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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萨特时代的开始与荒诞派戏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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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硝烟消散之后,法国的社会文化界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可以以萨特的名字命名的兴奋和迷惘共生,苦闷和期望交集的时代。长达四年多的战争给法国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法国由于战争期间长期处于德军的铁蹄之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统统被法西斯分子践踏在地。二战结束后不久,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又相继爆发。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与接二连三的炮火在人们心中投下了新的阴影。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的畸形发展,使工业化时代出现的异化现象更趋严重。人与自然之间失去了平衡,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谐。当时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为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等气氛所笼罩。在知识分子中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形成一种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价值体系已土崩瓦解。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哲学由于强调“自由”和“责任”两个核心概念,使知识分子得以面对恐慌和荒谬而不失去人的尊严,从而为自己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家园,萨特时代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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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萨特在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存在与虚无》。当时,这部厚达700多页、语言晦涩的哲学著作并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谁也不曾料到,仅仅过了两年,存在主义哲学就风靡法国知识界,《存在与虚无》一版再版,萨特的名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哲学大师。存在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愤世嫉俗、苦闷失望、悲观消极的哲学。从克尔恺郭尔等存在主义的先驱开始,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就给世人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画面: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们在生活中充满恐惧感、迷惘感、陌生感和孤独感。作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萨特也同样如此。“他人就是地狱”堪称萨特的传世名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时还涵盖着另外一种上承启蒙思想的东西,即人道主义的责任意识和英雄主义。他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观念与“自由选择”的观念是紧密相关的。“自由选择”的核心即是自由。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本身,人生而自由,人不得不自由。如果人在行动时受别人意志的左右,不能按个人的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我”,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自由创造,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总之,萨特的哲学本体论所关注的是人、人的存在、人的自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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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从美国访问回来后不久的萨特在设在巴黎圣日耳曼街一家剧院的“现在俱乐部”,就是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作了一次轰动一时的演讲。萨特在这一被公认为最流行的存在主义宣言书的讲演中指出:“存在主义坦然地说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不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③“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④萨特还指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我们是为自由而追求自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和通过特殊的情况追求的。还有在这样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显然,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来理解,并不依靠别的人,但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当我看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说法是完全可靠时,而且人是一个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不追求自己自由的自由人时,我就体会到我非同时追求别人的自由不可了。”⑤萨特在演讲结尾处宣称:“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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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萨特以“自由”为经,“责任”为纬,为在大战中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法国人提出了新的价值坐标。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是如此的吻合,使存在主义思潮的流行达到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地步。所谓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型、存在主义狂游应运而生。巴黎的一些咖啡馆、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者的聚会,尤其在这类聚会中最著名的场所,位于多芬街上的“塔布”夜总会,每逢周六总是呈现出一派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在这些聚会中,男士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太太小姐们则身着黑色紧身外套。人们一边听着爵士音乐,一边侈谈存在主义。更有甚者,萨特平时光顾的一些咖啡馆,不仅吸引了大批法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在巴黎旅游的外国游客,也被其传奇色彩所吸引,前来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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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萨特时代的到来,存在主义文学一度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第四共和国时期正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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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领衔人物仍非萨特莫属。