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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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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去剑桥：我翻开了生活史上的另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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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晨，我在利物浦街车站坐上了开往剑桥的快车。一开战，伦敦大学就疏散到地方上去，东方学院迁到剑桥基督学院——《失乐园》作者弥尔顿的母校。在那里，我翻开了生活史上的另一页：教外国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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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究竟有几个学院，我至今说不清。反正最有名的是经济学院（LSE），那是英国费宾学会的大本营。专门研究苏联的斯拉夫学院也颇有声望。我所在的东方学院，全名是东方及非洲学院（SOAS）。院长是位梵文家，学院教职员中有些知名学者，也有些仅仅是在东方混过事的。中文系主任爱德华兹就曾在我国传过教，和当时的牛津大学中文系负责人休士一样。系里教马来语的曾在新加坡任殖民官。波斯文教授明诺斯基当过沙皇时代的驻波斯大使。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曾大举动员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的侨民回国。一天，明诺斯基同大家握手告别。他落叶归根，回故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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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教书的主任，中文系还有四人。一位从德国逃来的犹太人西门博士，是高级讲师，一位是嫁给英国丈夫（魏特克先生）的广东女子。于道泉本行是藏文，但那时没人学这门，所以他就改教古汉语。我教的是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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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空袭下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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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高等教育界有个普遍的现象：学生们大多应征入伍了，除了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如研究炸药的物理系，来求学的寥寥无几。因此，珍珠港事变前，我轻松极了，只进行过个别教授：一个苏格兰化肥厂的厂主把学点中文作为一种高尚消遣；一个爱上了一名香港殖民官的姑娘，她觉得懂点中文对将来做主妇准会有用。可是学到中途，她不照面了，托人给我捎来封信，说：她同香港那位吹了，又爱上了一个驻加纳的殖民官，所以改学非洲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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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乡思作祟，一到剑桥我就想起老家北平。那座古城中我最熟悉的是庙宇——隆福寺、护国寺和东岳庙。剑桥也到处是教堂，到处是文物古迹。北平时而有运煤的驼群穿过。剑桥草地上也不时地有马群徜徉。更令我神往的是它那恬静悠闲的气氛。我爱剑河两岸的疏林小丘，爱圣约翰学院后边的叹息桥，爱那里的牛马市和绿茵茵的田野边上搭帐篷的吉卜赛流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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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初，萧乾在剑桥大学与留学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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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到剑桥，我就有宾至如归之感。我大概喜欢带点农村气息的城市。首先给我好感的是那里可以骑自行车。到后没几天，我就买了一辆。一九三六年年初到上海工作，我也曾想骑自行车上班。老上海笑我说，只有信差才骑车呢。他劝我还不如走路。我也真就每天徒步往返于爱多亚路与环龙路之间。我九岁时就学会了骑车，可进了大上海就同那匹铁驴绝了缘。在剑桥，几乎每人拥有一辆。车把上照例都挂一只十足乡巴佬气的篮子。教授也好，学生也好，个个把书物放在篮子里，穿梭往来于宿舍、教室和大学图书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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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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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英国内务部的战时“敌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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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英国，我像其他中国人（作为英国子民的马来亚华侨除外）一样，被划作“敌性外侨”。内务部规定：晚上八点至早晨六点之间不许出门，不准进入距海岸五英里的地区，每周还得向所在的警察局报到一次，大约是为了证明本人并未潜逃。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为什么会有此规定，也许由于一九〇二年英国同日本结过盟，一直还在生效之故。但他们用“敌性”而未用“敌国”，一字之差，还是有区别的，不然早就进拘留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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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阶段，理发得到肯于给东方人理的熟店，住公寓也得找这样的地方。第一个圣诞节我想到伦敦去度，事先就根据报纸上出租栏的广告，从剑桥写信向海德公园附近一家公寓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车之后，我还特意从车站打了个电话。房东太太说：“来吧，房间给你保留着哪。”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寓，按了电铃。门开了，那位在电话里满口应承的太太打量了我两眼之后，立刻变了卦，说：“真抱歉，房间刚刚租了出去。”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还刊登过我对此事的一封抗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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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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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敌性外侨”怎样成了“伟大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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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经历过几次“价值突变”。珍珠港事变后，我就从一个“敌性外侨”一变而为“伟大盟邦成员”了。我的身份之改变，不能不说是由于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当地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大战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不久，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的残局，还竟悍然封锁我们用血汗修成的滇缅路，以讨好日本侵略者。使我感到任凭多么杰出的政治家，在利害面前，也可以把是非抛到九霄云外。当时由于我采访过中国那条生命之路，曾应邀到英国几个城市作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也曾参加过一次英共组织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民大会，因此受到伦敦警察局一位便衣先生的光顾，他彬彬有礼而又转弯抹角地对我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盘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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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清晨，日本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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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中文系忙起来了，不但由于中国成了盟邦，而且出现了英军有一天将在远东作战的可能（他们大概还想夺回马来亚！）。当时我已去剑桥王家学院了。我听说国防部曾请一位英国汉学家写句话，缝在英国飞行员身上，以便万一在（比如说马来亚）上空被日军击落，请当地居多数的华人给以协助。那位汉学家大概古文很地道，他写了四个大字给国防部：龙飞莫遏。语气不像是二十世纪中叶一场大战中的紧急呼救，倒像在表现熟读《春秋》、《左传》的古典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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