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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一章 “我们可能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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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灿烂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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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海德公园的蛇形湖上玩着玩具船，年轻的情侣们躺在附近的躺椅上晒着太阳。里兹饭店里，帽子上点缀着鲜花的中年妇女们享用着三文鱼和草莓。晚上，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聚集在骑士桥和贝尔格莱维亚区富丽堂皇的宅第外，有的穿着缎子或丝绸的衣服，还有打着白色领结、穿着燕尾服的年轻男子从出租车里下来，笑着冲进灯火通明的室内。在男管家关门前的短短几秒钟里，人们可以听到“亲爱的”耳语或“脸贴脸”的微弱声响。试着想象一下，在那一瞬间，年轻、有头衔、富有的他们在舞池里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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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伍德和阿斯科特有赛马会，罗德岛有板球比赛，温布尔登有网球比赛，亨利镇有皇家赛艇会。乡村有舞会、晚宴、夜总会和家庭聚会。但在那些有幸被邀请的人看来，1939年伦敦社交季最精彩的部分[1]是在布伦海姆宫为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女儿、17岁的萨拉·斯宾塞-丘吉尔女士（Lady Sarah Spencer-Churchill）举办的一场盛大的亮相舞会。宫殿巨大的石头外墙被泛光灯照亮，几英里[2]外的人都能欣赏到宫殿巴洛克式的美。在布伦海姆宫占地20英亩[3]的花园里，树木和灌木丛中闪烁着微弱的彩色灯光，湖水也被泛光灯照亮，似乎沐浴在金色之中。广阔的草坪上建了一座亭子，一支乐队在里面演奏着乐曲。男仆们戴着傅了粉的假发，身穿黄蓝相间的马尔伯勒制服，为700多位宾客分发香槟。温斯顿·丘吉尔是宾客之一，他出生在布伦海姆，是这位涉世未深却受人尊敬的少女的已故祖父桑尼·马尔伯勒（Sunny Marlborough）的表亲。在场的大多数人一直跳舞跳到天亮。一位看得眼花缭乱的客人说，这一幕“欢快、年轻、辉煌，简而言之，完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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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奇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忘记，在半个大陆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军队集结在波兰边境，华沙的居民们正在公园里挖着弯弯曲曲的战壕，扬声器里发出空袭警报。欧洲处于战争的边缘。如果希特勒入侵波兰（当时看来很有可能是这样），英国承诺将拿起武器保卫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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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夏季的结束，在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的人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危机感。外国游客惊叹于英国人的冷静，他们在面对危险时表现得漫不经心。“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搬运工都在忙着他们的工作，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被卷入一场世界上最大的风暴。”[5]弗吉尼亚·考尔斯（Virginia Cowles）回忆道。她是波士顿一位年轻的社交名媛，刚开始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做记者。“你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最多的，就是一句简短的评论，比如‘事情不太明朗，是吗？’然后你突然为自己的品位低而感到内疚，因为你提到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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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位年轻的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记者海伦·P.柯克帕特里克（Helen P.Kirkpatrick）来说，她觉得1939年在英国度过的夏天就好比一个人正开着车，但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撞车一样。“后来，他们把你从残骸中救出，你可以清楚地告诉他们是怎么看到另一辆车迎面驶来，你是如何试图转弯，但没能成功的。我们知道它就要来了——它就在前面，没什么能阻止它，但生活一如既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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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战争迫在眉睫，也不会扰乱社会生活。1939年7月的最后几天标志着这个灿烂季节的结束。每年夏末，都有很多人离开伦敦。到了8月2日，一年一度逃离伦敦的浪潮再次袭来。布莱顿和其他英国海滨度假胜地早已人满为患。上流社会的成员在去往乡间庄园猎松鸡的路上，或者正赶去法国南部的海滩和赌场。就像一位在社交界颇具声望的年长女性对初入社交界的孙女解释的那样：“亲爱的，问题是7月31日之后，（不应该）在伦敦见到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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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张伯伦准备效仿他的同胞。这位70岁的英国首相已经筋疲力尽，他期待着在苏格兰高地钓几周鲑鱼。但在张伯伦忙里偷闲之前，他的日程上还有最后一项任务：主持议会的正式休会，按照传统，接下来就是为期两个月的夏季休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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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议员对放长假的想法感到震惊。毕竟，这不是一个惯常的散漫8月，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首相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想让议会让路，这样就可以违背英国对波兰的承诺吗？