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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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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英国内务部的战时“敌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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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英国，我像其他中国人（作为英国子民的马来亚华侨除外）一样，被划作“敌性外侨”。内务部规定：晚上八点至早晨六点之间不许出门，不准进入距海岸五英里的地区，每周还得向所在的警察局报到一次，大约是为了证明本人并未潜逃。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为什么会有此规定，也许由于一九〇二年英国同日本结过盟，一直还在生效之故。但他们用“敌性”而未用“敌国”，一字之差，还是有区别的，不然早就进拘留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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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阶段，理发得到肯于给东方人理的熟店，住公寓也得找这样的地方。第一个圣诞节我想到伦敦去度，事先就根据报纸上出租栏的广告，从剑桥写信向海德公园附近一家公寓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车之后，我还特意从车站打了个电话。房东太太说：“来吧，房间给你保留着哪。”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寓，按了电铃。门开了，那位在电话里满口应承的太太打量了我两眼之后，立刻变了卦，说：“真抱歉，房间刚刚租了出去。”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还刊登过我对此事的一封抗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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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敌性外侨”怎样成了“伟大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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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经历过几次“价值突变”。珍珠港事变后，我就从一个“敌性外侨”一变而为“伟大盟邦成员”了。我的身份之改变，不能不说是由于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当地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大战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不久，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的残局，还竟悍然封锁我们用血汗修成的滇缅路，以讨好日本侵略者。使我感到任凭多么杰出的政治家，在利害面前，也可以把是非抛到九霄云外。当时由于我采访过中国那条生命之路，曾应邀到英国几个城市作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也曾参加过一次英共组织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民大会，因此受到伦敦警察局一位便衣先生的光顾，他彬彬有礼而又转弯抹角地对我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盘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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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清晨，日本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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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中文系忙起来了，不但由于中国成了盟邦，而且出现了英军有一天将在远东作战的可能（他们大概还想夺回马来亚！）。当时我已去剑桥王家学院了。我听说国防部曾请一位英国汉学家写句话，缝在英国飞行员身上，以便万一在（比如说马来亚）上空被日军击落，请当地居多数的华人给以协助。那位汉学家大概古文很地道，他写了四个大字给国防部：龙飞莫遏。语气不像是二十世纪中叶一场大战中的紧急呼救，倒像在表现熟读《春秋》、《左传》的古典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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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英国官方及私人宣传媒介眼里开始有了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书，电影公司邀我为他们编了一部《中国人在英国》的影片，并在影棚中仿制了我在剑桥王家学院的书房，在那里录下了我的解说。英国广播公司自然也动了起来。他们约请了一些驻伦敦的盟国记者用各自的母语向本国听众广播，内容不外乎欧战局势以及英国的战争努力。记得美国的客座广播评论员是《纽约时报》驻英记者，中国方面找的是我。我向重庆广播的日子仿佛是星期二。电台要求我头一天把要播的内容译成英文，播时则用中文，并且是作为我个人对战局及战时英伦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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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萧乾正倚在剑桥王家学院D2的书房前，门楣正上还漆着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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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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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专题广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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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亚战局已成为一条战线了，所以观点大致一样。每次头天送审，第二天都照播，没有过任何纠葛。几个月来，进行得都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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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不记得是在评论什么事情时，我谈到了印度独立运动。抵英后，我同旅居英伦的印度作家穆勒克·安那德一直很要好——他曾把他用英文写的一本书献给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我则几次为了印度独立问题同英国人吵过嘴。记得第一次是在东方学院教授休息室。一个在印度当过殖民官的同事一听我说印度终有一天会独立的话，马上就忘记绅士教养，同我粗脖子红筋地吵起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进过那间发霉的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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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广播稿中，我谈到了中印两个古国的友谊，对印度独立运动明确地表示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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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例事先把广播稿译成英文，提前一天送往电台。过不多久，电台就派专人把我的广播稿送回，并附了一信，委婉地要求我把有关印度独立那段删掉，改用他们另写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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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萧乾在伦敦为英国广播电台（CBBC）作时事评论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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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既然是用我个人名义播的，我想这个做法不合情理。于是，我写了一信，大致是说，如果英国国王陛下政府要就印度问题有所评论，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去发表。我无意充当国王陛下政府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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