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象征的萨特,其存在主义文学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文学。他的作品往往把阐述一种哲学观点作为作品的出发点,把存在主义哲理作为作品的核心内容,把宣扬这种哲学理论作为作品的写作目的。这种以文学戏剧形式出现的萨特存在主义,远比他的庞杂晦涩的哲学著述的影响要大。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了现代西方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文学说与现代派文学的合流。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现象和文学现象,并在思想上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以深刻的影响。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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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文学领域里堪与萨特比肩的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因车祸英年早逝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虽然加缪后来与萨特分道扬镳并在生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和创作实践都使世人始终将他和萨特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加缪在1942、1943年接连发表了代表作《局外人》、《西绪福斯的神话》,声名大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他又发表了著名的作品《鼠疫》(1947)、《戒严》(1949)、《正义者》、《反抗者》(1950)。加缪的大多数作品哲理性都很强,无论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事件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哲学观点。其作品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为了与存在主义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相统一,他善于用一种刻板、拘谨、干巴巴的语言来表现作品里的主人公。法国一些评论家将此称为是“空虚的存在”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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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在戏剧园地中结出的果实,战后初期,存在主义戏剧在法国应运而生。萨特又是当之无愧地成为此类戏剧的首席代表。从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萨特精心创作了一系列其认为更能体现其存在主义观点的“境遇剧”或“自由剧”。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有《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肮脏的手》等。另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在战后创作的《戒严》、《正义者》等剧本也堪称存在主义戏剧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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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主义戏剧在第四共和国时期风行一时,但在此期法国戏剧舞台上更出风头,艺术生命更为持久的却是荒诞派戏剧。诚然,荒诞派戏剧在思想性上也受到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它与存在主义戏剧并无二致。尽管如此,它与后者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而言,存在主义戏剧所表现的内容虽然存在一定的荒诞性,但所采用的主要是传统的表现手法。相形之下,荒诞派戏剧的“叛逆”和“决裂”则要彻底得多。荒诞派戏剧的旗手们在他们的一系列剧作中蔑视一切传统的戏剧形式,公开扯起“反戏剧”的旗帜。他们反对传统戏剧的要有连贯情节,揭示矛盾、展开冲突、得到解决的三部曲公式,强调用离奇的、夸张的、荒诞的、象征的手法突出人的精神苦闷。他们还打乱时间顺序,使戏剧成为超脱时间的、抽象的东西,从而让其具有“普遍的人性”,并试图使观众通过赤裸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没有情节、没有个性、没有合乎逻辑的语言的怪诞的、非理性的舞台形象本身来认识世界。荒诞派戏剧产生之初并不被人们承认,更不被人们重视,甚至遭到鄙视与冷遇。但是,贝克特等人并没有灰心丧气。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获得成功。之后,他们那种荒诞不经的作品逐渐得到学术界与知识圈的尊重和赏识,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风靡于欧美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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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三大代表人物是贝克特、尤内斯库和阿达莫夫。有意思的是,他们均非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贝克特1906年出生于爱尔兰,1938年起定居法国。主要剧本有《等待戈多》(1953)、《剧终》(1957)等。由于他在戏剧方面的卓越成就,在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贝克特一起被公认为荒诞派戏剧重要奠基人的尤内斯库于1912年生于罗马尼亚,翌年随父母在巴黎定居,此后基本上住在法国。1949年尤内斯库创作了《秃头歌女》,上演时被观众喝了倒彩。1950年法国著名剧评家雷蒙·格诺肯定了《秃头歌女》的文学价值之后,尤其是他的《椅子》等作品获得成功以后,其戏剧才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欧美舞台上红极一时的人物。1970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阿达莫夫出生于高加索,从40年代末起开始创作荒诞派戏剧。他的创作可以195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创作的主要作品有《讽刺诗文》(1947)、《大家的敌人是大家》(1952)等。后期创作以“政治剧”为主,主要作品有《弹子球机器》(195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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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七、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敲响了第四共和国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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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戴斯—弗朗斯辞职后,接任总理职务的是埃德加·富尔。同年11月29日,富尔内阁在执政半年多后也与其前任一样,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以多数票被推翻。由于宪法规定,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若出现两次由议会绝对多数造成的内阁危机,政府有权解散议会。为此,富尔在12月2日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提前于1956年1月2日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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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成两大选举联盟。其一是政府联盟,即右翼中间派联盟;其二是共和阵线联盟,即左翼中间派联盟。选举结果表明公众的情绪此时已再次明显地倾向左翼。除极右的“布热德运动”外,形形色色的右翼党派均惨遭失败,左翼,尤其是法共的候选人纷纷当选。法共在以150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力图建立以它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但这一努力因遭到左翼中间派联盟中的社会党、激进党的拒绝和右翼集团的阻挠宣告失败。不久,共和国总统科蒂选择社会党人出面组阁。1956年1月31日,以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为首的共和阵线政府宣告成立。