间的老板以及其他小企业主,发起建立了“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同盟”。起初,布热德运动仅带有经济性质,如要求减少税收,反对政府排挤小企业。但到了后来,该运动便明显带有政治性质。1955年,布热德出版了一本题为《我选择了斗争》的书。由于他在书中模仿希特勒的腔调,公开鼓吹解散议会和在法国建立个人独裁,因而有人戏称其为“阿道夫·布热德”。让法国社会中的民主人士深感震惊的是,这种带有法西斯色彩的布热德运动的追随者们竟在1956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11.5%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据了52个席位。虽然该运动在1956年后因内部分裂迅速衰败,但它先前的“成功”充分说明了法国在经济大发展时的社会矛盾仍然是极为尖锐的,昭示了法国社会中对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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