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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八、力求使法国进入“先进的自由社会”的德斯坦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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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的撒手人寰使总统宝座在5年时间内第二次突然空缺，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第二次出任代理总统，法国再次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此次总统选举共有12名候选人参与角逐，竞争空前激烈。结果，德斯坦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对手，成为爱丽舍宫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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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蓬皮杜出身于平常人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高1.89的新总统出身于豪门世家。更有甚者，他的妻子还是声名赫赫地施奈特财团创始人、钢铁和军火大亨欧仁—施奈特的外孙女。德斯坦曾先后就读于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和国立行政学院，并因同时持有法国最难得的这两张大学文凭而在政坛平步青云。第五共和国建立伊始，德斯坦以独立党人身份在政府任职。60年代初，当独立党人因政策分歧而与戴派分道扬镳时，德斯坦等人却因支持戴高乐从独立党中分裂出来，自立门户，是为独立共和党。独立共和党本身力量虽然不大，但长期来却是戴派组成议会多数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是戴派感到头痛而又不得不与之结盟的伙伴，德斯坦更是被视为刺人的仙人掌。随着戴派政治影响的相对下降，独立共和党在同戴派的关系中采取了“同意，但是”的策略，即对自己有利时就表示“同意”，对自己不利时就强调“但是”。1969年4月公民投票中，独立共和党公开反对戴高乐，成为促使戴高乐辞职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早就觊觎总统宝座的德斯坦提出组织“扩大的多数派”和“要变革，但不要冒险”的口号，想利用选民对戴派不满而又对左翼联盟存有戒心的有利条件登上总统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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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德斯坦在角逐总统宝座时与密特朗在电视上进行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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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斯坦在第一轮投票中落后于左翼共同推出的候选人密特朗，但在第二轮投票时，由于得到以希拉克为首的戴派中少壮派的支持，遂以50.63％选票险胜密特朗，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宝座。是年，德斯坦年仅48岁。因此，他还是法国现代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德斯坦的当选，表明了原来的多数派继续获胜，但戴派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现象意味着第五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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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时曾踌躇满志地宣布：法国政策的新纪元从今天开始，标榜要进行多种多样的改革，使法国进入“先进的自由社会”。鉴于自己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希拉克的支持，德斯坦在5月27日授命希拉克组阁。此举昭示着政府的领导权仍掌握在戴派手中。德斯坦在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以自由主义的精神进行社会改革，为此还一度设立了改革部。这一时期的改革成果主要集中在风俗习惯和政治自由化方面，如堕胎合法，避孕自由，离婚自由，设立妇女地位国务秘书，将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法定年龄降至18岁，确定巴黎市的新地位，巴黎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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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坦在就职后不久就同年富力强、自视甚高的总理希拉克产生了矛盾。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第四次经济危机蔓延到法国，并导致国内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两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激化，以致在1976年8月25日，希拉克愤然宣布道：“由于我缺乏我以为的目前能有效地确保履行总理职务所必要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结束我的总理职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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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的愤然离职使戴派在失去了爱丽舍宫的地位后又失去了在马提翁大厦的地位。德斯坦在希拉克辞职后立即任命不属于任何党派、人称“法国首席经济学家”的雷蒙·巴尔担任总理。巴尔政府把复兴法国经济作为施政纲领的中心。9月22日，新政府提出了“巴尔计划”，规定：冻结物价3个月，在1977年4月以前不得提高公用事业费，“节制”收入，冻结高收入，严格控制购买力，对高收入者提高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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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26日，巴尔政府又提出“第二个巴尔计划”。该计划在继续优先复兴经济的同时，规定对集体设施、青年就业和改善受危机影响最大的社会阶层（家庭及老人）给予特别援助。此外，新制定的第七个计划（1976—1980）为基建、外贸、就业、减少不平等现象，提高生活质量和科研等方面规定了25项“优先行动纲领”。巴尔政府执政时期虽然在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失业人数却继续增多。法国经济复兴起色不大，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加深，对德斯坦的统治已经深感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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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领域，德斯坦奉行的是多极外交。德斯坦曾经把自己的多极外交具体化为四条路线：独立的路线、欧洲的路线、缓和的路线、合作的路线。他把维护法国的独立、安全与利益作为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谋求由法国对自己的主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不接受“超级大国的统治”，并把建立发展独立核武装作为确保独立的基本手段。同时，德斯坦根据苏联军事威胁的加剧和扩张的升级调整了对美外交，加强了与北约的军事合作。他还以西欧联合为立足点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利用多数派在1978年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有利时机，联合西德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积极推动共同体的扩大，希望共同体以法德为轴心，由经济联合逐步发展到政治、军事联合，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德斯坦还努力使法国同苏联保持“特殊关系”，以缓和为手段，通过给苏贷款和技术援助，换取苏联市场和原料供应，并在一系列对苏问题持与美国有区别的独立政策，力求使法国成为苏联在西方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对话者。