张伯伦曾在1939年3月明确表示，要保卫波兰不受德国侵略。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有报道称英国向波兰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向德国做出让步，同时又与德国官员就可能达成的协议进行秘密谈判。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英国和法国当时私下警告波兰不要对抗希特勒。[8]1939年初夏，波兰官员向英国寻求武器贷款时，英国财政部回复他们：英国政府并不认为这件事“非常紧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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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议员来说，这样的报道令人不快。这让他们回忆起张伯伦一年前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他是不是准备背叛波兰，就像一年前在慕尼黑会议上背叛捷克斯洛伐克一样？1938年9月，首相决定对希特勒进行个人外交访问，他没有征询自己的内阁，更不用说听取下议院的意见了，这一行为打破了所有先例。事实上，当张伯伦开始德国之旅时，议会正处于为期两个月的夏季休会期。反绥靖主义的议员们对1939年8月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代表英国人民的下议院理应指导和控制执政者，但事实恰恰相反。保守党议员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Maurice Harold Macmillan，一般称哈罗德·麦克米伦）抱怨道：“我们越来越像帝国议会，开会只是为了听演讲和登记当天的政府法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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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部分保守党议员对《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并在前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抵制进一步的绥靖政策，44岁的麦克米伦就是其中之一。在1939年7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异见者们决定反对长时间的夏季休会，张伯伦和手下轻蔑地将异见者们称为“魅力男孩”。此外，保守党中最高调反对张伯伦外交政策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丘吉尔和他的老朋友、艾登集团成员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在肯特郡的乡间别墅查特韦尔共进午餐时，对爱德华说，首相的休会计划只会让希特勒相信，如果德国入侵波兰，英国不会参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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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丘吉尔的反对不屑一顾，实际上他对待所有绥靖政策的反对者，都像在野餐时赶走一只蚂蚁一样漫不经心。丘吉尔有什么可怕的？他是个制造分歧、颇具争议的人物，在议会和保守党内都没有获得坚定的支持，甚至艾登也不敢和丘吉尔合作。至于艾登的“魅力男孩”，当他们自己的领袖竭尽全力想再获得张伯伦好感而重返内阁时，他们怎么能给艾登制造麻烦呢？在1939年7月的会议上，艾登告诉其他人：“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自证身份、投票反对政府，那它本身就是个问题。”[12]然而，没过几天，他就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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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无意让艾登重返内阁。艾登曾是个“反叛分子”，那他就永远是个反叛分子，但张伯伦并不介意吊他的胃口。即使这位英俊的前外交大臣突然变得强硬起来，也无济于事。张伯伦确信自己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保守党的“反叛分子”。这些“反叛分子”被首相在媒体和政府中的许多支持者攻击，他们的行为被视为不忠。他们的电话被窃听、会议被监视，他们的选区迫于压力，要在下次选举中撤回对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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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中绝大多数的保守党成员全心全意地支持张伯伦，国王与上议院也是如此。虚弱而分裂的工党无法对张伯伦构成任何威胁，另一个反对党——自由党，就是个笑话，它只有21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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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张伯伦确信，他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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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日约下午3点，下议院准备就政府的休会动议进行辩论。在拱形的木制天花板下，下议院议会厅里很快就挤满了人，随着议员们从大厅和吸烟室涌进来，噪声越来越高。一旦辩论开始，这个光线昏暗的房间就会变得闷热而拥挤，就像以前讨论国家大事时一样。下议院没有足够的座位容纳600多名议员，新议员们进入议院的前几天，总是惊讶地发现“民主的摇篮”如此之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议员或被迫站着，或坐在过道上，或簇拥在议长那带篷的椅子周围。那些坐着的人则紧紧地挤在一排排深绿色的皮长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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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逼仄的空间绝非偶然。1834年，在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后，英国重建了包含议会大厦的威斯敏斯特宫，当时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更多地将这里视为举行王室仪式的场所，而不是民主政府的中心。当鲜红与金色相间的上议院议会厅装饰彩色的玻璃窗、堂皇的宝座、华丽的家具和描绘中世纪君主的壁画时，[13]下议院议会厅却小而简朴，有糟糕的音响效果和供游客及媒体参观的小旁听席。与上议院的议会厅不同的是，下议院的议会厅不是一个国家级剧院。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小橡木厅里所呈现的愤怒、激情和戏剧性有时已接近歌剧的境界。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4]是下议院最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与下议院里的兴奋和紧张相比。