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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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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歌曲是一种不用教的“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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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这批新房客大都分头到谢斐尔德、考文垂等生产军火的工业城市工作了。一到星期六，他们又都从各地回来，共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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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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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世界语”，比波兰人柴门霍甫所发明的那种更为通行，那就是音乐——特别是歌曲。他们不会英语，也不会华语，我则不会俄语。三十年代在上海，我从亡友曹维廉那里学会不少俄罗斯以及苏联歌曲。每次他们到地下室来看我，说完哈啰，给他们倒上茶，我们就用那些歌来代替谈话了——从由生到熟的过程看，要比谈话快多了。我们唱十月革命前的，如《伏尔加船夫曲》，唱十月革命后的，如《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生活像泥河一样流》，以及《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无论是什么曲子，只要我唱上半句，他们就接下去，而且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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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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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满怀“斯拉夫热情”的小伙子与英国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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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渐熟了：他们的英语也超越了“哈啰”的阶段。一个叫萨沙的小伙子竟然提笔写信了。他们每人都在各自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个妞儿——一个英国青年女工。萨沙的那个叫凯特。他们的工作地点是流动的，所以非但写信，还常给女友打长途。萨沙最细心。他叫长途之前，总是先把准备说的话写在纸上。可是他的语汇实在不多。他就求我帮他编，并且教他发音。电话就在一楼，他嗓门又大，所以我听得出他总在我们共同准备好的纸上再加上点什么，而且讲两句就叫嚷一声“达令”（亲爱的），还不断发出咂咂咂的投吻声，像是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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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间地下室面积很大。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在周末组织一次舞会。我请街坊们帮忙。他们说：“没说的，两个伟大盟邦做主人，姑娘们还能不来！”这天黄昏，十来位盛装少女翩然光临。她们事先以为舞会必然像英国那样，最迟跳到十点就可以回家了。她们（以及我这个东方人）都低估了斯拉夫热情。十点以后，女客几次要走，小伙子们就是扯住不放，而且边舞边唱。姑娘们被折腾得不断尖声叫喊。然而是欢乐的叫喊——尤其当小伙子把姑娘抱住，在半空中抡转的时刻。其中大概有来自乌克兰的，还踢蹬着。舞会足足闹到天蒙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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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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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邻居的抗议与我的冒失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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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可糟了，第二天邻居一齐向我抗议起来。房东太太也对我下了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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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实委屈。因为我一向不会跳舞，只不过给张罗了一下茶水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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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怕得风湿症，我搬走了。一年后，一次在海德公园偶然遇到了萨沙，他挽着一位少妇。我太冒失了，竟问了他一声：“这可是凯特？”萨沙绷起脸颊。那时他的英语讲得挺流利了，他很郑重地向我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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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妻子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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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克里姆林宫派飞机把他们的家眷都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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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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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五章 “战时中国”演讲与尴尬的情感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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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我是新近从中国来的，又是个记者，所以抵英不久，就同援华会发生了密切关系，成为他们的主要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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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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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步人士的援华运动和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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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华会是英国进步人士在三十年代末期组织起来的一个为中国抗战呐喊助威的团体，主要负责人有“左翼读书会”会长维克多·高兰兹、《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主编金斯莱·马丁、妇女社会活动家玛杰莉·佛莱、工党理论家拉斯基、英共机关报《每日工人》外交记者阿瑟·克莱戈以及社会上及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主持经常工作的是专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政治家多洛兹·伍德曼。这个团体的英文名字China Compaign Committee，直译起来应作“中国运动委员会”。“运动”这个字在英语中含义很广，主要是“宣传”，但也包括“行动”。援华会曾多次为我国运去药品和医疗器材，而且每次都坚持重庆、延安各半。他们还为此事和国民党——特别是驻英大使馆，闹过矛盾。关于皖南事变以及戴笠特务集团当时在国统区搞的暴行，他们了如指掌，并曾动员社会闻人在伦敦报纸上发表抗议信。一九四一年丘吉尔为了讨好日本而封锁我们的滇缅路时，该会曾大力开展活动，抗议那不义之举。后期，他们又支持工业合作运动。一九八五年，我把保存了四十多年的他们发行的一张股票送给了北京的工合总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