为了维护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德斯坦主张积极发展法非、欧非之间的联系，倡导了“南北会谈”，“欧、阿（拉伯）、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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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九、第五共和国早期的思想文化Ⅰ：思想界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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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国体制的确立是法国战后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后，法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经济生活，国际地位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法国思想界也处于演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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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国初期法国思想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存在主义思潮的日趋式微。如果说，在战后以来，法国思想文化界始终由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以及标榜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始自50年代后期，为数不少的法国知识分子出于对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的失望，不仅不再执迷于喋喋不休的乏味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说教，而且还脱离了在政治上更具轰动效应的文学与人文科学，躲进幽静淡泊的书斋，潜心于一些明显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主题的研究。一时间，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开始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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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步入六十年代之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六十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同五十年代有质的不同的新法国。一些人将其称为“富裕社会”、“消费社会”，另一些人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不管如何来称谓，这一新法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或将要超出以往思想家们的设想和预测。因此，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极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自己当年衷心服膺过的理论与学说，或者整个抛弃它们，或者彻底修改其中已经陈腐、过时的部分。没有人声称已经穷尽了对于新情况的认识，也没有人敢于断言，别人的理论完全是一堆糟粕。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人格主义的左翼天主教徒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都在热烈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仔细倾听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两大理论研究中心，其一为由萨特领衔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二为由列斐伏尔等人组成的包括许多被法共开除或自行脱党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团体，该团体以自己创办的杂志《论证》的名称命名。应当说，这两大派别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已经消除了“意识形态恐怖”的此时，双方都能以平等的、说理的方式与对方进行认真的探讨。因而也都从对方获得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对此，后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曾深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真正的研究自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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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之交，结构主义逐渐取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不同的学者以基本相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自己的领域，从而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说和理论，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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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列维—施特劳斯是萨特的同时代人。30年代中期，列维—施特劳斯与萨特走上了不同的理论道路。当萨特前往柏林研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说时，列维—施特劳斯来到南美的亚马逊河流域，从事人类学问题的考察。二战期间，具有犹太血统的列维—施特劳斯旅居美国，并结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克布逊。在雅克布逊的影响下，列维—施特劳斯决心将结构语言学的成果运用于社会领域，特别是运用于对原始人的亲缘系统和神话的研究工作之中。可以说，时势的力量同时对萨特和列维—施特劳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整个大战期间，前者经历了战争，体验到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痛苦的感受：恐怖、孤独、绝望、苦闷等。这一切为他的学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与此相反，后者却未感受到战争的现实威胁，并一直沉浸在对于没有时间性的“结构”的沉思之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列维—施特劳斯的哲学本质上反映着和平时期人们的理论要求。1947年，列维—施特劳斯回到法国，先后任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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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施特劳斯出版于1962年的《野性的思维》既是向存在主义思想发出的挑战书，同时也是结构主义登上法国哲学舞台的宣言书。他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历史和辩证法》中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而在法国知识界又开创了一个直到1968年5月风暴才消退的新的争论时代。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所依据的历史基础是虚假的，萨特笔下的那种法国革命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应该对所谓“历史事实”作另一种理解。列维—施特劳斯还认为，历史是有意识的领域，“就历史渴望获得意义而言，它注定要选择地区、时期、人的集团和这些集团中的个人，并且在一种勉强作为背景的连续性中，将它们作为一些不相连续的形象突出出来。”这些就是所谓的“历史事实”。他主张，社会的变化是由“结构”引起的，社会历史无所谓客观规律性，也谈不上进步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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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萨特在50年代与加缪、梅劳—庞蒂、雷蒙·阿隆等思想文化界的名流论战时均明显地占了上风，那么，这次和列维—施特劳斯的争论则不然。