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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菲律普二世的高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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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查理五世后统治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是菲律普二世,他是查理五世及其妻葡萄牙的伊丽莎白所生的儿子,出生于西班牙中北部地区的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西班牙王室指定他的导师以及监护人是胡安·马丁内斯·斯里索(Juan Martínez Silíceo,1486—1557)枢机主教,这位德高望重的高级神职人员也是一名学者,早年在巴黎大学就读,后来曾经在萨拉曼卡大学教授神学以及伦理哲学,而且精通数学,他还是菲律普二世的私人忏悔神师。菲律普二世从小就接受了虔敬的天主教宗教教育以及良好的宫廷文化的教育,在礼仪、音乐以及艺术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长大以后,他曾经大力赞助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提香的绘画创作,还支持当时的一些音乐家为教会创作圣乐以及为宫廷举行的音乐典礼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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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普二世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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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普二世常常被他的敌人描绘为冷酷、偏激、阴郁和具有野心且行事果决之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勤勉刻苦,处理国务亲力亲为,批改公文,视治理国家为神圣的义务;更为特别的是,他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来的虔诚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父王,他对于天主教会的热爱到了异常固执的地步。他定期前往修道院避静与退省,对神职人员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极力提高当时已经非常强大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地位和功能,对异端和异教徒表现出毫无余地的不宽容。比如,在1561年3月,他带领第三任妻子瓦洛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Valois,1559—1568)参加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马德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火刑宣判仪式,在这次宣判中有24人被处决,然后他观看了盛大的宗教游行。他以强烈的使命感自视为天主教会的捍卫者,极力要挽救当时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威胁以及风起云涌的新教改革两面围攻下摇摇欲坠的罗马教会。在他晚年的1588年,他还策划“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企图一举消灭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的信奉新教的政权,重新建立罗马教会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与父王不同的是,菲律普二世在处理政治和外交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掺入自己的宗教感情,常常被他所信奉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宗教伦理所左右。他的政治以及外交顾问中不乏天主教会的神学家与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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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高里亚尔宫历史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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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普二世在有生之年集全国的财政力量,包括从美洲运回西班牙本国的大量黄金,修建了集皇宫、修道院、教堂、图书馆和王家陵墓于一体的著名的埃斯高里亚尔宫(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它位于马德里西北45公里处,于1563年4月28日奠基,最后落成于1584年9月13日。这个巨大的四方形要塞一般的历史建筑群的中央庭院中坐落着有高大圆顶的教堂,体现了菲律普二世要效仿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圣山上建立膜拜上帝圣殿的宗教思想。它的修道院中居住着圣热罗尼姆修会的僧侣。