当一位议会同僚的小儿子告诉这位前首相他打算加入皇家海军时，劳合·乔治皱着眉头摇了摇头。他说：“政治上有更大的风暴，如果你想当海盗，那就来这里吧，这里有舷炮和登船聚会，有人被逼着走跳板，甲板上鲜血淋淋。”[15]下议院前排座位前面的地板上有两条细细的红线，给人以一种对抗和战斗的感觉。根据下议院的传统，辩论中任何议员都不允许越过界线，两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两支握着剑的手臂各自伸开后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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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日的辩论预示着会有相当大的对抗，议员们带着老维克剧院首场演出时观众的那种急切心情，坐了下来。那天天气闷热，但和往常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张伯伦丝毫没有让步。下午2点45分，首相穿着平时穿的黑色马甲、燕尾服、条纹裤和笔挺的高领白衬衫，从属于内阁的前排座位上站了起来，用他那刺耳的嗓音提议下议院休会到10月3日。在房间的另一侧，也就是几英尺[16]之外，瘦高的工党副领袖亚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站起来直面张伯伦。格林伍德当下明确表示，他和其他工党成员怀疑张伯伦有发动另一次慕尼黑事件[17]的想法。“1938年9月，下议院被重新集结，见证了一场火葬，”格林伍德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被剥夺了独立自主权。我相信，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公众会希望议会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警惕。”[18]说完，他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将下议院的夏季休会时间限制在3周以内。他宣布，应该在1939年8月21日前召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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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斯顿·丘吉尔起身并被认出来时，空气中充满了人们的期待，人们期待着他的辩词。丘吉尔没有让人失望。他耸着肩膀，头向前探着，谈到了德国军队在波兰边境上的镇压行动，也谈到了德国的武器和物资正稳步向东移动。“身处历史长河中的此时此刻，”他怒吼道，“如果下议院放弃自身有效且有力的因素……那将是灾难性的、可悲和可耻的……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让政府对下议院的议员们说：‘滚开，滚一边玩去吧。戴上你的防毒面具，不要担心公共事务。把它们留给有天赋、有经验的首相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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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支持格林伍德的修正案，麦克米伦和其他几位保守党人也是如此。（尽管不到一周前，安东尼·艾登言辞激烈，但他没有在此次辩论中发言。）就在张伯伦准备做出回应之前，他的老朋友利奥·埃默里（Leo Amery）呼吁首相在国家的紧急关头带头团结下议院和他身后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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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内维尔·张伯伦根本不想妥协。面对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张伯伦非常愤怒，对埃默里加入对方阵营同样感到愤怒。首相一向意志坚决、固执己见，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他被誉为和平的捍卫者后，越来越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或分歧。他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John Colville）在日记中写道：“他有一种奇怪的虚荣心和自尊心，这种虚荣心和自尊心萌生于慕尼黑，从那以后不断膨胀。”[20]这位和平的捍卫者清楚地表明，他个人如何看待这些对政府的攻击，又如何将这些攻击视作对自己难以容忍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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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站在那里，牙关紧闭，满脸通红。他从鼻子上取下夹鼻眼镜，一只胳膊搭在前面桌子上的发言箱上，眼睛盯着会议室对面的工党议员。然后他转过身去，面对党内的后座议员。他宣布，如果“你用投票来证明你不信任政府”[21]，他将把这种反对视为“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尤其是对首相的不信任投票”。房间里充满了惊讶的窃窃私语。张伯伦把这次投票看作对他信任与否的试金石，实际上是要求保守党议员们全部忠实于他，他发出了一条隐晦的命令，即不要进一步批评下议院休会提案。张伯伦尖锐地补充道，批评者们“非常需要一个假期……他们的论证能力需要在海边稍作恢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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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罗纳德·卡特兰坐在过道下方的第二条长凳上，离首相只有几码[23]远。卡特兰在议会任职还不到四年，代表伯明翰的一个选区——金斯诺顿（King’s Norton）选区，该选区毗邻张伯伦的选区。事实上，张伯伦家族在伯明翰强大的政党机器已经批准了卡特兰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并帮助他赢得了席位。但这并没有阻止卡特兰成为保守党中对首相的绥靖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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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起，卡特兰就想做议员。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会坐在托儿所的一张桌子旁，在纸上乱涂乱画，还会站到一个箱子上，给他的保姆和姐姐芭芭拉（Barbara）做竞选演讲。[24]有时卡特兰叫她们起哄，有时要求她们鼓掌。他是那种罕见的人物：一个年轻的政治家，既有鸿鹄之志，又有表达自己想法的决心。他“一点也没有那种下议院希望从寻求赞同的人那里看到的胆怯”[25]，卡特兰的一位保守党同僚说：“这是罗纳德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他从来没有寻求过任何人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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