之所以如此，并非由于萨特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论战技巧，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列维—施特劳斯揭示了萨特存在主义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击中了要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此时期法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然。新的“繁荣时期”的出现，使一般人对存在主义那种从其唯主体性出发引出来的人本主义日益厌倦。萨特等人曾提倡“介入”社会并身体力行，但这并没有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同时，存在主义中的非理性主义成分却为许多人所不满。由于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坚决反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严格的结构分析，而且经过多年的埋头研究，大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公认的学术成就，使得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学术实践更为符合“繁荣时期”人们的理论要求与社会心态。因此，列维—施特劳斯得以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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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风暴是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在5月风暴中，一度对政治有所厌倦的法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政治化。像拉康的女儿、毛派分子的主要代表朱迪斯·米勒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事件中都极为活跃。与此同时，法国的结构主义在取代存在主义方面受到了重创。由于结构主义力图以结构取代个人，以知命知足取代对自由的追求，以“中庸之道”取代革命斗争，以热衷于纯理论思辨取代社会实践，因此，就政治维度而言，它是一种保守的世界观。所以，当着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它就必然让位给政治上呈激进主义的存在主义。对此，列维—施特劳斯曾经悲观地把“5月风暴”看作是结构主义的丧钟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他说：“在1955年至1968年期间，出现了一次大浪潮，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思潮成为时髦的东西。后来，显然是由于1968年的一系列事件，厌倦之感继之而起。”他在1969年12月31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在法国，你知道，结构主义不再时髦了，一切客观性都被抛弃了，青年人的立场符合于萨特的立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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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后法国社会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在5月风暴期间和风暴过去之后，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队伍也出现了一些颇为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次分化。一些人继续坚持激进的革命态度，甚至主张用暴力推翻戴高乐派政权。他们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之所以“失败”，首先得归咎于法共对于夺取政权毫无准备，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持消极态度；其次，得归咎于由法共操纵的，在法国工人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法国总工会奉行的“尾巴主义”政策。简而言之，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属于“毛派”，力主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用暴力手段进行的社会革命。而另一些人则在对五月风暴的结果深感失望之余，认为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偶像从阿尔杜塞、毛泽东和马克思转向拉康、福柯和索尔仁尼琴，从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转向公开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萨特引人注目地站在了“毛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结构主义发展过程中，繁衍出了在一些方面同结构主义紧密相连，在另一些方面却同结构主义的主张迥然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思想。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拒绝把人归结为观念的主体等等视为理所当然，但却认为在列维—施特劳斯等人那里，存在着人道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残余，认为结构主义无力为历史上各种文化提供政治说明，认为结构主义具有客观主义色彩，忽略了欲望着、实践着的社会主体。据此，后结构主义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主观性、历史活动和实践的问题。人们一般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同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演变并列，称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两次大的颠倒。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兰·巴特、福柯、德娄泽和德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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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期开始，在法国思想界名噪一时的是一批所谓的“新哲学家”。“新哲学家”由一批从极左转向极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这些人在5月风暴期间与风暴过后的最初几年，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青人。他们有的参加过毛派组织，有的是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成员，有的则是法共的积极分子。尽管政治派别不尽相同，但他们均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深恶痛绝，均把马克思、毛泽东以及以“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赢得国际声誉的阿尔杜塞奉为偶像，并多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投身于五月风暴的斗争。但是，五月风暴的结局使他们深感失望。与此同时，曾使他们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并寄予全部希望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真实情况也通过传媒逐渐为他们所知晓，更使他们有如遭受灭顶之灾。在失望与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抱怨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由于这些人大多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过系统的哲学理论思维训练。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政治信仰从极左转向极右的过程中，把这种转变通过抽象的哲学概念表现出来，并构造出所谓“新哲学”的理论体系。“新哲学家”的领衔人物分别是格卢克斯曼与贝尔纳—亨利·列维。前者的主要代表作有《女厨师与食人者》和《思想大师》；后者的主要代表作有《人面兽行》、《上帝的遗嘱》和《法兰西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出版《古拉格群岛》以及该书在西方引起的轰动为“新哲学家”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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