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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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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满怀“斯拉夫热情”的小伙子与英国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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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渐熟了：他们的英语也超越了“哈啰”的阶段。一个叫萨沙的小伙子竟然提笔写信了。他们每人都在各自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个妞儿——一个英国青年女工。萨沙的那个叫凯特。他们的工作地点是流动的，所以非但写信，还常给女友打长途。萨沙最细心。他叫长途之前，总是先把准备说的话写在纸上。可是他的语汇实在不多。他就求我帮他编，并且教他发音。电话就在一楼，他嗓门又大，所以我听得出他总在我们共同准备好的纸上再加上点什么，而且讲两句就叫嚷一声“达令”（亲爱的），还不断发出咂咂咂的投吻声，像是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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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间地下室面积很大。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在周末组织一次舞会。我请街坊们帮忙。他们说：“没说的，两个伟大盟邦做主人，姑娘们还能不来！”这天黄昏，十来位盛装少女翩然光临。她们事先以为舞会必然像英国那样，最迟跳到十点就可以回家了。她们（以及我这个东方人）都低估了斯拉夫热情。十点以后，女客几次要走，小伙子们就是扯住不放，而且边舞边唱。姑娘们被折腾得不断尖声叫喊。然而是欢乐的叫喊——尤其当小伙子把姑娘抱住，在半空中抡转的时刻。其中大概有来自乌克兰的，还踢蹬着。舞会足足闹到天蒙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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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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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邻居的抗议与我的冒失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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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可糟了，第二天邻居一齐向我抗议起来。房东太太也对我下了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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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实委屈。因为我一向不会跳舞，只不过给张罗了一下茶水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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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怕得风湿症，我搬走了。一年后，一次在海德公园偶然遇到了萨沙，他挽着一位少妇。我太冒失了，竟问了他一声：“这可是凯特？”萨沙绷起脸颊。那时他的英语讲得挺流利了，他很郑重地向我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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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妻子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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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克里姆林宫派飞机把他们的家眷都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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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五章 “战时中国”演讲与尴尬的情感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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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我是新近从中国来的，又是个记者，所以抵英不久，就同援华会发生了密切关系，成为他们的主要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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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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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步人士的援华运动和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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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华会是英国进步人士在三十年代末期组织起来的一个为中国抗战呐喊助威的团体，主要负责人有“左翼读书会”会长维克多·高兰兹、《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主编金斯莱·马丁、妇女社会活动家玛杰莉·佛莱、工党理论家拉斯基、英共机关报《每日工人》外交记者阿瑟·克莱戈以及社会上及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主持经常工作的是专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政治家多洛兹·伍德曼。这个团体的英文名字China Compaign Committee，直译起来应作“中国运动委员会”。“运动”这个字在英语中含义很广，主要是“宣传”，但也包括“行动”。援华会曾多次为我国运去药品和医疗器材，而且每次都坚持重庆、延安各半。他们还为此事和国民党——特别是驻英大使馆，闹过矛盾。关于皖南事变以及戴笠特务集团当时在国统区搞的暴行，他们了如指掌，并曾动员社会闻人在伦敦报纸上发表抗议信。一九四一年丘吉尔为了讨好日本而封锁我们的滇缅路时，该会曾大力开展活动，抗议那不义之举。后期，他们又支持工业合作运动。一九八五年，我把保存了四十多年的他们发行的一张股票送给了北京的工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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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方面，除了散发有关中国抗战的小册子外，还组织中国人以及了解战时中国情况的人们（如有些在中国教过书的教师或行过医的大夫）赴英国各地演讲。在珍珠港事件前，我是唯一新从战时中国去英的。后来，国内去的留学生陆续回了国。珍珠港事件后一个时期，除了多年侨居英伦的蒋奕及熊式一等人，以及马来亚华侨，从中国本土去英的中国人，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而除了伦敦大学，援华会就成为我旅英最初几年接触最多的团体，多萝西·伍德曼以及与她同居的马丁也成为我接触最频繁、往来最密切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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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关系，我还曾几次去她和马丁在艾塞斯郡一个小乡村置的别墅。我们多次同看过戏，有一回还一道参加了在达廷吞古堡举行的音乐节。马丁喜下棋，我则不谙此道。但在艺术上，我们的爱好很接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诱导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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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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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关于“战时中国”的几十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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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我一到英国，多萝西·伍德曼就同我联系上了。一九四四年重操记者旧业之前，我曾应她的嘱托就战时中国做了几十次演讲。有时在伦敦，更多的是赴英伦三岛内地。那也为我提供了认识英国社会的大好机会。我去过威尔士矿区，也到过苏格兰草原。每次照例由援华会事先给买好来回车票。抵达后，总是由当地一位热心人士负责接送并供给食宿。既然是为自己的祖国宣传，自然从未接过分文报酬。借此我在英国各阶层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些一直和我通信。一九四九年我离港来北京的前夕，给海外友人普遍发了个通知：“今后请连圣诞贺片也不要给我寄。”一九七九年后，一些依然健在的英国朋友又同我恢复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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