它一共有9座钟楼、2600余个窗户、86道阶梯以及许多条走廊。菲律普二世亲自监督建造工程。他本人所居住的卧室和工作室非常简朴,但是从其中的一个门洞就可以进入恢弘壮丽的大教堂的祭坛一侧,这位自命为“新时代的所罗门王”就可以看见并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辉煌的弥撒礼仪。这座巨大的建筑物奉献给圣劳伦佐(San Lorenzo,258),这位圣徒是罗马主教(教宗)西克斯图斯二世(Sixtus II,257—258年在任)期间罗马教区的七名执事之一,在罗马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253—260年在位)统治时期殉道。根据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St. Ambrose,340—397)等人的记载,当时罗马的市政官要圣劳伦佐交出教会的财产,但是他拒不服从,将财产分给了穷人。恼羞成怒的市政官下令将他放置在铁制的炉架上烤死了。自中世纪以来,劳伦佐是罗马教会重要的圣徒之一。1557年8月10日,西班牙军队在佛兰德斯的圣昆廷战役(the Battle of St. Quentin)中击败了法国的军队,当天正是圣劳伦佐的主保节日,于是菲律普二世将此次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圣劳伦佐的庇佑,这也是他决定将埃斯高里亚尔宫奉献给圣劳伦佐的理由。菲律普二世聘请了当时西班牙最负盛名的建筑师胡安·包蒂斯塔·德·托雷多(Juan Bautista de Toledo,1515—1567)主持了建筑工程,其巨大的建筑群的平面呈现出圣徒劳伦佐殉道时躺着的铁架的网格状。由于建筑工程费时甚久,托雷多没有活着见到它的完工。他的徒弟、另一位西班牙著名建筑师以及数学家胡安·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1530—1597)继续负责工程直至最后落成。菲律普二世是极为崇尚圣物崇拜的,他对于收集圣徒的遗骨以及遗物怀有极大的热忱,据说埃斯高里亚尔保存了7000多件圣物,包括《圣经》里记载的耶稣为门徒倒酒的6个水罐、耶稣荆冠上的9根刺以及“一万一千童真圣女”中的24名圣女的头颅骨等等。这座巨大的建筑工程对于西班牙后来的政治以及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耗尽了西班牙从美洲运回国内的黄金和白银。1602年,西班牙人若泽·德·西古扎(Fray José de Siguenza)估计整个建筑费用为5701955达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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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普二世虽然被人认为具有极其强烈的雄心或是野心,他却自认为自己没有真正发动过战争,他确信自己就代表着天主,“天主与朕”是完全一致的。他的个性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带有偏执狂的倾向,但是他并非不懂权谋。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及宗教信仰,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成员多次联姻。他结过四次婚,第一次是与他的表妹葡萄牙公主玛丽亚(Princess Maria of Portugal,1534—1545),并生下儿子堂·卡洛斯(Don Carlos,1545—1568);在玛丽亚去世以后,为了使英格兰不干预西班牙在尼德兰地区势力的发展,他迎娶了都铎的玛丽公主(Princess Maria of England,m.1554—1568);在第二位妻子去世以后,他又为了拉拢法国,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 of France,1547—1559年在位)和美第奇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Médicis)所生的女儿瓦洛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of Valois,m.1559—d.1586)结婚;在伊丽莎白去世以后,他为了维持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地位和影响,又与奥地利公主安娜(Anna of Austria,m.1570—d.1580)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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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普二世自幼接受的是西班牙宫廷的教育,对于天主教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他不擅长尼德兰地区经常使用的法语,更不通晓荷兰语。由此,他不像出生在根特的父王那样熟悉和了解尼德兰当地的情况,当然对于尼德兰地方的绅士以及人民也没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他的行事作风也不像父王那样有亲和力。相应地,尼德兰的贵族以及一般人民也都认为他高傲自大、保守固执以及不易沟通。相比于查理五世,人们对他的印象都比较负面。总之,由于菲律普二世对于尼德兰地区以及人民的认识并不深刻,也就经常忽略该地区贵族以及人民的需要以及他们要求沟通以及协商的意愿,也有意无意地忽视该地区人民要求经济自主、贸易自由以及宗教信仰上实行宽容政策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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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普二世对于尼德兰地区的政策,主要有两个重要基点。