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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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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步人士的援华运动和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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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华会是英国进步人士在三十年代末期组织起来的一个为中国抗战呐喊助威的团体，主要负责人有“左翼读书会”会长维克多·高兰兹、《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主编金斯莱·马丁、妇女社会活动家玛杰莉·佛莱、工党理论家拉斯基、英共机关报《每日工人》外交记者阿瑟·克莱戈以及社会上及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主持经常工作的是专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政治家多洛兹·伍德曼。这个团体的英文名字China Compaign Committee，直译起来应作“中国运动委员会”。“运动”这个字在英语中含义很广，主要是“宣传”，但也包括“行动”。援华会曾多次为我国运去药品和医疗器材，而且每次都坚持重庆、延安各半。他们还为此事和国民党——特别是驻英大使馆，闹过矛盾。关于皖南事变以及戴笠特务集团当时在国统区搞的暴行，他们了如指掌，并曾动员社会闻人在伦敦报纸上发表抗议信。一九四一年丘吉尔为了讨好日本而封锁我们的滇缅路时，该会曾大力开展活动，抗议那不义之举。后期，他们又支持工业合作运动。一九八五年，我把保存了四十多年的他们发行的一张股票送给了北京的工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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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方面，除了散发有关中国抗战的小册子外，还组织中国人以及了解战时中国情况的人们（如有些在中国教过书的教师或行过医的大夫）赴英国各地演讲。在珍珠港事件前，我是唯一新从战时中国去英的。后来，国内去的留学生陆续回了国。珍珠港事件后一个时期，除了多年侨居英伦的蒋奕及熊式一等人，以及马来亚华侨，从中国本土去英的中国人，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而除了伦敦大学，援华会就成为我旅英最初几年接触最多的团体，多萝西·伍德曼以及与她同居的马丁也成为我接触最频繁、往来最密切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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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关系，我还曾几次去她和马丁在艾塞斯郡一个小乡村置的别墅。我们多次同看过戏，有一回还一道参加了在达廷吞古堡举行的音乐节。马丁喜下棋，我则不谙此道。但在艺术上，我们的爱好很接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诱导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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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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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关于“战时中国”的几十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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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我一到英国，多萝西·伍德曼就同我联系上了。一九四四年重操记者旧业之前，我曾应她的嘱托就战时中国做了几十次演讲。有时在伦敦，更多的是赴英伦三岛内地。那也为我提供了认识英国社会的大好机会。我去过威尔士矿区，也到过苏格兰草原。每次照例由援华会事先给买好来回车票。抵达后，总是由当地一位热心人士负责接送并供给食宿。既然是为自己的祖国宣传，自然从未接过分文报酬。借此我在英国各阶层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些一直和我通信。一九四九年我离港来北京的前夕，给海外友人普遍发了个通知：“今后请连圣诞贺片也不要给我寄。”一九七九年后，一些依然健在的英国朋友又同我恢复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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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朋友初聚（一九三九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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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在伦敦英国援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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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的日记统统毁于“文革”中，否则我本可以专就在英国演讲的经历写一本书，那不会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我接触过的英国人不但年龄、职业、身份、所住地区各不相同，而且还有过不少感人的抑或令人哭笑不得的情景。如今，日记早已化成灰烬，有些事却至今在脑中留下了难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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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回我讲演完就住在诺丁汉博物馆馆长家里。他起先是由收藏古玩而对中国发生兴趣的。他对汉瓦宋瓷比我要在行多了。他听了我关于现代中国的演讲，才知道中国并不就是个老古玩铺。原来从十九世纪它就在努力摆脱历史的沉重负担，想赶上时代。他赞赏我讲的“中国不再是华夏”。他对中国为现代化而进行的斗争，开始感到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通信。一九四二年我在伦敦华莱士绘画馆讲“龙须与蓝图”时，他闻讯还专程老远赶来听。那时他年近五十，仍是个单身汉——一个精神愉快、浑身是活力的单身汉。他生平是个爱鸟者。一到假期，就常跑到英国中西部的密林里去观察鸟的生态，倾听它们婉转的歌声。他对中国唯一的怨言，是我们把鸟关在笼子里，有时甚至还罩上布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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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莱斯特那天，是住在戈洛夫先生家里。这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开着一爿袜厂。莱斯特当时是个人口不足五千的小城镇，中古时代它曾是罗马统治者驻扎的要塞。戈洛夫先生领我参观了兴建于十四世纪的市议会，我们在雨中凭吊了十六世纪简·格雷被砍头的地方。他一路慨叹说，那么个多才多艺的姑娘，十七岁上当了九天女王，就被争夺王位的对手马利·都铎给处决了。还说本来她不该上断头台的，只怪她爸爸参加了叛军，连累了她。他为之愤愤不平。英国普通公民对历史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使我不免惊讶。“文革”中家里被洗劫一空，可他送我的一只刻着我的名字和他家住址的锡质糖罐，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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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在英国与友人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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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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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竟然住进了“洋枪队长”戈登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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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阿伯丁那趟，出面招待我的是戈登家——就是曾帮助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那个英国将军的后裔。那是一座豪华的庄园，草坪尽头是一幢三层红楼，接着是一座古堡和一所家庭教堂。当晚他们让我睡在一张雕栏画柱的大檀木床上，说那是为国王乔治五世驾临庄园时特制的。国王想必块头很大，那澡盆大得简直像个浴池。早餐后，戈登夫人邀我去看她家的牛。她的丈夫是个金发高个子的北欧人。婚后她保持着双姓，他显然是位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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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过草坪，来到牛栏。大概为了纪念她的家族同中国的姻缘，那些牛都是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她朝一头黄的喊：“九江！来会会你的老乡！”又朝另一头黑的嚷：“重庆，过来！”她的用意可能是使我感到亲切，可我见到那些长了两个尖犄角的庞然大物冲我走来，丝毫勾不起对“老乡”的情谊。记得一九三八年文史家李长之初到昆明，写了一篇歌颂云南人的文章，其中形容云南人勤劳如“牛”。第二天省报上就发表了斥责他辱骂云南人的社论，害得他星夜逃往邻省贵州。庄子写过《齐物论》，然而我们从来也不同禽兽讲平等，界限划得最清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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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感到怫然的是去坎特伯雷讲演那趟。那是为了配合中国青铜和瓷器的展览。看到祖国的艺术珍品在异邦的文化历史名城展出，受到成千上万观众的赞赏，自是感到光彩。及至听说那些收藏品的来源时，我心里凉了半截。原来收藏品的主人庚子年间在一条英国军舰上当过医生。珍品全都是那位体面的绅士乘兵荒马乱之际掠夺的。这么一来，展品立即在我心目中失去了光彩。它们唤起我对国耻的记忆。同时我也不解：抢来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展览，拿来表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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