此时,社会党已连续8年未参加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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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勒政府是第四共和国执政时期最长的政府。新政府上台伊始,为社会经济领域积极推行工业现代化计划,并为了反对“社会不公平现象”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措施,如建立全国互助基金会、增加养老金、将带薪休假时间由2周延长到3周。此外还积极反对法郎贬值。在外交政策上,摩勒政府主张和平解决北非问题。1956年2月摩勒在赴阿尔及利亚视察时表示要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3月,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摩勒政府还注意寻求东西方接近的新途径,5月,摩勒在外长陪同下访问苏联,并声称必须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摩勒政府因此而一度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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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不久,随着国际风云变幻,在国内外保守势力的压力下,摩勒政府的政策日渐向右转,这在阿尔及利亚及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政府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将在阿的法国殖民军增加到40多万人,并多次采用卑鄙手段破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友好国家帮助的活动。1956年10月22日,本·贝拉等5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从摩洛哥飞往突尼斯,法国政府指示本·贝拉等乘坐的飞机上的法国机组人员在中途着陆,并拘捕了这5位领导人。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摩勒政府伙同英国政府经过3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勾结以色列侵略埃及,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侵埃战争遭到埃及军民的英勇抵抗,美国又趁机要挟英法,11月6日,法英被迫宣布停火。侵埃战争的失败使摩勒政府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终于在1957年5月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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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勒下台后,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和盖伊阿先后上台执政。他们的内阁均为短命内阁,而且在垮台后无一例外地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内阁危机。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法国在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愈陷愈深,使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产生严重分裂,矛盾日趋尖锐,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第四共和国政治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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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伊阿内阁垮台后引发的内阁危机延续4周之后,科蒂总统在5月8日召请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组阁。弗林姆兰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自由政策的拥护者,他主张所谓以实为求和平的政策,即首先加强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镇压,然后选择有利时机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肯定法国的胜利”的和平。强烈反对任何和谈设想的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和法国驻阿军队中的极端分子把弗林姆兰的这一政策斥之为“放弃政策”。因此,议会讨论授权弗林姆兰组阁便成为“五·一三”事件的导火线。5月13日下午,正当巴黎的国民议会辩论是否授权弗林姆兰时,阿尔及尔的叛乱者占领了总督府大楼,并成立了以伞兵司令马絮将军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同日,驻阿军队总司令萨朗将军给科蒂总统发电称,目前的局势“迫切需求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救国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唯此才能挽回局势”。翌日凌晨5时,马絮将军公开呼吁戴高乐打破沉默出面组织一个救国政府,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挽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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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在科隆贝隐退12年之久的戴高乐来说,无疑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事实上,面对当时微妙复杂的形势,戴高乐早已作好再度出山的准备。他施展种种政治手腕,讨好军方,取悦舆论,排除阻力,以图合法上台。5月15日,当萨朗在阿尔及尔喊出“戴高乐万岁”的口号时,戴高乐终于打破多年的沉默,向报界散发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当法国再度面临考验时”,他“准备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这一声明打响了重新上台的第一炮,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应。为了消除某些人的不安和疑虑,争取多数党的支持,戴高乐在5月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支持阿尔及尔叛乱,强调无意“侵害公共自由”,重申自己准备执掌共和国的权力。不久,叛乱分子策划向本土进军,这又大大加快了戴高乐争取上台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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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科蒂总统向议会两院发出咨文,提醒议员们共和国面临着内战的威胁,并向戴高乐“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政权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呼吁,邀他出山,科蒂总统还宣称:若议会对此不同意的话,他本人将辞去总统职务。此举可谓是第四共和国时期共和国总统对全国政治大事进行重大干预的唯一例子。它终于排除了戴高乐上台的最后障碍。5月30日,戴高乐在科隆贝接见各党派的来访者。31日,戴高乐在巴黎戴派的总部拉佩鲁斯饭店召集除法共外的各议会党团负责人开会,当场阐述其执政纲领。6月1日,戴高乐宣布完成新政府的组织工作。戴高乐在议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不仅要求国民议会授权他组阁,还要求赋予新政府6个月的全权。国民议会以329票对224票通过授权戴高乐组阁。6月2日、3日,议会又通过3项议案:重新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经参议院同意,国民议会宣告解散。至此,戴高乐便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东山再起了。随着早就对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深恶痛绝的戴高乐的东山再起,已延续了近12年的第四共和国的丧钟已经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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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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