第一,他要继续扩大对于该地区的经济上的控制与压榨,让尼德兰承担西班牙帝国金库的角色。他在即位以后就发现,他那热爱战争与冒险的父王留下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处理,最重要的就是财政上的缺口。当时西班牙帝国每年的税收为100万荷兰盾,但是政府的债务高达700万荷兰盾,利息的支出也极为沉重。菲律普二世必须筹钱,而富裕的尼德兰是他首选的对象。1556年3月,他第一次向联省议会提出筹钱的要求,开出的要钱数目是闻所未闻的300万荷兰盾,包括向全体尼德兰人民征收1%的不动产税以及2%的动产税。尼德兰人民极为不满,他们将自己与同样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的一些地区人民所交纳的税相比较,发现自己缴纳的实在太多了。布拉班特省的贵族和人民带头反对,事情就这样拖着。直到1558年,联省议会才作出了妥协,提案同意向人民征税,在未来的九年里为国王筹款300万荷兰盾。但是联省议会设有附加条件,那就是由联省议会与各省协商决定何时分配税金。菲律普二世对于这个附加条件非常愤怒,但是考虑到这份巨额税收可以帮助他缓解帝国政府财政的矛盾,只得暂且忍耐。从那时起,国王对尼德兰再没有好感,同时他也失去了尼德兰人民的民心。由此,国王和联省议会似乎再也没有对话的基础了。第二,出于强烈的天主教信仰,菲律普二世绝对不能容忍新教思想在尼德兰地区任意泛滥。他已经注意到新教的各种流派的思想不仅在尼德兰人民中广泛地普及开来,而且德意志、尼德兰、瑞士以及丹麦等地的亲王贵族甚至主教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受到蛊惑,由此放弃了天主教的正统立场,他们中有人容忍新教的传播。加上当时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已经开始在当地改革教会,冲击英格兰的天主教会。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在菲律普二世看来就是洪水猛兽,他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的国王,应当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以最强硬的手段予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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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情形之下,菲律普二世针对尼德兰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他下令由3000名士兵长期固定驻守尼德兰地区。这支部队本来是准备与法国作战时进入尼德兰的,属于防御战略的一部分。现在国王要求这支部队驻扎在当地以防出现不测的情况。第二,他取得了罗马教宗庇护五世(Pius V,1556—1572年在位)的同意,在新教思想已经蔓延开来的尼德兰新设立了11个天主教会的主教区,并且准备将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引入尼德兰。他希望通过这些举动能够整顿尼德兰地方教会,去除新教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许多尼德兰地方上的修道院院长甚至主教们都可能感染了“异端”思想,他要委任罗马教廷或者是他本人信任的高级神职人员担任这些地区的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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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年4月3日,菲律普二世在为解决西班牙与法国之间为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产生的利益问题,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1547—1559年在位)签署了《卡多-康布雷斯条约》(Treaty of Cateau-Cambresis ),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事告一段落。这一年7月,菲律普二世出席在根特的尼德兰诸省的代表会议,宣布他将离开低地国家,将宫廷迁移到西班牙,并让士兵驻守尼德兰诸省,执行对当地的“保护”。尼德兰诸省的代表,在休会的时候拟定了一份应答书,他们告知国王,除非西班牙国王撤回军队,否则他们将暂停缴纳9年的税款。菲律普此时异常愤怒,但是他也面临严重的困难。因为就在最近,西班牙的海军在远征的黎波里的战役中受到土耳其舰队的袭击,有数十艘战舰沉没,1万名士兵投降,经费严重短缺。所以,对于他所看来的尼德兰人的要挟只得妥协。不久以后,西班牙的士兵就离开了尼德兰。菲律普这一年离开尼德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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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菲律普二世对于尼德兰只心存恶感。他不断重用西班牙人出任尼德兰的总督或者顾问,一切事务都要听从马德里的指挥。在查理五世时期作为尼德兰首府的布鲁塞尔,此时已经不再是中心了。菲律普二世在离开尼德兰回国时,先是安排自己的异母妹妹“帕尔玛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arma,1522—1586)担任总督,她是菲律普二世的父亲查理五世与尼德兰的佛兰德斯一名地毯商人的女儿私通以后生下的女儿。查理五世勇于承担,承认她是自己的后代,让她在宫中长大成人。18岁的时候,她嫁给另一名血统也不纯正的王室成员帕尔玛公爵,这位公爵是罗马教宗保禄三世(Paul III,1534—1549年在位)的私生子的儿子,也就是教宗的孙子。