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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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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福斯特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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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对东方，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感情。当我表示希望他有一天写一本《中国之旅》时，他说：“我连萧乾两个字，哪个是名，哪个是姓都闹不清，你就知道我对《中国之旅》是多么缺乏准备了。”我请他去中国餐馆吃了顿很平常的中国饭，他回家后写信来说：“太好吃了。打从自东方归来，我还没这么贪吃过。”（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有一次他在信中还附了一张要由我签字后才生效的支票，嘱我代他转给中国红十字会，“用以向中国致敬”。一九四二年夏天，他想读读庄子的书。推荐他读庄子的是他的法国好友查尔斯·莫荣，“庄子”二字用的是法文拼法，在英国的图书馆里查不到。他要我告诉他英国的通用拼法，以便再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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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年底，有个英国团体知悉他对中国的兴趣，居然要请他去演讲。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多么想去讲，可惜实在一无所知。他还是谢绝了。但是当我在伦敦华莱士绘画馆讲《龙须与蓝图》时，他不但提前就来了，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夸我讲得引人入胜，听了也令人愉快。信中接着慨叹说：“听了之后，觉得像我这个年纪再去迷上中国太晚了。倘若我老早就迷上，那会比意大利（我首先迷上的）、印度或法国更好。”随后又十分俏皮地说，“你只能想象我写过一本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而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可惜在印刷过程中，书页都沾到一起了，所以没法让人阅读。”我演讲时用龙须象征中国的古老文化，用蓝图象征工业化。我认为中国不能仅满足于祖先那份遗产，必须现代化，不然，文化遗产也保存不住。福斯特在那信里问我：“有了蓝图之后还能不能再回到龙须上来呢？过去人类历史上可曾有人找到过这条路子？”（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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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钻研福斯特的小说时，他对我研究他的工作，曾慷慨地给予支持。经过与他通信，我了解到他的许多见解、思想和事迹，这些是英国研究者未必都了解的。他还送给我一些他在埃及和印度发表而从未在英国问世的论文及小册子。除了读书笔记，我还有几本同他谈话的记录。可惜这些连同我多年的日记、大量卡片，全都毁于那十年红色火灾中了。也因此，我一直都未动笔去写他，我不知该从哪儿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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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初期，我遇到过不少持有“大英帝国”优越感的英国人，但福斯特恰好相反。他的散文集《阿宾芝收获》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挖苦英国的。福斯特基本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曾任英国人权协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当希特勒在欧洲大肆嚣张时，他在巴黎开的一次国际笔会上曾大声疾呼：“倘若我年轻一些，我一定加入共产党。”他甚至说：“除了共产主义，今天的知识分子再也找不到含有希望的政治信仰了。”可是苏德协定签订后，他又彷徨了。当英国国防部解雇部内共产党员时，人权协会通过了抗议政府这一行动的决议，他却又因而声明辞去该会会长的职务。一九三九年他出了本小册子《我的信仰》，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的信仰就是什么也不信。”其实，他所有的作品都在阐明着一个信仰，就是人际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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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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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不是位多产作家。包括他在遗嘱中指定死后才发表的《莫瑞斯》，他一共只写了六部长篇小说——而培·戈·乌德豪思写了将近一百部。福斯特一直同伍尔夫、劳伦斯等被列为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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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这个中国读者看来，他的小说继承了菲尔丁、狄更斯奠定下的英国现实主义的传统，然而在技巧（组织情节，刻画人物，对话隽永俏皮，以至文字富于弦外之音）上，他超过了前人，确实是位大师。在爱德华朝代（二十年代）英国文艺界遗老中，他在思想上也是最接近青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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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把论福斯特小说的论文在交给导师之后，也一篇篇地寄给他本人，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霍华德别业》（Howards End）。这本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企图在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寻求和谐——或妥协，也是他的小说中间直接触及社会改革这个艰难主题的。我认为福斯特心目中在反对两个敌人，一个是人性上的虚伪，另一个是社会上贫富的悬殊。他对前者熟悉，因而写得真切，而对后者则陌生隔膜。小说的结局给我以虎头蛇尾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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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读完我那小论文之后，来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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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写了《霍华德别业》这本书之后，我对社会改革的希望就荡然无存了。我发现自己如今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我觉得忍受比破坏更容易。我依然抓住人类友情这一主题不放，而这个主题也一直不肯离开我。我看到人们的趣味在逐渐降低，我不喜欢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又觉得我所能适应的那个世界有一天仍将回来，只是我将认不得它了，而且那绝不会是个安格罗—撒克逊的世界。（一九四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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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在剑桥与李鑫（中国同学会会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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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我指出的一个情节“不真实”之后，他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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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拥护艺术，有时我又反对它。现在我拥护它，并且觉得关在象牙之塔中的不是艺术家，而是这个世界。我认为那座塔是用最廉价而丑陋的材料筑成的。艺术家朝它走去，而它丢给艺术家的，有时是个铜板，有时是块砖头。无论它扔来什么，艺术家最好都以讥讽的态度来接受。我已经回到十九世纪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去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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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大概在另一篇论文中还指摘他不了解下层人民，没尝过贫穷的滋味。他在信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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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在思考你提出的贫穷与犯罪问题。我为什么一听这话就羞惭？并不如你所说的我为之而震惊，也不是由于我认为自己也应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体验一下，而是由于我想象不出贫穷是怎么回事，它暴露了我心灵活动中的一大缺陷。一下子好像看见了，接着又变成空洞的言辞而已：赤着脚，没东西下肚……尤其想到欧洲人的贫穷又与东方不尽相同。（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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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读了当时锁在保险柜里等待百年之后才问世的写同性恋的小说《莫瑞思》，也常谈起他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书。例如，他十分崇拜法国心理小说家普鲁斯特，曾在信中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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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下过工夫，正像旁人对巴尔扎克下工夫。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他有所偏爱。但我确实为他那个梦所吸引。可惜他对人性的看法单调而阴暗。倘若他能像简·奥斯丁那样放开一些，更不用说托尔斯泰了，他一定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家。（一九四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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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又告诉我，他的床畔读物是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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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与福斯特的友谊与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