玛格丽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她的才干和能力显然不足以应对当时尼德兰风雨欲来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菲律普二世让她监国,实际上只是名义的,具体事务仍然由他自己决定。不久以后,菲律普二世又任命格兰维尔枢机主教(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1517—1586)来到尼德兰,要求联省议会让这位枢机主教监国。格兰维尔为勃艮第著名的高级教士以及政治家,也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他出生于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城市奥尔南,该城市周围地区也是帝国的领地弗朗什孔泰(Frenche-Comté),他的父亲是查理五世时代帝国议会的议长,位高权重,是查理五世在日耳曼的亲信,对于尼德兰地区也拥有影响。格兰维尔早年在帕杜瓦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又到鲁汶大学学习神学。1540年在晋升神父以后立即被罗马教宗任命为阿拉斯的主教,当时他才23岁。他一直是帝国议会的列席代表,也作为查理五世的代表出席过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开幕式。他随同查理五世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以及与撒克逊的战争,也帮助菲律普二世处理政治以及外交事务。菲律普二世将他派遣到尼德兰就是要让他成为该地区诸多教区的总管。在此之前,尼德兰的宗教事务是由阿夫利赫姆修道院(Affligem Abbey)的院长统辖的。该修道院位于布鲁塞尔西北19公里的地方,最初创建于1062年,由本笃会管理,是布拉班特公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修道院。菲律普二世的这个决定,自然引起了尼德兰地区高级教士的不满。在尼德兰当地的许多倾向新教的神职人员以及贵族看来,菲律普二世在北方设立的新的教区以及格兰维尔的任命不仅具有宗教压迫的含义,也是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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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二、北方的“反叛”以及阿尔巴公爵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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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年是尼德兰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年,有历史学家认为就在这一年荷兰人民举起了反抗西班牙人统治的旗帜,标志着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的开始。这一年的4月5日,有200多名来自低地国家的不同地区的贵族,在韩德里克·凡·布雷德罗(Hendrik van Brederrode,1531—1568)的率领之下,骑着马来到布鲁塞尔宫殿面见玛格丽特公爵夫人,向这位女摄政总督提交了“妥协请愿”(Petition of Compromise),该请愿书有400名贵族签名,它强烈地谴责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并且要求解散这个机构,这份请愿书有荷兰文、法文以及德文的版本。他们请愿的重点在于废止宗教裁判所这个被所有低地国家人民厌恶的机构,既没有反对国王和哈布斯堡王室,也没有反对天主教会。在请愿者看来,宗教裁判所这个机构不仅是邪恶的,而且对于尼德兰社会和法律具有颠覆性,也与这个地区人民的权力与福祉有冲突。他们声称宗教裁判所“消除了所有自古以来的特权、选举权以及豁免权,使得这个国家的市民以及居民困苦不堪、永世为奴”。他们请愿的方式也非常特别,挑选的日子是圣枝主日前的星期五,似乎象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既是和平的宣示,也可能含有殉道的意义;同时,耶稣是上帝之子,是否也预示荷兰人自视为上帝之子?他们表现出非常的谦逊,似乎符合西班牙国王“良善与忠诚的仆人”的身份,但是在宣读完请愿书以后又全体奇怪地做了一个优雅的半转身的动作,似乎又是一种强烈的警告,“预示可能爆发一场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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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的幕僚讥讽这些荷兰贵族的逢迎与献媚,称呼他们为一群“乞丐”。但是玛格丽特本人面对这批人站在她面前的壮观场面则感到困惑、犹疑以及惧怕。她以国王菲律普二世的名义答应了暂时停止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和宗教裁判官的宣判活动,直到联省议会的代表团到马德里向国王正式请愿得到答复以后为止。当天晚上,这些贵族举行了宴会,他们套上了教会的修道士们穿的无袖罩袍,背着乞丐们使用的麻布袋,捧着质地粗糙的木碗,打扮成乞丐的模样,同与会者饮酒庆祝宗教裁判所停止活动,还向“乞丐”这个名称致以最高的敬意。根据历史学家凡·尼洛普(Van Nierop)的解释,这是一种以类似嘉年华的形式表达出的反抗讯息,因为颠倒与反转正是嘉年华的本质。后来,果然西班牙的统治者称尼德兰的“反叛者”为“乞丐”,尼德兰的革命者也顺势接纳了这个名称,并以托钵僧的麻布旅行口袋作为自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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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这个名称与他们穿戴的标记,迅速地传播到尼德兰各地,甚至有时连妇女们也佩戴小木碗图案作为装饰。一些具有反抗思想的贵族们也舍弃了象征高贵身份的华丽的金、银、红、紫等色彩,选择穿上乞丐和修士们穿的灰色和棕色的衣服。其实这种行为本身就有相当强烈的颠覆意味。参加请愿的“乞丐们”还以一种凯旋的方式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征集布拉班特以及佛兰德斯贵族们的签名,许多贵族都愿意签名,荷兰省的贵族表现得特别积极。在哈勒姆、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一些城镇还出现了支持“乞丐们”的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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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乞丐们”去布鲁塞尔请愿的时候,在佛兰德斯西部,加尔文派的群众举行了大型露天布道活动。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十分迅速,6月,在安特卫普、布雷达以及斯海尔托亨博斯都出现了加尔文派的露天布道活动,有时几百人,有时上千人。到了7月和8月,在哈勒姆、阿姆斯特丹、恩克赫伊曾都出现了这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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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的8月10日,南部尼德兰地区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群众性的破坏圣像运动。那一天,许多长期被压迫的激进的新教徒,在聆听完一天的布道以后,情绪亢奋而狂热,他们从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的小镇史汀福尔德(Seenvoorde)开始,发起“圣像破坏运动”,他们闯进当地的圣劳伦斯修道院,捣毁圣徒的雕像、毁坏并焚烧祭坛、绘画和壁画。此次“圣像破坏运动”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继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破坏运动”以后的第二次相同类型的运动。在尼德兰地区的此次运动又被历史学家称为“圣像破坏的怒吼”(iconoclastic fury)。它虽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宗教和文化特征,但在它的背后也自然有深刻的政治以及经济的原因。这一年4月,荷兰的贵族向玛格丽特请愿以后西班牙当局表现出来的犹疑不决以及惧怕的心理,无疑给社会上聚集起来的反天主教以及西班牙的政治力量(其中大部分为具有新教思想的各界人士)以某种鼓舞;同时,16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尼德兰北方在波罗的海的战事以及推迟从英国进口布匹造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使失业以及食品价格上涨,造成底层人民的不满。因此,在后来日益发展的“圣像破坏运动”中有人攻击政府机构特别是市政厅,还有人抢劫商店或者食品店。当然,在此次运动中群众最主要的攻击对象还是天主教会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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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狂热的运动从今天的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的小城一直蔓延至大城市安特卫普,在8月20日至21日,安特卫普有42座教堂遭到洗劫,无数的圣像、绘画等宗教艺术品和法器都被扔到街上砸碎,到了晚上,人们点燃火把继续打砸抢,整个城市一片狼藉。包括主教座堂在内的内部装饰如画有圣像的彩色玻璃、十字架、基督受难像、管风琴等被破坏殆尽。在这些新教徒的心中,所有这些外在的物品都象征着罗马教宗的权力。两天以后,暴乱从安特卫普蔓延至西南部的米德尔堡、法拉盛,人们抢劫了米尔德堡当地的修道院教堂以及许多乡村教堂。同一天,暴乱还蔓延到南部城市布雷达,又过一天,一群年轻人袭击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些重要的教堂。北方各地在破坏圣像运动开始的时候与南方一样混乱与无序,但是到了8月下旬,运动就变得更系统和组织化了,一些具有新教思想的贵族以及城市的主要市民参加了进来。在斯海尔托亨博斯,人们在破坏了圣像以后围在城市主教座堂的周围唱起了赞美诗。在乌特勒支,人们在当地新教的贵族率领下将教堂里的大量的法器、艺术品以及祭披堆在街道上焚烧,还有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整座图书馆的书籍都被付之一炬。9月,起自南方的暴动继续向北方蔓延。9月25日,在莱顿以及海牙,市民在武装的贵族的保护之下焚毁圣像。在布里尔及其周围的乡间,民众在一些贵族的鼓动之下系统地洗劫了许多教堂。同月,在另一北方城市吕瓦登,市政厅在民兵组织的压力之下将教区教堂里的圣像撤出,让新教徒进去进行自己的崇拜。在城市里的大部分天主教神父不是选择逃亡就是留下与新教徒一起进行崇拜。又过了一个月,弗里斯兰整个地区都建立了新教的团体组织。在这场圣像破坏运动中约有400多座教堂遭到劫掠,无数圣像和圣物以及宗教艺术品遭到破坏,许多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遭到虐待,导致整个尼德兰社会的严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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